作者：劉志勤
對於地方政府來講，應當盡快祛除不必要的“恐高症”，讓GDP回到合適地位，讓公眾更多體驗到改革的利益。
最近一段時間，正是各地政府密集召開兩會的時期。人們關注的熱點幾乎集中在地方政府如何確定2016年的經濟增長指標，也就是我們常常關注的GDP數字。
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各地政府似乎都患上了同一種“疾病”——GDP“恐高症”。具體地說就是有些地方政府有意無意地避免談高速發展，更忌諱談高GDP。地方政府普遍變得很低調，很低姿態，以往那種高談闊論，高舉GDP大旗治理經濟的模式已經很難看到。但是，這種低調、低態是否正常，是否真的符合地方發展實際，是否真正的表達社會和公眾意願值得引起關注。
據統計，大約有一半的省份降低了2016年的經濟指標，有的甚至降低了兩個百分點。這些改變對中國今年經濟指標的最終確認將起到制衡(而不是平衡)作用。我們不僅要關注這些地區制定經濟發展指標時的數據，更要關切這些數據背後存在的現實和問題。
“體力不支”，難以為繼
首先，有些地區在以往的高速發展當中，已經過度消耗了大量的資源，造成現有資源匱乏或嚴重不足。特別是以煤炭、水泥等為龍頭產品的省市，面臨著重新組合生產力，尋找新的發展熱點的巨大壓力。在GDP指標下降較大的地區，正是我們常說的產能失衡、庫存失序的“體能透支”省份。它們面臨的是如何“調產能，整庫存，激活力，創新機”的挑戰。只有平安度過這個險灘，這些地區將迎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我們一方面要冷靜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困難時尋找有利商機，鼓舞士氣。而鼓舞士氣最好的辦法就是充分分析和發掘潛在的有利條件，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應對暫時的困難。面對困難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消極等待，等待上級給予各種政策;另外一種則是絕不放棄一切可能的機會，提升和發展地區競爭力，加快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這樣，在條件成熟時即可以毫不遲疑地轉降為升。
南北有差，各有其因
我們看到一個有意思的比較：中國北方地區和南方地區的省市對2016年的經濟“熱情指數”相比似乎是“北高南低”，給人的感覺是，北部地區的指標在“盡力而為”，而南方則是“留有餘地”。例如天津的GDP確定為9%，北京由6.9%降為6.5%，而河北則由去年的6.8%提升為7%。由此可以確定京津冀地區在2016年將保持相對穩定。其實，在2015年，中國南方各省的經濟完成指數均高於北方地區。湖南、湖北的增速達到8.6%和8.9%。而江西則高達9.1%。全國范圍內除了新疆和西藏的增幅最為耀眼(分別高達11%和9.3%)之外，絕大多數省份的發展符合實地狀況。但是，在設計2016年的經濟指標時，各省不約而同地采取“向下看”的方式，則需要進行實事求是的態度規劃本地區的未來發展，因為這畢竟會影響波及未來三到五年的中長期發展能否穩定和持續。
東北三省的經濟發展對中國全局的影響至關重要，一度成為中央關注重點。東三省由原來的“優等生”退步為“後進生”，在經濟發展上拉了全國的後腿，去年三省的經濟指標不好看，人們期待東北三省能夠重振當年“老大哥”雄風，帶領全國的實體經濟穩定發展。令人欣慰的是，遼寧省在2016年的GDP指標定為6%，給嚴寒中的東北經濟送來一股溫和氣息。氣可鼓，不可泄。東三省壓力重重，卻前途光明。
“環境”“質量”，難成借口
有的地方在對待GDP問題上存在一些認識偏差，應當糾正。
例如，有人認為高GDP就一定不環保，一定不綠色。這種看法曾經左右了許多人的理念。所以，許多地方政府的工作報告中都把發展綠色經濟和環保經濟作為論述重點，也成為調低經濟增長預期的“綠色理由”。其實，把高GDP人為地和環保、綠色對立起來是形而上學，缺乏科學根據。我們只有把高GDP和諧地與環境結合起來，一定可以做到既有高速發展，又保證了環境人文，是個雙贏的發展模式。
其次，有的地方政府把速度和質量對立起來，誤認為只要速度高了，發展的質量就一定低了。其實，“高速必然低質”不是絕對的因果關系，而是取決於政策的制定和落實。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應當是時刻保持統一和穩定的協調關系。在過去的高速發展中，的確有不少地方片面強調了速度，而忽略了對發展內涵質量的把控，造成大量資源的浪費，造成土壤、空氣和食物諸方面的失調。
在如何協調速度與質量方面，中國已經學到更加科學的管理經驗，這一對矛盾是可以得到平衡解決的。
速度高低，巧用實力
