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庫”孵化器或將成為倒閉浪潮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
創業圈的一個知名段子是：孵化器太多，創業者都不夠用了。但另一個現實是，創業者需要的是一對一的幫助，而大部分孵化器無法提供。
記者 施展萍 實習生 莊楠楠
事情是從一條朋友圈開始的：“‘地庫’創立4個月，燒了100多萬元，現在淪于只能等待外人來結束‘地庫’的生命……”像是推動了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關于孵化器倒閉潮是否就此拉開序幕、創業泡沫是否開始破裂的討論一下子涌了出來。發出這條朋友圈的人、身處事件中心的楊炳龍顯然沒有料到事情會演化成現在這樣，他深感困擾，并婉拒了記者的采訪。
那些有關“寒冬”的論調更多來自于行外人士的好奇與猜測，但即便身處孵化器中的從業者及創業者，對此也抱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孵化器的洗牌階段已經開始；也有人認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市場規律使然——潮水退卻之時，尷尬的是那些裸泳者，但潮水是否退了，下定論還為時尚早。
孵化器倒閉潮真的來了？
李姣姣入駐的孵化器位于南山區海岸城附近的一個地下車庫里，距離被譽為“東方硅谷”的深圳灣軟件產業基地不到2公里。去年11月，她從龍崗的一家孵化器搬到這里，理由是那家孵化器實在是太遠了，盡管因為地段優勢，它能免費提供比大多數孵化器寬敞舒適得多的辦公場地，但這對于初創團隊而言，顯然不是最重要的。
李姣姣正在做的是一個名為“脫脫單身”的單身男女旅游社交APP。龍崗那家孵化器中一位單身的投資經理看中這個項目，邀請她入駐，向她提供免費的辦公場地及包括對商業模式給予方向性指導、向投資人推薦該項目等在內的其他服務，合同期間，若項目以該孵化器為中介獲得投資，則孵化器可抽取4個點的股份。
遠在龍崗的創業是一場遠離創業核心區的漫長拉鋸戰，察覺到因區位因素導致項目進展緩慢后，在合同期結束前，李姣姣就帶著團隊“跳出來”，租下目前這家孵化器的4個工位。
不過，在新的孵化器中，雙方的合作關系僅止于工位租賃。這顯然無法滿足李姣姣在一次次選擇中對孵化器建立起的越來越清晰的需求：初創者的共性是茫然，“單純想做這件事情是遠遠不夠的，要考慮市場的競爭環境、你的對手、運營模式……很多東西要去摸索”，她需要一位對行業有足夠了解的創業導師，以縮短她盲目摸索的時間；她還希望，孵化器背后有雄厚的投資機構做支撐，能給予項目資金支持，否則，種子期團隊的生死存亡就成了問題。
錢與資源往往是初創團隊最迫切的需求。但這些，她目前都沒能從孵化器中獲得。李姣姣表達的困惑只是深圳無數創業者中的一些側面，但也足夠典型。
創業圈的一個知名段子是：孵化器太多，創業者都不夠用了。但另一個現實是，創業者需要的是一對一的幫助，而大部分孵化器無法提供。
倒下的“地庫”或可以作為這一狀況的注解。它的失敗被歸因為入駐項目少、競爭壓力大、資源有限等。部分人傾向于將它講述成一個悲情的創業失敗的故事，并以此斷定整個孵化器倒閉潮的開始。
但“這顯然是個體事件，是因為它第一步就沒想通”，微漾國際創客空間總經理趙子成舉了個例子，地庫的倒閉就像一家餐廳的倒閉，不能以此否定整個餐飲業。
打造“核心人物”還是搭建模式
