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發達的地方，補習風氣越盛。(南方周末記者陳之琰/圖)

　　原標題：自由教師：年收入過百萬的新工作?

　　因家庭教育投入大，上海正成為萬名自由教師的淘金地。

　　公立學校教育之外的補充——自由教師工作室不具備教育培訓資質是目前的普遍現象。不交稅的同時，因分散、隱蔽，難以監管。

　　離上海莘莊地鐵站步行約10分鍾的一棟老式居民樓二層，許誠(化名)接過一中年女子遞過來的400元現金後，他麻利地拿起發票單，刷刷地寫下——“學費，肆佰元整”。還來不及回應女子的那句“謝謝你，許老師”，許誠便匆匆往樓下走。

　　這位“許老師”並不來自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學校，也不屬於任何一家教育培訓機構——這個30歲出頭的江蘇小夥是一位中學物理學科的“自由教師”，也是上海閔行區一家教師工作室的創辦者。

　　從2015年起，散落在上海各個角落的上萬名自由教師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擁有教師資格證，但有一些像許誠這樣慢慢走到了一起，形成由5-15人聯合組成的自由教師工作室，“為自己打造品牌”。在個體家教和培訓機構之外，這種自由教師工作室成為滬上家長與學生課外補習的新選擇。

　　1、讓知識不再被“賤賣”

　　下午3點一到，許誠拿起自編講義走進10號教室，准備為即將迎戰中考的女生上課。這間教室大小不過兩三平米，由多塊兩米高的玻璃隔斷而成，玻璃隔斷還被用作黑板，靠牆擺著兩張最普通不過的課桌椅。在這個月租8000元的130平米空間裏，這樣大大小小的教室共有11間，最大的教室可容納10人。

　　“這裏的11位老師涵蓋初三到高三的所有學科，現在來這裏上課的學生有70-80名。”許誠自稱他是自由教師工作室的“包工頭”。

　　在這樣的工作室，一節400元的課程教師可以拿到350元，剩下的50元作為日常運營費用。常駐的教師多是自由教師，也有一些公立學校老師在課餘時間到這裏“走穴”。

　　和不少上海自由教師一樣，許誠的起點是公立學校。2008年，他從上海一所師范類院校畢業進入家鄉的一所公立中學。親戚朋友眼中的“金飯碗”卻讓他高興不起來。“我前面有6個人在排隊等編制，20歲就能看到60歲的自己，月薪只有2000-3000元。”沒有選擇繼續等待的許誠去了上海。由於上海多數公立學校對戶籍有嚴格限制，他最後選擇在一家知名教育培訓機構任教。

　　雙休日及寒暑假是像他這樣的“熱門教師”“補習天王”們最辛苦的時候，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10個小時，但收入和個人成長也很快碰到了“天花板”。

　　“機構把大量資金砸在廣告上，我們只是教育培訓行業鏈條的最末端。”一位曾在上海一家教育培訓機構擔任高管的王老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機構收取的高額學費中大部分被用於宣傳與銷售，教師的收入只占學費的20%左右。同時，機構的管理者又很少從教師中提拔，職業生涯“一眼望得到頭”。

　　尤其在“一對一”和3-5人小班的補習模式中，家長更多地認知教師而非機構品牌的價值，機構的分配方式顯得愈發不合理。

　　曾在多家一對一教育培訓機構工作過的楊老師說，“公立學校工資低，機構教師被壓榨，說難聽點，知識總是被‘賤賣’了。”

　　2013年之後，上海教育培訓行業競爭加劇，為了控制成本，機構中的教師普降工資。同時，將剛畢業的大學生包裝成“名師”成了教育培訓行業內的“公開的秘密”。很多在機構看不到未來的教師選擇了離開，例如許誠所在的機構，連續兩年離職教師都有上千人次。這些人中，大約有兩成回到了公立或私立學校，而近一半的人則開起了工作室。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目前，上海的自由教師工作室運營多以合作教師“共擔運營成本、共享生源”的方式為主。學生先上課後收費，學費一月一結。同類課程收費約是大型教育培訓機構的1/2到2/3，而授課教師的收入則能占到學費的90%以上。一名工作室的自由教師月收入可達到三四萬元。

　　2、是搭O2O便車，還是自立門戶?

