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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一个实践主义者的视野

2016-05-03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刘净植

去年年底,活字文化推出了一套由北岛主编的“视野丛书”,甄选了作家张承志、韩少功,学者李零、汪晖,艺术家徐冰和评论家李陀,以笔记散文为主调,以各自的阅历和写作,展现出他们在近几十年时代潮流中的变化,以及对时代和历史做出的思考。虽然北岛在序言中称,将这几位不同领域的文化人物聚在一起以形成对话源于自己的“突发奇想”,然而这几位作者经历上的相似——他们几乎是一代人,都经历了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到新世纪时代的剧变,都曾“当过工人、农民或军人,每个人都和土地息息相关,和底层社会息息相关”;以及他们在不同坐标上对自己思考脉络和成长经历的梳理;都清晰地显现出编者深思熟虑的潜藏用心:希望在这些既相似却又文意歧出的思考和对话中,呈现出我们历史与时代的复杂性,在梳理我们为什么一路走到现在并思考如何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尝试着打开知识和思想的视野,启发更多对现实世界想象和思考的可能。这大概也是这套丛书所以称为“视野”之所在。

六本书各具特色和分量,其中文体最为复杂的,当属韩少功的《夜深人静》。这本堪称他个人心灵成长史的书以“少年”、“乡亲”、“天下”、“书卷”、“心魂”五章为区分,对应了他生活的经历,却并不以作家的非虚构叙述和写作时间为主线。里面的文字既有小说也有散文,摘录自他不同时期作品如小说《爸爸爸》、《马桥词典》、《日夜书》,散文《山南水北》,随笔《革命后记》、《暗示》等等。一向因为糅杂文体而被评论界讨论的韩少功,再次以糅杂的方式拼出了他的精神成长历程:少年眼中“文革”的混乱;知青劳动生活的艰苦与精神生活的活跃,以及他们对农村的启蒙和农村对他们的启蒙;农民可爱与可悲的复杂性;社会转型之后人们价值观的混乱,以及知识界发生的分野;在世界视野里重新看待中国和世界:我们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其中既有生动形象的感性故事,也不乏思辨色彩和抒情文字。

所有的故事和思想均来自于韩少功的经验,他说自己的写作必须源于亲身经历,“这是我的写作美学,真正能够调动我情感的、让我丰沛地去写作的东西一定带有亲历性,完全虚构的东西,无关痛痒的东西我激动不起来。”而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一定出自生活与实践。

这样的说法我们很容易在书本里的左翼文艺理论中找到对应,对韩少功而言,却实打实是从实践中得来。

因为这样的写作理念,使得他的写作始终扎根于乡村与革命,围绕他熟悉的一切挖掘过去与现实,并一再试图解答生活提出的拷问。在《夜深人静》座谈会上,评论家李陀总结:“韩少功的写作兼顾两个复杂性。一是中国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以中国革命作为主潮的这部分历史的复杂性,这是他的写作一直贯穿的主题。再一个就是对应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他的写作是试图认识、解剖、分析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被称为“中国作家中最有思想的”韩少功,每年有半年的时间都生活在湖南乡村,每天劳动、写作,和农民们在一起。村里人有个什么大事也喜欢找他商量。他觉得和这些底层的三教九流的人们打交道特别有收获。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山南水北》写的就是这里,书在村里传开,不少人喜欢,也有人疑惑那里面写的人是不是自己。

然而并非韩少功的书农民们都爱看,“有些东西我不是写给他们看的,和他们形不成对话。”他说。虽然作为有意无意受到“文艺为工农服务”影响的一代人,韩少功在面对农民写作的时候,尝试了很多接近他们的语言和写作方式,但他说,自己不会成为赵树理那样的“人民作家”。

身处一个复杂的历史当中,身处一个复杂的时代,“我经历过的这几十年,如果我们对此不发什么言的话,或者保持一种沉默、含含糊糊、人云亦云的状态,也对自己交代不过去,我需要面对这种复杂性,挑战自己的智力。”

一个作家,用他的经历和写作,将一个时代的变化和自己的思想变化和盘托出,韩少功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责任。然而,《夜深人静》却在等待,与读者形成对话。

心灵史:真正可靠的思想是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产生的

青阅读:《夜深人静》这本书称得上是您个人的心灵史,编选的过程也是对您自己精神成长的一次梳理,这种梳理对您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韩少功:我觉得生活还是思想之母,虽然文学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无中生有,实际上是最现场的那些动力激发你的灵感,最先播下来的种子是生活赐予给你的。我们这代人都受时代的局限,命运安排不是自己决定的。我觉得这既是我们的局限,也是我们可以信任自己,取得某种可靠性经验的依据。我的思想不是完全从书本读来的,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和社会是我的学校。现在我们的文科教育,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用书本来产生思想。这个东西有时候不靠谱,一到实际中就烟消云散,不起作用。真正可靠的思想是从知和行的过程中、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产生的。这是我们这辈人关注的,也是我们更多珍惜的。不管我们在书上读到什么思想,要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都要还原到生活中去检验、消化。这是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我是一个实践主义者。

青阅读:说起您这一辈人,你们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80年代思想启蒙、90年代的经济浪潮直至新世纪跌宕起伏的时代剧变,人的思想和认识也在这种剧变中不断改变,您自己对这种处在潮流中的思想变化,感受深刻吗?

