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52年—1955年）》首發式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舉行。
《永樂大典》資料圖
原標題：《永樂大典》回歸內情首次披露
近日，《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52年—1955年）》（以下簡稱“匯編”）中俄文兩版首發式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舉行，文獻記錄了兩國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聲明、政府間往來信函、會談記錄等大量珍貴史料，很多資料都是首次問世。其中，文獻首次披露了蘇聯當年送還中國52冊《永樂大典》的過程。
《大典》的回憶
感謝信現《大典》歷史蹤跡
“今由我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轉來貴館惠贈《永樂大典》52冊，敬已如數點收入藏。貴館這一慷慨無私的贈送，生動表明中蘇兩國人民兄弟的偉大友誼日益深厚。”
這是《匯編》中記載的1954年7月8日，時任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馮仲云就《永樂大典》一事致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館長的一封感謝信，這也是這一歷史事件首次出現在該類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中。
1954年，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又送還中國52冊，而在此前后，多國相繼將這一中國國寶歸還中國。
《永樂大典》作為國家圖書館的四大專藏，如今入藏數量已達222冊。國家圖書館收藏《永樂大典》已歷經百年，通過海外送還、政府撥交、藏家捐贈、員工訪求等途徑進行入藏。最近一次第222冊的入藏是在2013年。
館長蘇聯發現《大典》下落
根據時任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駐北京代理全權代表索科洛夫的個人日志透露，時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俄文部部長張全新曾經看過列寧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上面記有該館藏有中國《永樂大典》52冊。得到這一情況后，張全新立刻將這一信息報回國內。
北京圖書館館長馮仲云在談話中與索科洛夫說，這些書冊以前藏在大連的日本圖書館。顯然，1945年日本投降后，蘇聯當局把它們作為敵產沒收了。中方非常樂意用北京圖書館珍藏的有歷史價值的其他圖書來換取這些《永樂大典》。
馮仲云強調，他并非正式提出交換或歸還這些百科全書問題，而是請求把這個問題報告蘇聯方面。
1951年，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將11冊大典贈還中國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撥交當時的北京圖書館。
為紀念這一舉動，北京圖書館舉辦了一次《永樂大典》展覽，展覽極大地激發了各界群眾的愛國熱情。一些愛國人士和藏書單位紛紛將自己收藏的《永樂大典》交由北圖集中收藏。馮仲云告訴索科洛夫，北京圖書館正打算把所有散落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中國古典百科全書《永樂大典》漸漸地收回來。
此后在1954年，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又送還中國52冊，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送還中國3冊，蘇聯科學院也通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送還1冊。
歷經浩劫《大典》流失各國
《永樂大典》是中國百科全書式的文獻集。編撰于明朝永樂年間，全書22,937卷，11,095冊，約3.7億字。《永樂大典》屢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存不到800卷，約為原書的4%。《大英百科全書》稱之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永樂年間修訂的《永樂大典》原書只有一部，現今存世的皆為嘉靖年間的抄本。《永樂大典》在明代即有遺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在編纂《四庫全書》時，發現《永樂大典》已遺失缺失2,422卷，約千余冊。
清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丟失大量《永樂大典》。光緒元年（1875年）修繕翰林院建筑時，清查《永樂大典》不足5,000冊，《永樂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職員監守自盜，據說一人曾盜走百余冊《永樂大典》。光緒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時僅剩800冊，現今尚存約400冊，810卷，不到原書的4%。
而在收藏《永樂大典》的外國當中，日本的收藏是最多的。日本的東洋文庫號稱世界五大亞洲學研究中心之一，它的許多藏書都來源于中國。東洋文庫是接收英國人莫利遜的藏書起家的，在莫利遜文庫中就有他在庚子事變中得來的5冊《永樂大典》。