倒下的“飯店”有其共性：定位不清晰，在建立之初未搭建起可持續運營的模式。創新谷CEO蕭旭分析，去年年初，在“雙創”的號召下，出現許多匆忙上馬的孵化器，這些孵化器通常是以二房東的身份出現的，或希望以免費提供辦公場地的方式置換創業團隊的部分股權。但前者的問題還是那個段子——“孵化器太多，創業者都不夠用了”，除非擁有核心競爭力吸引創業團隊，否則，入駐項目少，房租數月虧損，加上運營團隊所產生的費用，很快出現頹勢；后者則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項目成長有其周期，即便掌握在孵化器手中的那部分股權將來確如預料中那樣增值，但往往在股權變現之前，現金流就斷了。
當然，“二房東”的模式并非不可行。有一類孵化器是從傳統的、動輒上萬平方米的工業園區轉化過來的。這類孵化器的運營狀況還不錯，原因在于，這些孵化器老板早在數年前就將場地租下，簽訂了15至20年的長期合同，租金便宜，面積大，而轉手租出去的房租一路看漲。
一位此類孵化器的老板曾告訴蕭旭，自己每天早上一醒來“就聽到天花板掉錢的聲音”。但面對日益變化的外部環境，這類孵化器也在重新思考定位，那位老板就曾向蕭旭探聽，是否有可能將創新谷的模式結合進去，讓眼下的商業模式得到進一步升級。
前海厚德創業孵化器創始股東陳立文沒料到，孵化器倒閉的苗頭會來得那么快，去年年末，他曾與幾位同行聊起上述問題，較為一致地認為，今年一定會有部分孵化器被吞并或關閉，但比例不會超過一半。因為去年突然出現的數千家孵化器絕大多數是在政府支持下做起來的，有政府的資金支持，足以維系；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市場化的孵化器，若無法與為數眾多的孵化器競爭，搶到好項目，以吸引投資，項目就會困死在孵化器里。
當然，即便拿到一手好牌，也未必能打好。“運營團隊缺乏真正創新的能力，這才是根本的問題，完全沒有能力給項目提供好的支持和服務”，陳立文所說的“運營團隊”指的是孵化器中的核心人物，“大家都說YC和TechStars做得比較好，實際上他們所說的是其運營團隊里面那一批特別厲害的人，那些做創業、做投資人、做輔導的人”，當他向深圳的一些孵化器打聽其運營團隊的情況時，卻發現，除一兩位核心人物外，對方所介紹的，不過是一些日常運營人員，“真正的核心人物是沒有的，那些沒有經驗的小朋友只能幫你改改PPT的錯別字，并沒有本質的改變”。
蕭旭指出，即便沒有專業人士，若能成為一個優秀的組織者也不錯。硅谷PlugandPlay的老板SaeedAmidi就不是互聯網行業的專業人士，但他會在每個季度的路演活動時，將專業人士邀請到現場當評委，但凡見到投資人投資某個項目，他就跟進，“這就說明一個問題，其實孵化器的創始人并非一定是頂尖的武林高手。如果你能夠把模式、準則設置好也是不錯的。”
倒閉潮隱憂背后的蝴蝶效應
將“地庫”的關閉視為孵化器倒閉潮開始的人擔心的是它的連鎖反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創業者向深晚記者表達了他的擔憂，資本向地產流動，導致地產不像以前那么難賣，從而降低了房地產商打孵化器牌的興趣，一些過去以此為幌子的地產項目可能會改變營銷方向與策略。由于相應的地產退出，蝴蝶效應會出現。他最大的擔心是，下半年，資本可能會非常謹慎，也就造成了創業的成功率更低。
該創業者的擔心不無道理，資本確實會更謹慎。