　　像群租房那樣分隔開的教室外，留出了一條僅能一人通過的走廊。若是在上課時間站在走廊裏，四面而來的講課聲會讓人有置身學校的錯覺。牆上貼著每個教室的時間安排表，從周五下午到雙休日的各個時間段裏，寫滿了不同姓氏的老師們。

　　“2015年，我把自己掛在互聯網O2O教育平台上，那時我才知道，原來上海有那么多的自由教師。”許誠與隔壁上課的地理老師通過一家O2O教育平台的培訓相識，進而成了合作夥伴。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正是因為互聯網平台的“牽線搭橋”，平日裏各自為政的自由教師才有了聯合的土壤。許誠的通訊錄裏，有兩百多位老師的聯系方式，那是他現在最重要的資源庫。

　　“聯系過的也就1/3，但這些人就是工作室的未來。”許誠介紹，“這裏面，一部分是師范和機構認識的老師，還有很多是通過O2O教育平台聯系上的。”

　　這些O2O教育平台也俗稱“家教專車”，即補習教師將自己的信息通過平台發布，家長、學生通過平台擇師、下單、約時間地點補習、評價付費。由於O2O教育平台這種可以同時解決家長尋找補習教師、教師尋找生源的雙重問題，諸如瘋狂老師、請他教、跟誰學、輕輕家教等平台也像團購、約車平台一樣火了起來。

　　劉常科曾是“中國A股教育第一股”昂立教育的創始人。2014年12月26日，他從昂立教育離職，與另一位來自傳統教育培訓機構“精銳教育”的聯合創始人胡國志一同創辦“輕輕家教”。僅在2015年半年時間內，輕輕家教完成了共1.2億美金的四輪融資。

　　“傳統的教育機構信息不對稱，與家長接觸的不是老師，而是銷售。O2O可以把家長和老師直接連在一起。對老師來講，由於是自雇，服務態度更好，收益也會更好。對家長來說，能夠和老師直接溝通，更放心。”劉常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他們平台上的自由教師比例超過50%。

　　然而，整個在線教育市場中不少公司因盈利模式不明確而舉步維艱。2014年7月成立的O2O家教平台“老師來了”，在一年內“燒掉”1000萬後黯然退場。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關閉的在線教育公司超過10%。

　　與“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O2O教育平台共生，正是上海多家自由教師工作室得以生存的土壤。一些自由教師透露，他們仍然會將自己“掛”在O2O教育平台上，但工作的重心會是自己的工作室。

　　“對家長來說，課外補習背後是很大的機會成本。所以，選家教注定不可能和打車、淘寶那樣，家長們更相信老師的教學質量。”自由教師呂老師說，“在工作室，一個好老師會給需要補習的學生帶來更多的好老師，這就是為什么自由教師工作室必須強強聯合。”

　　3、個性定制教育來臨?

　　上海市徐彙區文定路上一家工作室的自由教師Steven加入了好幾個自由教師工作室的群。這些日子，在一些工作室開張的信息之間，也有不少自由教師的工作室發出了“求接盤”“求轉讓”的信息。

　　“沒有五險一金，生源不穩定，什么都不確定，靠的就是自己的經驗。沒有一定的教學功底和勇氣，不敢從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中出來。現在，成功的工作室多數都是從機構出來的精英老師辦的。”Steven說。

　　教中學英語的Steven並不是師范出身。2015年，他和許誠一樣，和O2O教育平台上認識的4個教師朋友們一起選擇在上海高端地區開辦了工作室。

　　每周的雙休日，Steven往往是從早到晚上課，而在周一到周五，他和“同事們”還要花大量的時間針對不同的學生制定不同的課程方案。“公立學校備課是針對知識，而工作室的備課則是針對學生。不同的學生要用不同的資料和方法，才能達到提分的效果。”

　　每次上課前，問問學生平日的生活、近期的煩惱也是課程中重要的一環。

　　劉女士是呂老師的“客戶”之一。從女兒初三起，劉女士就選擇讓自由教師給女兒補習數學、英語，到現在已經度過了三個年頭。

　　“給孩子找課外補習，是現在每個上海家長的必修課。選老師不僅要看水平，還要適合孩子。呂老師會在非補習時間通過視頻給孩子默單詞、解題，我沒有見過哪家教育培訓機構的老師能做到這一點。”劉女士說，女兒與這位自由教師之間的關系更像朋友。