東洋文庫還委托北京等地書坊代購《永樂大典》。1943年，大連滿鐵圖書館的松岡洋右與東洋文庫一起，從湖州劉承乾嘉業堂處購得49冊《永樂大典》，這些《永樂大典》一直放在滿鐵圖書館，直到1945年大連被蘇聯紅軍占領后，被當作戰利品運往蘇聯。
國圖館藏222冊《永樂大典》
根據資料顯示，《永樂大典》現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珍藏222冊，位于臺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則存有62冊。另外美國國會圖書館還藏有40冊，英國各地包括大英圖書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國劍橋大學等存有51冊，德國漢堡大學圖書館、德國科隆大學圖書館、德國柏林人種博物館等存有5冊，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日本三理圖書館、日本靜培堂文庫、日本斯道文訓、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日本武田長兵衛、日本石黑傳六、日本小川廣己和韓國舊京李王職文庫亦有搜集。
《匯編》的編纂
中俄文兩版文獻內容完全一致
《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由中俄兩國外交部和國家文獻及檔案部門共同編輯出版。2009年，雙方首次出版了《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49年10月—1951年12月）》。
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莫爾古洛夫介紹，此次匯編在中國出版中文版本，在俄羅斯出版俄文版，兩個版本內容完全一致。該匯編的首要任務是介紹上世紀50年代初期兩國在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領域的合作情況，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匯編收錄了1952年至1955年在中蘇兩國關系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代表性文獻，其中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聲明、政府間往來信函、會談記錄等大量珍貴史料。
此次文獻匯編有7個長期從事中蘇、中俄關系的大使參與集體匯編，文獻將給年輕人以獨立思考的根據，雖然枯燥但卻是真實呈現，沒有檔案的國家歷史只能是傳說，沒有檔案的個人經歷只能算忽悠，只有檔案才是看世界的根據。
涉絕密內容需辦法律手續
俄羅斯歷史文獻局局長庫茲涅佐夫介紹，匯編從各個檔案館里篩選出最經典有代表性的資料花了很長時間。
曾駐蘇聯、俄羅斯使館公使銜參贊吳筱秋是此次文獻中方編委會的主要成員之一。據其介紹，整個匯編前后共花了整整10年時間，本想在兩國建交60周年出版，但是工作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并不是簡單的文獻整理。中國與蘇聯建交初期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在大文獻的整理和保留方面一點經驗都沒有，因此中方資料并不完整和全面。同時，世界上很少出版歷史文獻，需要兩國版本保持完全一致，因此整個出版過程歷經很多困難。
由于兩國雙方解密程度相差很大，蘇聯解體以后葉利欽時期解密程度很大，而我國按照法律卻很嚴格，歷史檔案不是隨便都能往外翻譯，需要保留共同版本，即使雙方說可以發表，也會涉及當代的現實狀況，這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法律程序。
在溝通交流中，需要先廣泛提供準備材料給雙方，先把公開發表過的目錄提供給對方，符合的60%可以共同定下來，而40%存在爭論的就需要坐下來進行討論。此外，凡是涉及到各個部門的內容都要去所在部門審批。例如，涉及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所有文件，都需要送到發改委去審批，整個過程特別復雜。
《匯編》還原蘇聯援助和支持中國
在整個文獻匯編中，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幫助中國的內容和蘇聯幫助新中國走進聯合國是反映當時兩國關系的重頭。
其中，匯編里面詳細記載了1953年5月蘇聯國際計劃委員會就中國首個五年計劃給予了意見建議，具體到地質勘察工作、黑色冶金工業、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電站方面、化學工業、建筑工業，以及勞動與干部人才培養問題，并在這些方面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給予了物質、技術和人才專家輸出方面的支持。
1954年4月底，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重大國際問題的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上舌戰十六國陣營。時任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會議上力挺中國，發言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事務上占有特殊地位，在亞洲局勢重要問題方面做出貢獻。
同時，在第二年9月20日的聯合國大會上，莫洛托夫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問題發言表示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