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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女情书”,抚慰了我们的记忆

2016-05-19
来源: 新京报 作者: 薛舒

《两个父亲》

作者:袁琼琼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年4月

他过世后,她有时会想:在另一个世界,会有一个胖胖的、浓眉大眼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两个男人的故事具象的生父 抽象的继父

看到封面上的一行字: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暗想,究竟是故事引发变故,还是变故造就故事?

其实,故事即变故,只是于生命而言是变故,落于书面,便是故事。我们总是认为故事应是有虚构成分的,事实上,我觉得,那是写作者赋予“变故”以心灵的消解与释怀。

《两个父亲》是这本书的名字,也是其中一篇散文的标题。然而阅读,却是从“眷村”开始,就好像进入村口,看到耿直欢乐的父亲出场,美丽的戏剧化的母亲亦是出场了,然后是我,充满好奇而又心思缜密的天真女孩。再然后,群架打得头破血流的男孩,被母亲煽着耳光拖着头发往家赶的“失足”女孩,并不受宠的宠物狗“嗷嗷”叫着从一家窜到另一家,那些永远不会关闭家门的房子,成为村里的孩子们游戏的站点,家门内总有一个成年女人操持着她们擅长或者勉为其难的家务,教训着自家或者邻居家的孩子……然后,我们看见,继父出现了,以默片的方式。

眷村其实并不庞大,可是孩子的心有多大啊!

十五岁是一个分界岭,继父从生父手里领到一枚沉重的接力棒。生父以快速短跑的方式完成了他短暂而又激情四溢的生命,而继父,却是长跑,漫长的后半辈子,把十五岁的孩子跑成了花甲,把五十岁的自己,跑成一个九十九岁耄耋老人。

生父已然是遥远的记忆,童年时代,被他拖着去医院看牙,小小的腿脚跟不上军人疾速奔走的步伐;他坐在公交车上,她坐在他膝上,腿肚子触碰到他硬质粗糙的军裤,令她觉得可靠而依赖;他带她吃冰,他“呼噜呼噜”喝冰渣子糖水,暗黑的底色下,他眉目鲜明,巨大的躯体以及摄取食物时浩瀚的声音,一切都是清晰可辨……孩童时代的记忆显得那么具体,因为“我把我自己留在他的死亡里陪伴他,一个永远幼小的自己”。而后的成年经历,却隐藏在那些气味和色调的背后,抽象成某种概念。是的,在我的阅读中,生父是具象的生父,继父却是抽象的继父,可分明是继父陪伴孩子的日子更长更久。

她给过继父一个拥抱,在母亲抱病住院的大厅。他“八十来岁,身体非常清凉干净,抱着他时感觉他有种香气,青草似的,阴凉干爽,完全没有所谓的老人味。”在她的记忆里,他以沉默的影子以及气味的方式无所不在。

我相信,那是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他沉默寡言,她亦是不曾在书中记录下他的只言片语。他不说话,他是一个“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陌生人”。然而,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疏离恰是一种保护,保护孩子的自尊,维护她们内心岌岌可危的安全感,保住某些尴尬永远埋藏在内心,某种窘迫不致让孩子无以应对……与生父相比,继父活在更为逼仄寂寞的心理空间,他悄悄地收藏继女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剪贴本里收录的是他羞于示人的骄傲。

继父与生父互不认识,可他抚养了他的五个孩子到成年。他过世后,她有时会想:在另一个世界,会有一个胖胖的、浓眉大眼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很少有人这样写自己的生父和继父,读到这一段,感动与哀伤,一并侵袭而来。

有时候我也会想一些并不存在的问题,譬如,当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并肩站在一起,我会偏爱哪一个?倘若他们分别与我单独相处,我又会不会无以逃避地同样爱着他们?尽管他们是那么不同,胖或瘦,高或矮,开朗或内向……我喜欢这样的对比,两个亲人,抑或两个情人。

因为平和、坦然,世俗的人伦庸常在一个性情美好而又细腻的女子笔下,成为一种有关文字、有关人性的品质。

书写锥心旧事停留在记忆里的父亲

眷村的入口,亦是记忆的入口。那些记忆,由食物的滋味、家居的色调、人的语气抑或歌声、布料的触感,还有,某种痛感,牙痛,甚而心痛,一一组成。而阅读《两个父亲》的过程,便是一个别人的记忆与我的记忆交错勾连的过程。