孵化器孵化的是種子期項目，而在整個投資領域中，專注于種子期投資的天使輪對專業性要求最高。中后期項目團隊成型，且有財務報表，只需運用一些方法論和估值模型即可計算出項目估值，但天使輪投資則沒有任何方法論可循，“大家認為天使投資很好賺錢，其實這是市場不成熟的表現”，蕭旭分析，各路資金進入天使輪投資，造成創業者不夠用，稍微好點的項目，奇貨可居，估值就上去了。
去年下半年，投資熱潮有所回收。在蕭旭看來，這很正常，“真正沒有穿褲衩的人，潮退了很尷尬是吧？但對于那些好的選手是沒有問題的，他們照樣會受到資本的青睞。”蕭旭舉了個例子，在去年“資本寒冬”之際，1998年出生的王凱歆的“神奇百貨”拿到了經緯中國和真格基金兩家機構的投資，她的案例或許是個例，但蕭旭認為，市場經濟本就如此，“搞點泡沫、擠去泡沫，再有泡沫。要有點投機行為，市場才比較活躍。”
資本本就是逐利的，對于這過程中的起起伏伏，以及眼下人們的熱議，專業孵化機構看得很淡。趙子成態度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類似“寒冬”這類說法的反感，認為這不過是一些沒想明白的人的危言聳聽，“即便冬天來，也有很多過冬的方法，老鼠和松鼠都有各自過冬的方法”。他與蕭旭一樣，認為真正會被凍死的是那些“裸奔的人”。
在他看來，孵化器這種組織形式代表的是新興產業的生產方式，大量資本正往里聚合，一切才剛剛開始，遠未飽和，更不至于崩盤，至于那些被關閉的孵化器，不過是市場淘汰的結果。
在微漾與創新谷咖啡所在的軟件產業基地里，每天都有新的變化上演——有新公司誕生，也有項目默不作聲地宣告失敗；種子期、A輪、B輪、上市、并購……這些詞語變得越來越常見。而即便“孵化器”當下正接受輿論熱議，構建孵化器卻成為投資機構與基金介入前端的重要方式，二者的優勢在于足夠充足的預算和大量優秀的投資經理，“這些（孵化器）都沒問題”，蕭旭說，最怕的是那些跟風、湊熱鬧的人，好在他們的去與留，除了耽誤了創業者的進程外，“對于市場本身并沒有什么影響”。
信心還來自于深圳的創業生態系統。趙子成認為，孵化器的發展建立在商業地產的基礎之上，而一個樸素的事實是“深圳現在的寫字樓都沒有空的”，且深圳本是依靠互聯網、金融等新興行業起家的城市，沒有傳統實業的積重難返，行業性質決定了孵化器這種組織形式的必要性，趙子成的結論是，在深圳，孵化器再翻兩三番都不嫌多。
如何恰如其分地幫到創業者
應該被討論的問題似乎是，創業者究竟需要什么樣的孵化器？或者說，哪些類型的孵化器不至于在潮水退卻時“裸奔”。
如李姣姣遇到的問題，“聲活”的創始人邱浩海也遇到過。“聲活”是一個聽障群體垂直社交分享平臺，在進入草根天使會旗下的早期創業項目孵化平臺“種子期”前，他們前后換過兩家孵化器，最后選擇“種子期”：一是被它位于軟件產業基地的區位吸引，在邱浩海的描述中，這里是個“吃個飯都可以遇到大咖”的地方；二則，“種子期”營造了一種良好的合作氛圍——對內，團隊之間是充分交流互補的；對外，創始人陳維偉是出了名的跨界達人，能夠對接到團隊所需的各種資源。重要的是，“聲活”的商業模式在這里得到了升級，由原先的公益玩偶升級為社交APP。
與“聲活”同在“種子期”的“同行者”創業者戶外社交聯盟的CEO馮廣威同樣看重陳維偉整合跨界資源的能力，“他有極強的意識和資源，在草根天使會過去的幾年中，他一直很有格局地在做這種架構和付出，表面上看，草根天使會是一個松散的組織，但它背后用一種方式將所有資源連接了起來。”
“同行者”是“種子期”投資的第一個項目，3個月后，在“種子期”的幫助下，他們順利拿到了第二輪資金，對方在了解該項目后，隔天就將300萬元現金打到他們賬上。
