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哲”泰戈尔在印度“和平村”———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从事儿童教育实验的学校，1912年该校发展成为一所从事亚洲文化交流的国际大学。

　　1937年4月14日，泰戈尔在国际大学主持中国学院的揭牌典礼，并作了《中国和印度》的演讲：“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

　　此后，泰戈尔以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名义，热情邀请一些中国学者、艺术家到那里讲学、创作，积极推进两国的文化、教育交流。

　　徐悲鸿和泰戈尔的交往，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徐悲鸿在印度办画展

　　1939年11月，徐悲鸿应泰戈尔的邀请，来到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讲学。12月，徐悲鸿经仰光、加尔各答，抵达圣地尼克坦。在那里，徐悲鸿尽情领略印度旖旎的风光、飘香的瓜果，充分感受泰戈尔诗意的言谈、深邃的哲思，同时潜心艺术创作。

　　1940年2月17日，印度“圣雄”甘地偕夫人莅临国际大学拜访泰戈尔。泰戈尔在风景如画的芒果林里焚香献花，为甘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又热情地将徐悲鸿引见给甘地。在短暂的接触中，尽管人群拥挤，徐悲鸿却只用了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为甘地画了一幅细微传神的半身像速写，落款为“廿九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半悲鸿”，甘地看了后高兴地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泰戈尔随后在与甘地的交谈中，建议能够为徐悲鸿举办画展，以表达中印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甘地当即表示赞许。

　　泰戈尔关于举办画展的建议，给了徐悲鸿一次充分展示才华的机会。

　　当时国内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徐悲鸿迫切希望利用画展筹得善款，以支持祖国的受难民众。于是，他立即着手各项准备，正当筹备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泰戈尔不顾年高体衰，前往观看，还亲自为画展写了前言：“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并在最后盛赞道：“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既然旨趣高奥的形象应由其本身来印证，多言是饶舌的，这样，我就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盛宴。”

　　由于泰戈尔的鼎力支持、热情推介，徐悲鸿在圣地尼克坦的个人画展获得了很大成功。不久，徐悲鸿又将画展移到加尔各答举行。两次画展筹得的款项，全部捐给了正在战乱中的祖国。

　　创作《泰戈尔像》

　　这段时间，徐悲鸿与泰戈尔朝夕相处，频频接触，因为仰慕泰戈尔的高贵精神，徐悲鸿先后为泰戈尔画了十几幅素描速写，表现了诗人工作、生活的多方面情形，其中包括最负盛名的《泰戈尔像》。

　　这幅作品尺寸虽然不是很大，但给人以气势恢宏、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画作既有西方的绘画技法，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画的神韵；既有现代的浪漫激情，又有古典的意象内涵。画面上，氛围典雅宁静，人物造型以线条为主，面部染色结合素描，以形写神——诗翁倚在树荫下的靠椅上，左手拿着蓝色封面的笔记本，右手握着铅笔，微微托靠在笔记本的右上角；满头银发，一绺白髯飘挂在胸前，一袭浅棕色长袍，神采奕奕；深邃的眼神似乎正透过眼镜折射出哲理的诗句、睿智的思想……背景是硕大的树木及繁茂的枝叶，其浓重恰好和诗翁浅色衣服、脸部构成冷暖与深浅的对比，使画面格外生动。《泰戈尔像》完美地融汇了中西艺术风格，堪称徐悲鸿写生肖像画中最具影响力的杰作。

　　1940年11月，徐悲鸿怀着感激的心情与泰戈尔辞别。此时的诗人大病初愈，正躺在卧椅上。听说徐悲鸿将启程回国，他郑重地嘱托：在你走之前，必须为我挑选画作。原来，泰戈尔在60多岁时开始习画，他十分信任徐悲鸿的眼光，所以请徐悲鸿为他的画集选稿。徐悲鸿与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一起，花了两天时间，从2000余幅画作中初选出300幅，最后又择出70幅精品交付国际大学出版。

　　半年多后，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病逝。正在新加坡举办画展的徐悲鸿听到这一消息，万分悲痛。不久，他满怀感恩地写下《泰戈尔翁之绘画》的文章，向世人介绍了泰戈尔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并对为泰戈尔作画的画稿进行了全面分析。

　　在文章的最后，徐悲鸿以诗赋句式赞美道：“送琼浆与劳工，假寝床于巨蚌，夺梅妃之幽香，食灵芝之鲜，吻河马之口，绝壑缀群玉之采，茂林开一线之天，利水泑之积，幻为群鸿戏海……”表达了自己对泰戈尔最深切诚挚的追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