记忆总是那样重要,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记住发生过的事,好像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存在。然而,“记忆又是很难准确的。我们记住的,往往不是事实,而只是情绪和感觉,可记忆会被这些情绪和感觉修改。”

当垂垂老矣的继父“回忆他曾经参加的战役、指挥过的兵员,被长官召见,长官对他的鼓励。非常翔实、精确,场景、服装、对话,有如小说,或电影。我们跟他谈话时在一种几乎魔幻的状态,他如此真实地回忆那些在他生命中不存在的事情,我们附和他,因为真正的往事不在他的记忆里。”

在医学领域,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幻觉”,那是一种病症,而每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人,在遭遇老年的自己时,多数会有这样的“幻觉”。以书中的话来说,就是“用记忆修正人生”,那些被夸大的光荣与甜美,那些被屏蔽的不愉快与难以承担,都在记忆里被重新描绘过。“我们所记忆的,与其说是真实人生,不如说是我们的愿望,以及对自己人生的真正定义。”

当读到她写“凡是带厚度的、沉实的布料,总让我想起父亲。”,我便真想起我的父亲,那个被我在《远去的人》里记述的老人。现在他躺在医院里,阿尔茨海默症让他不再认识我,也不认识任何家人。他软弱到不能咀嚼青菜,吞咽两口水就要睡过去。可每每与别人提起我的父亲,我脑中依然是一个穿着“老K皮鞋”,走路时脚步“咚咚”作响的父亲。

小时候,我们把父亲工厂里发的劳保皮鞋叫“老K皮鞋”,有着厚重的鞋面、鞋帮和鞋底,硬度可与安全帽匹敌,这种鞋子让一个身量并不高壮的男人显得伟岸而精力充沛。还记得,父亲开着一辆红色的车到外婆家来接我,他从车门里跨出的脚上就是那样一双鞋。他挟住我的双臂,一把拎起我,把和玩具熊一样大的我摆在驾驶室的座椅上:我们回家啦!然后,“老K皮鞋”踩下油门,“轰”的一声,刹那间,小小的我飞驰起来……那是记忆里的故事,却无法追溯真假。母亲说了,父亲从没有开过红色的车。还有,厂里发的“老K皮鞋”,父亲大多送给乡下的亲戚,自己几乎没怎么穿。还有还有,我住外婆家的时段,是四岁以前,那么小的我,怎么可能记得?可我脑中,就是有这样的记忆。抑或母亲的记忆也是错的?我们交叠的错误让过往变得神秘而诡异。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我不大相信记忆,一切的记忆,包括我自己的。”

读到彼时,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我想认识一下这位叫“袁琼琼”的前辈,并不是要与她交谈什么具体的记忆,而是,我想看看她长什么样。书上的作者简介没有附照片,可是我的脑中,却有一个想象的她,那个留着西瓜皮头的祖籍四川的台湾女孩。童年的我,也是留的西瓜皮,只是出生成长在上海的我,与她有着母女般悬殊的年龄差距。也许见了面,我亦是想不出要与她说什么话,我想,我只是要看看,未来的我,会不会长成她那个样子。不然,为什么她的记忆,在我读来恰如我的记忆?

阅读《两个父亲》,便是阅读一个人的记忆,而这样的记忆,在我眼里,却是被赋予了文学的色彩。对心灵有着幽微关照的文字,不事张扬地抚慰自己,抚慰阅读者,抑或,用她的记忆,唤起我们的记忆。如此,话题回到最初,那句封面上的话,“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

故事与变故的关系,在《两个父亲》中,以记忆与现实的方式错综呈现。我们终其一生体历着变故,同时为自己的内心创作生命的故事。如同书中所说:他保持怀疑,却又无法证实自己的怀疑。因此选择不信任记忆,也不信任遗忘。让事实停留在某处,某个无法界定却也无法抹除的某处。

有时候,我们写作,就是为了在某处停留,停留在一个无法界定,也无法抹除的地方。

[责任编辑: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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