一個共識是，孵化器的核心價值越來越集中在軟服務上。但如何恰如其分地幫到創業者是一件微妙的事。蕭旭發現，很多投資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創業者需要什么，但在他看來，創業者對于所做產品的理解和洞察往往比他們更深刻。創新谷的明星項目“超級課程表”的CEO余佳文常常和他開玩笑：“你們這些大叔就不要輔導我去做產品了。”
“因為他更理解大學生的產品，現在的大學生語言是什么樣的？習慣是什么樣的？我們都畢業二三十年了肯定不如他們清楚，在這方面加以輔導肯定是個誤區。”蕭旭說。
余佳文被蕭旭視為“天才型”的創業者，即便去年有關余佳文的質疑聲不斷，蕭旭問起他時，他的態度也不過是：“我眼睛只盯著我的用戶，那些罵我的大叔根本就不是我的用戶，我不在意。”
“我們知道他想干什么，本質上，他想不花錢做推廣，而且也達到目的了”，蕭旭笑了笑，說“這就叫‘耍無賴’，他非常非常聰明。”
從獨角獸到生態圈
以余佳文為代表的創業者們所需要的，正是蕭旭這些“大叔們”多年摸爬滾打累積下的投資能力及行業資源，創新谷給余佳文投資，并介紹周鴻祎——這位號稱中國最好的產品經理做他的創業導師，“這種是他本身所無法搞定的行業需求，也是我們所傳遞的價值。”而這部分被提升的價值，正是孵化器得以從中分享股權的根本、讓孵化器穩健運營下去的關鍵。
“但是很多投資人根本就沒有想過這些問題”，蕭旭聽過太多投資人口中的“正確的廢話”，比如，一位休學創業者往往會在投資人面前得到這樣的“忠告”：你先讀完書，然后到BAT歷練，再創業也不遲。
他反感這些論調，認為投資人也是需要想象力的，太中規中矩的人也不太能夠投到好項目。
同樣意識到投資人也是需要培訓的是陳立文。他的另一重身份是紫荊厚德商學院的執行院長，這家學院正在針對國際化的雙創生態系統培養實戰型的天使投資人。陳立文認為，去年泡沫產生的一大原因是，一批有錢但不太懂投資的人進入市場，將泡沫攪了起來，“現在最核心的就是想辦法培養一批有一定實力的投資人，最好本身是個企業家。”這樣的投資人有創業經驗，可以成為創業導師；同時有行業資源，可提供給創業者。在他看來，將這樣一批同時具備投資能力、行業資源和企業運營經驗的人發動起來做投資，才是能夠將雙創持續下去的根本。
人們達成的另一個共識是，加強合作不僅是孵化器內部項目之間的需求，也是孵化器與孵化器之間的需求。馮廣威除了“同行者”CEO的身份外，還是武漢一家國家級孵化器的股東。這也是他到深圳創業時，迅速為自己選擇入駐孵化器的原因，“未來的商業形態肯定是需要一個生態來支撐的，企業之間要抱團，打單獨斗是不行的。”
道理同樣適用于孵化器與孵化器之間。在這個生態圈內，有不少孵化器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獨角獸，但“每個機構哪一部分弱、哪一部分強都很清楚，這里面合作的模式很多”，蕭旭認為，在一個加強融合的生態圈中，每一家孵化器都能夠找到各自對應角色的位置，并共享資源，從而更好地為創業者服務。
歸根到底，所有人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創業者。趙子成有一個比喻，互聯網經濟是量子力學，創業者創業，就如人走進了亞馬遜叢林，不知未來在哪，當你由A點向B點進發時，最終可能會到達F點。孵化器為創業者提供的生態圈就是這樣，盡管養活苗子比養活現成的大樹風險高，但當你沒有財務報表或商業模式以清晰地窺見它的未來樣式時，正是它的妙處所在，它會在你構建的生態中自生自長，長成大樹，然后不斷冒出新的枝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