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特派评论员曲直

　　医改已经是「两会」的常青树话题了。今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不出意外地收到了关於医院号贩子的问题，「我要感谢那位姑娘，一声吼，推动了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她认为，号贩子问题深层次还是医疗的结构性矛盾，要会同公安部门一起整治。李斌的回答，对「两会」记者乃至病患，显然都是不「解渴」的。

　　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一点，号贩子问题的本质是什麽，拷问着谁的良心。

　　李斌提到的那位姑娘，在北京某医院排了一天队，没挂到一个标价300元的专家号，黄牛手里有号，要卖4500。姑娘气愤之极，声泪俱下地控诉，怒骂号贩子。号贩子当然让人深恶痛绝，但是，如果将医院专家号看作一种需求供给，那些优质供给在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巨大的投机空间，在没有对投机的有效控制下，极易被高度商品化。客观来说，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一个笑话说，一位绝症病人去看某专家，该专家的号竟然已经排到了10年后，病人徒叹：「10年后，不是我死了就是专家死了。」这种情况下，病人与号贩子的交易，不但让病人感觉不到号贩子的罪恶，恐怕还会感激涕零。经济学就是这麽冷血。其实，何止知名专家一号难求，笔者曾经好不容易挂上了一个专家号，需要做一项检查，竟然也需要等到两个月后，无奈只得从号贩子手中以2000元购得「检查号」。

　　一个专家号竟然排10年

　　对此，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没少出谋划策。有一些亟需落实的建议，比如挂号、诊疗全系统实名制，推进互联网医疗、完善分级诊疗体系等。提议够狠的是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委员建议将「号贩子」入刑。得到更多骂声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提出，提高挂号费、住院费、床位费、手术费，降低检查、药品、材料费等，「自然就挡住了一部分人」凡病必到大医院看专家。

　　一遇到问题就收费、提高价格门槛，都快成了治理社会问题的中国特色了。问题是，目前有的专家号已经300元、800元了，就算倍增到2000元，恐怕也只能导致号贩子价格的水涨船高，4500元有人买，6500元就没人买了？是的，价格可以解决这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把专家号提高到1万元一个，住院费提到五星级宾馆价格，号贩子确实可以「死绝」，但老百姓却只能在家里等死了。这种对经济学原理的粗暴运用，恐怕只能造成更高的「看病贵」，以及更多穷人的「看病难」。

　　市场难解医疗公共服务困局

　　多年前，一位卫生部长就曾对医改的市场化思维振聋发聩地说，「我不仅是卫生部的部长，我还是13亿人民的卫生部部长！」可以坚信，通过价格来治理号贩子或者小病大医、崇尚名医名院，不可能成为政府的政策选项，更不可能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范围，协同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药品流通等改革」的内涵。「健康是幸福之基」，李克强的话让人感到温暖。由此，人们应该明白，号贩子问题所折射的，不简单是医疗程序等技术性问题，也不是简单与互联网融合的问题，而是供给侧改革问题，是锺南山所说的「公立医院的核心是解决它的租赁性，解决它的公益性」。说白了，通过供给侧改革，要让公立医院守住精诚医德和良心底线。只有在这个底线下，挂号诊疗实名制、分级诊疗等，方能纲张目举地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医疗服务是供给侧的一种特殊知识产品，诊断、检查、开药、手术，构成了这个产品的基本要素，在供需两端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病人可以选择医生，却很难选择医生的产品提供，医生的腐败空间也就天然存在，更别说再加上医院的创收考核。这是医疗供给侧的核心问题。对此，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短短400字就给出了解决方案，其中有一项「建立健全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让医生不再为创收发愁，并通过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的制度设计杜绝其腐败空间。我们所希望的是，如果为医生加工资，希望不是让老百姓用挂号费来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