韩少功:话分两头说,有些东西有变化,但有的东西也变得不多。比如上海有一个青年批评家,他看了我的《革命后记》,觉得其实从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到《革命后记》是一脉贯通的,根本没变。他一说,我愣了一下,我想可能是。因为《西望茅草地》写的是对老干部特别复杂的感情。那个主人公是当时的一个英雄,有一些可悲的毛病和时代的局限,当时写他是爱怜交加,或者恨怜交加,是一种纠结的心情。在《革命后记》里回顾革命的历史,其实也是很纠结的历史,你会有很多的反思、批判,但是你不会像某些人一样虚无主义地对待这一切,说过去的一切都是狗屎,那些东西我没法认同。

所谓中国道路是很复杂的过程,它受制于很多历史、时代的原因,这中间有很多难言的隐情和困难,我们经历这一段历史,会知道得比较清楚一点。比如有的年轻人会问中国怎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怎么这么傻?其实我们就知道,像我16岁下农村的时候,农村是没有化肥的,全国都几乎没有化肥。那时候的亩产量大概就是四五百斤,好一点的粮种,可以达到500斤一亩。现在有杂交水稻以后,在南方正常的亩产大概是一千到两千斤,大概有四五倍量的增加。光是这样一个技术条件,等于中国多了多少耕地,多了多少资源,能养活多少人?我下乡那时候在粮食供应都是岌岌可危、经常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那种市场经济的风暴,那种贫富分化的动荡、物价的动荡是没法承受的。那个时候计划用粮,说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地位高低都强制配给粮食,这是无奈之举。其实50年代初我们曾经想搞市场经济,那时候甚至还有股市、有证券市场,粮价也是放开的,后来搞了几次不成功,《革命后记》里也描述了,当时我们对这些都是略有记忆的。

后来在我离开农村的时候,就有杂交水稻了,粮食产量一下子上升了,农民开始有富余产品,有富余劳动力可以转移了:比如农民开始有鸡蛋,因为粮食多了可以养一些动物了,然后拿鸡蛋到城里换东西,比如粮票等。整个的市场经济从那个时候开始活跃。但前提的条件是地里必须长东西,这个刚性的条件没有的话一切免谈。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对那段历史复杂的感受,这也许没有变化。

当然我们思考的重点随着时代会有所转移,比如有人说我80年代的时候是自由派分子,也对。那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民族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个性解放的问题,那些文艺方面的思潮我们都是很认同的,比如说现代主义,什么萨特的哲学、尼采的哲学,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粉丝,都狂热得很。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当你的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接触到一些深水区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思想重点又会发生另外的转移,着眼点、着力的地方可能更多一些。比如说在90年代后期,我已经是《天涯》杂志的社长。那时候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争论,比如关于教育要不要市场化的问题,医疗要不要市场化的问题,农村的土地要不要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问题。当时我有一些知识界的同行对社会弊端的批判我们都是很赞成的,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会出现很大的差别,有不同的方案建议。比如有的说解决问题就是要彻底的市场化。当时我就觉得很怀疑:有钱就看病,没钱就不能看病;有钱就读书,没钱就不能读书,这样对不对?我觉得不行,教育、医疗包括住房,这都是基本的人权问题,不能用一种市场的迷信来解决。这时候就发生了争议。这也不是说我就改变了以前的东西,只是说我们思考的课题有所变化,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就讨论新的问题,所以你说变不变这个东西很难说,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

独自面对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人可能和天挨得近一点。

——韩少功

变化:生活提出来的问题你没办法回避

青阅读:不过有些人还是觉得,在90年代以后您对很多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上的变化,和80年代作为自由派的您对不上,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

韩少功:我关注的是来自实践的信息,比如在90年代,一开始我们单位有两个打字员,专门做刊物的录入,后来有了网络以后就发现不要那么多打字员了,文章都是拷贝过来的。我们要裁员减掉一个,她们也是临时工。后来就不忍心裁那个要裁的小女孩儿,她家里7个人下岗,就她一个人还有微薄的收入,你不能让她变成第8个。我说思想不是来自书本,是来自实际生活就是这个意思。像这样的问题你就要思考怎么办,那么多下岗工人的问题怎么解决,这里你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思考者的责任,而不是说我们从书本里面振振有辞地搬出一套理论来讲。所以当时我们办杂志是非常坚持这一点,他们说我们杂志的特征是文史哲不分家,大文学。其实我特别喜欢,或者特别愿意支持那种不脱离实际生活的思考和表达,不管你是文艺作品还是理论作品,我一闻就闻得出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生活提出来这些问题你没办法回避。