中央十分強調“中高速發展”的新常態化，應當得到全面和正確的理解，但是有的地區可能把相關的政策解讀為“中低速”發展的趨勢，這就導致有的地方在經濟指標制定過程中“就低不就高”或“寧低勿高”的傾向。這樣做雖然避免了可能出現的風險，但也可能產生壓抑市場自身能動性和積極性的危險。這種危險在以往的年代曾經發生過，並給經濟恢複造成較長時間的“還魂期”。因為，市場的自身能動性和積極性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靈魂力量”，我們必須注意保護和發揚。
中國目前正處於結構調整期，這個期間的任何波動都會對經濟整體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有的產業如鋼鐵、水泥、氧化鋁等處於“死機”狀態，期望未來能夠“起死還生”;還有的產業如紡織、成衣生產等正處於“待機”半死不活狀態，都在力爭避免“死機”以求獲得“重新啟動”的機會。各地政府在制定新的經濟發展規劃時，必須給那些正處於“待機”或“死機”狀態的產業“給養補充”的機會，保存適當“體能”以便在機會來到時能夠迅速恢複“產能”，完成結構轉型的需要。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適當保存“適度產能”以應對突發需求，涉及國家的戰略安全大局，是十分必要的考慮。
外部內部，因素互補
現在國際國內談到當前經濟形勢時，幾乎都使用一個共同語言：“外部因素”。歐美國家談到他們的經濟複蘇困難時總說是“受到了外部市場疲軟的影響”。他們所說的“外部因素”是指“中國因素”。而我們在談到本國經濟面臨困難時也同樣使用“外部因素”這個表述，當然我們是指西方國家市場需求下降造成的沖擊。看來，中國和國際市場互為“外部因素”已經是無法避免的現實，兩者都是“繩子上的螞蚱”。那么再強調“外部原因”為低GDP的理由顯然已經沒有說服力。我們需要認真做的事情就是集中精力解決內部因素問題，在完善需求同時改善供給，把發展的主動權抓到自己手裏，我們就能夠有效阻止經濟進一步下行，讓經濟盡快穩定，積蓄力量，實現中國的兩個夢想。
所以中國要想取得經濟穩定健康的發展，就必須正確解決“發展與環境，發展與質量，外部與內部”這三個矛盾，解放思想，釋放生產力，激活創造性。否則我們自己會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而不能大膽地挖掘發展潛力，甚至失去發展的寶貴時機。
在分析長江三角區的地方發展指標時，我們會觀察到這些地區在2016年的經濟規劃中是留有餘地的。這除了表明這些地區政府的精明之外，也證明他們對未來的經濟走向存有疑慮和擔心，所以他們的計劃明顯保存實力，留作備用。而上海依然像一個“個別生”一樣堅持不公布具體的GDP發展指標。其實，這種做法並不屬於“創新”，而是一個“自信心”的問題。上海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的作用十分巨大，無可替代。上海的創新能力，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加強之中。上海應當給國人以充足的信心和正能量，幫助全國的經濟穩定起到壓艙石的作用。
創新挖潛，前途無限
在許多地區，在多數領域，保持一定的“高速”發展潛力和動力確實存在，問題在於我們如何保護和發掘它們的發效機率。
根據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已經有10個省市的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廣東、江蘇和山東的總產值已經突破六萬億元大關。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雖然遇到下行困難，但是基礎動力依舊穩定，證明中國要保持的“中高速發展”不是不可能實現的標准。我們應當辯證、科學地處理好“發展與速度”的關系，做好工作，實現經濟降速，生活上升;產值下降，收入增加;企業轉型，就業不減。這些都是可以實現的目標。
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和降速的困境，但是這些都是暫時現象，從長遠看是可以通過結構調整得到逐步緩解和改善。中國經濟不怕降速，就怕失速。片面和不科學地調低GDP指數未必是個安全可靠的做法，相反會導致多重關系失衡。因為只有當經濟發展要素發生扭曲和變形之後，就可能出現“失速”的危險。目前支撐中國穩定的核心力量是中國的“消費信心指數”不降反升，達到48%，整整提高了兩個百分點。這充分表明中國的經濟基本盤是樂觀的，人們對於經濟發展的未來是有信心的。
因此，對於地方政府來講，應當盡快祛除不必要的“恐高症”，讓GDP回到合適地位，讓公眾更多體驗到改革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