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月，受《莱比锡报》的委托，尤利乌斯·迪特马从德国出发，打算作一次横跨两洋和欧亚大陆的环球旅行。就在这一年的深秋时分,他们一行人从鸭绿江朝鲜一侧进入中国，先后游历了北方的盛京（沈阳）、天津、北京、青岛和南方的上海、香港和广州。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会的真实状况给这位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巨大变革的边缘，皇室及其官员的乱政已经达到了不可忍受的顶点。”与迪特马同行的还有一位德国小姐法尔克、俄国间谍Z先生、一位英国人摩尔女士，还有一位美国人利维斯。他们当中既有帝国主义者，也有和平主义者，既有对中国充满好奇，急于想了解这个东方国家的人，也有对中国十分熟知，并且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这些持各自不同立场的西方人就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展开的、时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讨论，都被记录在迪特马的旅行记《在新中国》一书当中。自1911年春天开始，这部游记首先在《莱比锡报》连载，后来被辑入位于科隆的“沙夫斯泰因出版社”的“绿皮小丛书”中正式出版。作为当时欧洲人对晚期中华帝国的直接观感，这本有关中国帝制末期的小书在欧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弗兰兹·卡夫卡是“绿皮小丛书”的忠实读者，对中国古代思想、诗歌和玄怪小说情有独钟的他自然不会错过这本在当时欧洲还算少有的描绘中国现状的旅行记。尽管人们在其死后留下的藏书中没有能够发现它的影子，但其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的创作灵感显然来自于迪特马游记中有关山海关长城的文字及其照片。《在新中国》不仅为卡夫卡的长城故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叙述框架，而且还奠定了整个小说的基本情调。《中国长城修建时》是一篇用“铅笔草草写成”的残稿，它看起来模糊、混乱，勾勾划划之处比比皆是。面对“分段修建”长城的方式和“最高领导”的意图，小说叙述者“我”表现出了无比的困惑，继而对僵卧病榻的皇帝始终无法通过自己派出的信使向帝国偏僻角落的臣民传达一道口谕的现象颇为不解，小说的结尾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到更加匪夷所思的场景：就在长城始建30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的水手突然驾船来到小村庄，向“我”的父亲传递了长城修建的消息，当后者对此摇头一再表示不与置信之时，水手就跳上帆船匆匆离去。我们知道，无论是叙述者“我”，还是结尾处突然出现的“水手”，二者身上都有卡夫卡的身影，作家在此化身为一位学者——“我”是建筑师和“比较民族史”的研究者——和一位战士，这一双重身份将我们引入了重建中华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具体历史语境当中。须知，1905-1911年间，大清帝国和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四大多民族帝国几乎同时面临着多重的危机：宪政危机、边疆危机等等。这些帝国因无力应对上述危机，遂在1917-1923年间相继走向解体，在崩溃和濒临崩溃的帝国边疆出现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
1916年末，第一次大战接近尾声，德奥同盟在东西两线的不利战局造成了奥匈帝国深刻的统治危机。物资的严重短缺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厌战情绪，战前已经凸显的民族冲突日趋激化，要求尽快结束战争和民族独立的各派政治力量暗潮涌动。11月22日，弗兰兹·约瑟夫皇帝的去世使1867年建立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二元体制失去了唯一的维系力量。迫于帝国濒临瓦解的局面，刚刚登基的新皇帝卡尔一世在1917年3月12日宣布重新召开因日耳曼族裔和捷克族裔的政治纷争而中断了三年之久的帝国议会。三天之后（3月15日）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加速了重新修改宪法的进程。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帝国议会于5月30日重新召开，与会的各派政治力量纷纷要求将“哈布斯堡-洛林王国转变成一个建立在民族自觉权之上，由多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联邦国家”。即便如此，包括以推翻帝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极端势力在新的国会中也没有市场。捷克民族主义者主张的“历史法权”没有成为会议的议题，捷克代表团的领导者在会上依然坚持宣誓效忠于哈布斯堡国家，同时要求按照联邦制的路线重组帝国。由此看来，虽然皇帝已死，但在约瑟夫统治之下，奥匈帝国在经济繁荣时期所积蓄下的国家意识却没有迅速消散，至少在国会重开之际，以联邦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底色的“大奥地利”帝国观念依然占据了公共舆论的主流。
就在这时，维也纳的一位名为弗里茨·兰普尔的作家致信卡夫卡，邀请他加入由一些艺术家共同发起的奥地利爱国主义组织——“艺术厅”。同年3月8日，卡夫卡在回信中这样说道：“我显然搞不清楚，一个在精神上无论以什么方式完成统一的大奥地利是何种面目，当然，我想自己也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精神意义上的国家，在这样的决断面前，我因感到害怕而退缩了。然而，这不会给您的组织带来任何损失，恰恰相反。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融入其中，我个人的见识浅陋，也不具备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力。我的参与不久就会给您带来麻烦。”4天之后，卡尔一世便宣布不久将重开国会。在此期间，至少是在3月29日之前，卡夫卡写下了《中国长城修建时》，两个月之后，国会正式召开，作家所关心的奥地利重建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