　　劉女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上海公立學校中嚴禁教師有償補課，好的老師可遇而不可求，而在提分這件“當務之急”的事上，有多年提分經驗的自由教師往往比注重一般性知識教學的公立教師更有成效。

　　“我們的績效考核和收入來源就是家長和學生的‘口碑’。這也決定了自由教師和學校老師、機構老師最大的不同——我們做的是教育服務，並會想盡一切辦法提高服務質量。”Steven說起這些語氣裏滿是自豪。但他和其他自由老師一樣，更願意將自己所在做的這件事看作公立學校教育之外的補充——一種家長與學生都充滿需求的補充。

　　“公立學校只能抓大放小，優生難提高，差生難追上。這個時候，課外補習就有了必要性。”江蘇泰州人楊貴東被認為是上海自由教師中“金字塔頂”的那一小部分人。

　　21年前，楊貴東從山東泰州一公立中學辭職到上海，開始了自己的家教生涯。過著多年“不是在備課，就是在上課，或者在上課的路上”的生活，他憑著自己經驗一點點累積，到現在，一節兩小時一對一高三數學課收費過千，年收入可以超過百萬，在自由教師圈中被稱為“上海灘的NO.1”。“別人都知道我收費高，但不知道我每天只睡五個小時，大量的時間都在為了學生備課。”

　　楊貴東曾接觸過一個性格叛逆的學生，兩個小時的課裏必須耐著性子和他聊上一個半小時才能有真正講課的機會。“家庭、學校沒有一個人能讓他學習，但我可以，因為我必須為此花費時間。”楊貴東說。

　　上海一所重點公立高中的周老師認為，自由教師能夠彌補目前評價標准下，公立學校班級規模大而帶來的無法提供針對性、個性化教育的缺陷。“現在，能夠有效提分就能夠一定程度上為學生增加信心，從而提高孩子的學習意願，形成良性循環。”

　　4、沒有約束，就沒有自由

　　目前，上海的自由教師中有大部分來自江蘇、河南、安徽等地，不少都是從當地的公立學校離職或停薪留職來到上海“淘金”。

　　據《2015-2016中國基礎教育白皮書》顯示，課外輔導是家長對子女教育花費的最主要投入。城市級別越高，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花費越多：一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之間的教育月均花費相差近十倍。

　　具體到上海，根據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市婦聯2015年發布的《上海家庭教育現狀分析調查報告》，上海家庭一學期的課外教育投資的花費平均值為5500元，占家庭同期可支配收入比例的20%以上。楊貴東說：“越是發達的地方，補習風氣越盛。”

　　一位公立學校的高級教師亦認為，自由教師工作室的出現給了教師獲取更多收入的機會，但對於學生而言，這些老師所能做的只是提分，而非教育。“不論是一對一補習，還是3-5人的小班，不可能為學生營造一個團體學習的環境，也很難有德育的體現。與其說他們是老師，不如說是分數提高培訓員。”

　　“評定標准決定了教育方式。”劉常科則認為，“從傳統的課外教育機構開始，就有很多人去質疑這種教育模式。但是，對學生來說，他現在最重要的目標就是高分。如果一種教育方式能讓他更好地去達到這個目標，那就是有效的。”

　　上海市某區縣教育主管部門一張姓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論從教育公平的角度，還是從台灣和日本的經驗來看，未來學生的教育一定會向‘兩條腿走路’的模式發展，即要做課外補習，就不能成為公立教師，要做公立教師，就不可以課外補習。這樣的趨勢也會給自由教師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土壤，但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張認為，要達到較為理想的課內外教學模式，一方面需要政府適當提高公立教師收入，另一方面也要對各類不同的課外補習形式加強監管。

　　“沒有約束，就沒有自由。”上述負責人說，“目前，自由教師工作室普遍不具備教育培訓的資質，不交稅的同時，因分散、隱蔽，難以監管。這種情況下，新的自由教師很難受到公眾的普遍信任與認同，教育質量也難以得到保證。”

　　許誠是到了上海才發現，“雖然現在全國都有課外補習的風潮，但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還是和老家不一樣，這裏是‘瘋狂’。”他用略帶開玩笑的口氣說，“我在上海紮根了，以後我有了孩子，我也得讓他去上課外補習班。”(陳露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