青阅读:说到90年代的《天涯》杂志,我想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时的经济风潮,在这个大冲击下很多文学杂志溃不成军,传统的文化问题、文学问题变得不受关注。但是《天涯》却在海南这个地方发出声音,形成一个对抗潮流的文化、思想讨论的环境,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韩少功:可以说我们在中国也是很幸运的,我们见证了、经历了非常浓缩的,或者说特别丰富的问题。比如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弊端我们看得很清楚。突然猛烈的市场经济扑过来了,我们在这中间有很多深刻的、实际的经验和体会。这样的时代不是说总会遇到,有时候我们跟国外的同行聊起来他们很羡慕,说你们怎么什么都有?当然你身在其中有时候也是不舒服的,你会觉得很困扰、很烦恼,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方向感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压力。但是回头看,正因为有这样压力的存在,你的思想不能惰怠,你有幸利用这些压力成为思想前进的动力。

比如当时海南出现了色情行业,我记得对女性人权的维护曾经是知识界同行义愤填膺的事情,“文革”的时候一个党支部书记利用权色交易,凌辱了我们的阶级姐妹,大家非常痛恨和气愤,怎么换了一个逻辑以后,同样是一种权力的占有,变成有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了?我说这个东西(卖淫)有问题,人家说怎么有问题,这不是自由嘛?我说如果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可以是合法的话,那么出卖自己的器官也应该是合法的,那么出卖我的自由是不是合法呢?像以前的殉葬,出卖自己的生命算不算合法呢?这个逻辑推下去有问题啊。所以在中国,在短短的几年里,或者十几年里,这样的问题密集地来冲击我们,迫使我们思考,像鲁迅说的那样侧着身子作战,后面这个东西还没有理顺,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挤压在你的面前了,而且这两个问题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都需要你冷静地判断,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经常鼓励朋友,阳光明媚的时候萤火虫就没有用了,比如在文学很边缘的情况下萤火虫发光还有点价值,黑暗的背景能衬托你的光明。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完蛋了,就不需要我们了。所以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点小事就引人瞩目了。其实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正因为这种声音少,反而就引起了关注,这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情况。当然我们还是初心不改,《天涯》当时对80年代走过的那一段思想历程有初步的反思,我觉得我们是主动参与了一个再反思再启蒙的过程。80年代初我们接受启蒙的想象后,拿到实践中来发现有需要补充、调整、重组的情况,我们做出了比较及时的思想反映。当时全国知识界很多的作家、学者、记者愿意参与到我们的平台中来,能够吸引他们,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这种初心不改和他们有某种契合。

发声:当灾难发生时,有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很重要

青阅读:在当下中国的时代剧变里,除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如今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还有技术层面比如网络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您对此是不是也很敏感?

韩少功:网络是我们重要的手段,甚至是我们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中提供的方式,甚至网络本身产生的新的生活、生产形态都介入到我们的思维和生活中。我在乡下现在条件很好了,哪怕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光纤宽带也能顺利地抵达,我特别重视这样的工具和手段。但它肯定有弊端,肯定有灾难,现在人在适应一种新的技术的时候不是那么敏感,大部分还是麻木的。比如短信、微信已经坑害了很多人,但是大家不自觉,我们知识界对此的反应太迟缓,太笨。

会有很多人成为牺牲品,每个新技术都是这样的,人类的老师一定是灾难,形成灾难以后人类才会警醒,撞了南墙才会回头,才会出现大的调整。在这之前先知先觉的人、有识之士发出微弱的声音不会被主流世界所关注和重视。工业化时代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欢欣鼓舞的,蒸汽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了电就是天堂,后来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爆发到原子弹爆炸,巨大的事件发生以后,工业化时代各种各样的问题、弊端出现,这才发现也不是那么美妙,我们应该做很多调整,大家才有了重新的认识。互联网技术也是一样。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在这方面比较悲观,我只能是等待灾难的发生,没有灾难的发生人类这个没出息的群体不会做出足够的反应。

青阅读: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可能你们经过思考发出声音的时候会没有人关注,甚至没有人听到,这个时候您还会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吗?

韩少功:对,这种积累是很重要的。眼下看着是不解决问题,但是有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和到时候完全没有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在两个不同条件下发生灾难,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积累的话,发生灾难人们的反应有很多可以凭借的东西,反应会更加理性一些,更加智慧一些,更加有建设性一些。这是我们的一种设想或者说信仰。当然,天知道呢。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刘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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