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朱萍 北京報道

 

　　3月14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就藥價虛高及虛低問題，從醫療機構主動調價、醫保控費、生產經營監管及流通秩序等多個方向提出解決建議；此前，3月8日，國家衛生和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衛計委）主任李斌表示正在進行5個藥品價格談判，且降幅能達到50%以上，但隨后有消息爆出，上述衛計委談判中醫保環節出現分歧。

 

　　在中國藥科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國家藥物政策與醫藥產業經濟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博士生導師邵蓉看來，這實質是各大部委都在為藥價喊話，但藥品價格涉及多部委及多個主體之間的博弈。邵蓉說：“現在發改委在說招標的事情，衛計委在說醫保支付的事情，這都并非各自職責范圍內之事。發改委提到的招標及公立醫院歸屬衛計委管轄，而衛計委與藥企的價格談判最終是需要由人社部的醫保支付決定。”

 

　　藥品作為特殊的商品，包括定價在內涉及多個部門。據了解，藥品出廠價格歸屬物價局管轄，進入醫療機構的藥品招標屬于衛計委主管、在藥品支付中涉及醫保的屬于人社部主管；藥品生產及質量管理屬于食藥監部門監管范疇；流通領域屬于商務部主管；藥品價格監管問題屬于發改委主管、部分還涉及工商總局。

 

　　目前醫療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區，需要各方協調聯動。在2016年兩會期間，“協調推進醫療、醫保、醫藥聯動改革”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清華大學醫療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曹健認為，醫改依靠單項的改革，根本無法觸動核心領域的改革。

 

　　北京鼎臣醫藥管理咨詢中心史立臣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目前醫改現狀猶如“九龍治水”，尤其在藥價方面，“現在各部委并沒有進行聯動，而是各自為戰。希望有個部門進行總的統籌，各部委再各司其職相互協調。”

 

 

　　3月14日的發布會上，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指出，藥品定價放開之后，存在少數藥品價格不合理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價格虛低和虛高并存。

 

　　為解決上述問題，趙辰昕提出了5個方向，如破除以藥補醫，建立醫療機構成本自我約束機制；發揮醫保控費作用，引導市場價格合理形成；改革招標采購機制，調動醫療機構主動降低價格的積極性；加強藥品生產經營監管，整頓生產流通秩序；強化價格行為監管，維護市場價格秩序。

 

　　對于上述幾個方向，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僅發改委自己無法解決，因為上述問題涉及到多個部門，并不在發改委職權范圍之內。

 

　　史立臣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上述關于醫療機構自我約束機制、招標采購機制方面，這屬于衛計委主管；醫保控費則是由人社部支付方面決定；藥品生產經營監管則屬于藥監局負責；流通秩序方面則是由商務部主管。

 

　　包括邵蓉、史立臣等在內的業內人士均認為，藥品定價放開后，發改委主要職能是價格行為監督，即對價格的橫向、縱向壟斷進行嚴格監管。

 

　　所謂“橫向壟斷”，即幾個相關的廠家對同一個產品制定統一的價格聯盟進行“價格串通”。“縱向壟斷”則是目前業界追捧的“控銷”模式，核心之一是對價格的管控，以保證從廠家到商業再到終端每個環節的利潤分配。

 

　　而在發改委喊話前，3月8日，衛計委主任李斌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衛計委考慮將價格較貴的進口藥、專利藥納入藥品報銷目錄，并且透露正在進行5個藥品價格談判，且降幅能達到50%以上，藥品包括涉及到癌癥及其他方面的重大疾病治療藥物。

 

　　但3月11日有消息傳出，上述衛計委談判中醫保環節出現分歧。

 

　　正在跟進上述藥品價格談判項目的邵蓉教授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指出，是否能夠納入醫保將直接決定了此次談判的效果。

 

　　“目前衛計委與醫保部分并未進行銜接。藥品價格談判聯席會議與企業談判的籌碼無外乎市場份額、采購數量、醫保支付、藥品研發、注冊審批、強制許可、藥占比等。但醫保無疑是最重的一個，進入基本醫保才能真正有效占有穩定市場，否則以市場換價格就會落空。”邵蓉表示。

 

　　變異的招標體制

 

　　發改委上述五大舉措中最引人注意的則是關于改革招標采購機制中提到“要允許公立醫院單獨或組團采購，建立醫院與生產企業直接交易的互聯網平臺，并按照招采合一、量價掛鉤等原則開展采購工作，簽訂采購合同并嚴格執行”。

 

　　邵蓉認為此說意在鼓勵以公立醫院等醫療機構為主體自主藥品采購。“目前招標是以衛計委為主體，而并非直接用藥的醫療機構。在全省招標后，再次以量來進行二次議價實際是不合理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自安徽2015年帶量采購文件發布后，福建的福州、三明、廈門、漳州、南平、龍巖等地相繼跟風出臺帶量采購方案。但從真正的執行過程中，所有的方案似乎都在實際操作中背離初衷，將招標的重點放在了藥品降價上。

 

　　在邵蓉看來，全省招標兼顧量價合一、量價掛鉤，而一個公立醫院的醫聯體所采購的量不可能有全省的量大。“二次議價如果是以回款周期、現金采購等為前提，這確實合理，也不會遭到大多數的藥企反對。”

 

　　康恩貝董事長胡季強亦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各地現行的“二次議價”并不合理，在招標上藥企已經進行20%-30%的降價，并不是所有的藥都可以再次進行二次降價，在原材料、人工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二次議價再降20%，藥企并沒有多少利潤空間甚至賠本。

 

　　“二次議價”在實際操作中已嚴重“變異”。本報此前亦報道過，“二次議價”一方面迫使大量低價、實用藥品退出招標采購；另方面不少廠家將低價藥改頭換面變成可以降價的同樣藥性的高價藥，反而抬高了藥品價格。

 

　　實際上，已有很多聲音將矛頭直指目前的招標形式。2016年2月20日舉辦的第二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韓啟德指出：“現在公立醫院還是推行按服務項目收費，這就大大提高了醫療的費用。藥物采購不是醫保部門掌握，花錢的不是管錢的人，藥價虛高的問題到了讓人咋舌的地步。”

 

　　而在1月30日，深圳市政協六屆二次會議舉行的專題議政會上，深圳市政協委員高錦民更直接表示：“國家主導醫改至今，共進行了32次招標，結果是藥價越來越高，藥品在醫院終端的價格普遍是出廠價的10到20倍。”

 

　　高錦民認為，以招標體制這種行政手段操控市場是藥價虛高的根本原因。“我國藥品批準非常嚴謹，但合格的藥卻不能直接進醫院，反而要先通過招投標進目錄。這就好比法律許可的事情，還不能生效。”

 

　　在業內人士看來，負責用藥需求的公立醫院等醫療機構應該成為真正市場主體。“現在也不清楚是否各個部委達成一致意見，若在政策上不太明朗，公立醫院在執行中則將存在盲目性。”曹健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