重建“大奥地利”所面临的障碍首先来自于在奥地利国家有着悠久历史的自治传统，这一独特的政治制度自1849年革命之后形成之后一直延续到1918年。长期以来，奥地利帝国的政府与民间自治机构之间组成了一种相当复杂的双重行政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卡夫卡的《城堡》中窥见一斑。1900年代，民族自治思想在奥地利成为主流的政治话语。毋庸置疑，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民族自治制度曾经激发了新的奥地利民族意识，然而到了帝国末期这一制度发展到了臣民们不再以家乡而是以各自所属的集体身份——族群归属——来加以区分的地步。史学家施杜尔茨认为，自1867年至1918年之间，奥匈帝国的政治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族群化”时期。民族自治导致的民族隔离日趋严重，各民族之间充满了怨恨和敌意。具体来说，日耳曼族裔和捷克族裔就国家政治生活中应当使用何种民族语言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已经将卡夫卡所生活的波西米亚王国首府布拉格分裂成两个阵营：“人们可以说，把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分离开来的东西是‘一道玻璃墙’”，“帝国的其它地方也是如此。”在奥匈帝国的晚期，从两个属国之间到普通的民众之间，正在用语言和族群的篱笆筑起一道道的围墙，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恰恰是“良好的意图”所带来的“邪恶的后果”。如此冷漠、封闭、充满敌意的奥匈帝国国民，与迪特马于《在新中国》中所记录的美国人摩尔女士眼中的那些“躲在重重围墙之后”的晚清中国人有何不同？隐藏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分段修建”与“民族自治”背后是试图平息族群和语言纷争的帝国治理技术，它所体现的正是“我们”——普通民众——的本性。“在对最高领导所做安排的解读当中，我们认识了自己，假如没有领导，我们从学校里得来的那点儿知识和理解力，连我们在一个巨大的整体之中承担的小小职责也无法完成”，卡夫卡借《中国长城修建时》的叙述者之口说，维持帝国境内各个族群间的妥协或平衡，勿使其中的任何一支像春天的潮水般泛滥成灾，这是帝国治理技术的秘密。生活在中国长城修建时的这位叙述者，不仅对王朝的过去不感兴趣，对遥远的北方民族、对帝国发动的边境战争都置若罔闻，仅仅因为语言和族群的不同，他和他的族群甚至连邻省爆发的叛乱也表现出厌恶的态度。
另一重障碍则来自于皇帝与其臣民之间的阻隔。长城故事中的那位皇帝无法将口谕传达到生活在帝国一隅的现象便是这种君臣阻隔的明确象征。在参观了北京的故宫之后，迪特马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天子生活在神圣的闭塞当中，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他是最受尊重的人。就像一个被关进金笼子的囚犯一样，我想起了一个修饰语‘孤独的男人’，实际上这只是他的诸多名头之一。正在强有力地叩击中国大门的新时代，难道不会连这种光荣的苦难一同扫尽吗？”那位俄国间谍补充道：“人们把他们的皇帝命名为天子，普通的中国人不敢奢望见他一面，甚至不能抬眼看他。当皇帝出行时，街道必然被封闭起来，全部门窗都必须关上，以至于普遍民众中没有人看到过他。”与深处隔绝状态的光绪和宣统皇帝一样，晚年的约瑟夫沉浸于失去亲人、政治暗杀和对战局的悲观情绪，陷入了一种老年人的孤独之中。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能留在美泉宫听取官员们的汇报，埋头处理文件，维也纳的百姓对他更是难得一见。“他和外部世界之间隔着某种雾霭，某种极大的疲惫”，公主玛丽亚·瓦莱里甚至这样说道。于是，围绕皇帝周围形成了一个神话，有关他已经驾崩的消息不胫而走。
如何克服上述的双重障碍，重建一个在“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国家”？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中，卡夫卡借叙述者之口说道：中华帝国的崩溃一方面主要源于帝国政府无力将帝制扎根于甚至是最为遥远的边民心中；另一方面则源于人民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信仰力，将帝制由在北京那里表现出的沉沦中拯救出来，将其全部的生命力和现实性引入到普通人的心目当中，但卡夫卡又马上说道，这一弱点恰恰是“我们的生存根基”。循着自然主义的路径，像活跃在当时的政论家和法学家赫尔曼·巴尔认为奥地利的未来在众多的自治社区一样，卡夫卡认为中华帝国的未来在乡土和村落，新的国家必须建立在乡村中自然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生活形式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反对将族裔的问题人为地加以政治化。至于帝王本人，卡夫卡再次借故事的叙述者之口说道：“然而，活着的皇帝却跟我们一样，与我们一样地坐在他的龙床之上，这张床大小看似合适，实则相对逼促和狭窄。”奥匈帝国的皇帝们出自哈布斯堡家族，后者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天主教的圣体学说之上，通过虚构其王朝缔造者鲁道夫一世因曾经施助于一位牧师而被上帝赋予统治世界之权力的方式，使出于这一家族的神圣罗马皇帝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我们看到，在长城故事中，卡夫卡在刻意剥去披在皇帝身上的这层神圣的外衣，即在为帝王去圣化。在卡夫卡看来，只有顺应人民的自然习性，去除帝王的神圣性才能在没有皇帝的奥匈帝国重建一个统一的“大奥地利”国家。
为此，他情愿作一位传递讯息的“水手”和捍卫帝国不受异教徒侵犯的战士，在一番激烈的言辞未能起到召唤民众的效果之后，便“扑腾跳上帆船”走向了“圣战”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