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資本的移動轉售業務普遍虧損，但寬帶業務則普遍盈利。如果民營寬帶運營商帶來的競爭影響大于合作價值，也很可能遭遇與移動轉售企業相同的局面。
時隔六年之后，國務院再次發文強調在基礎電信行業引入民間資本。
這是應對民間投資增速回落的舉措。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抓緊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放開民用機場、基礎電信運營、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準入。
而在上個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也強調，要進一步放開民用機場、基礎電信運營、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
針對在上述領域可能存在的對民間資本單獨設置的附加條件和歧視性條款，國務院辦公廳要求各省政府、有關部門全面“自查”，并于2016年8月15日之前將自查情況報送國務院辦公廳。
而在電信行業，民營資本普遍對政策變革寄予期待，現實中，民間資本進入基礎電信行業仍存在不同的困境。
電信業開放進程一波三折
基礎電信業民間資本的誕生事實上遠早于政策出臺。
2000年前后，基礎電信運營商剛剛開始從電話向寬帶轉型，一批國有、民營資本也開始涌入寬帶領域，其中包括各地廣電公司、長城集團創辦的長城寬帶，以及當時第一批的民營寬帶泰龍通信。
2001年6月，當時的信息產業部下發《關于開放用戶駐地網運營市場試點工作的通知》，并選取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13個城市作為首批試點城市，由各省通信管理局組織規范試點工作，當時，從用戶小區內到最近的電信機房在內的線路網絡被稱為駐地網。
從現在來看，這是國內首個開放基礎電信業務的政策文件。但在當時，該文件主要是用來管理規范迅速擴張的寬帶市場。該文件發布之后，13個試點城市之外，所有非基礎電信運營商的駐地網項目均被要求停止建設和運營。其后，該試點業務也并未擴大。
不過，即便如此，高速增長的電信市場給民營企業提供了足夠的發展空間，駐地網、數據中心、增值電信業務等領域不斷涌入民營資本。
2010年，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鼓勵民間資本以參股方式進入基礎電信運營市場，支持民間資本開展增值電信業務。2012年，工信部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電信業的實施意見》，鼓勵民間資本開展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開展接入網和駐地網業務等八大重點領域。其中，移動通信轉售系首次開放，每年收入上萬億的移動市場吸引了大量民間資本關注，其中包括蘇寧、聯想、阿里巴巴、小米等公司，引發的媒體熱議也超過了半年之久。
2014年，工信部又出臺了《關于開放寬帶接入市場的意見（征求意見稿）》，首批在16個城市試點寬帶業務開放，并許可自建自營、轉售、建設出租等三種業務模式。
截至2016年5月，共有42家民營企業獲得移動轉售試點批文，181家民營企業獲得寬帶接入網試點批文。移動轉售企業共發展約3000萬移動用戶，民營寬帶企業在2015年至今的總投資也已經超過100億元。
寬帶、移動兩極化
但是，移動轉售與寬帶業務卻呈現截然不同的兩種局面。
“2013年至今，沒有任何一家轉售企業是盈利的，我們全都虧損。”一位轉售企業高層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虧損最多的，一年虧損2億以上。”
造成轉售企業虧損的原因，主要是“批零倒掛”。轉售公司自建計費系統，但需要從三大運營商的號碼庫中申請號碼資源，并且從運營商批發流量，然后以零售的形式開展業務，承載業務的網絡、基站也均由三大運營商提供。但是，從試點開展以來，“流量批發的價格，要遠高于零售價”。業務開展之初，工信部要求基礎電信業務經營者給予轉售企業的批發價格水平應低于其當地公眾市場上同類業務的最優惠零售價格水平。“但實際上，扯皮的空間非常多，運營商給我們批發價是按照市場價8折，但實際上，運營商自己經常推出3折、5折的業務，比如校園市場，現在就有118元/年的業務，”上述轉售企業高層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2014年開始，我們就找工信部呼吁改變批零倒掛，但工信部至今沒有表態，且告訴我們‘這是常態’。”
2016年1月，工信部發布《關于移動通信轉售業務批發價格調整的指導意見》，要求基礎電信運營商對批發價格進行聯動調整。但是，“從批發到現在，運營商一次都沒有調整過價格”，上述人士介紹，但運營商自己的售價卻一直在下降，不久前，工信部公布，三大運營商流量資費已經降低了30%，“現在我們已經被套住了”。
但民營寬帶企業卻普遍盈利。2015年，收購了長城寬帶成為最大民營寬帶運營商的鵬博士實現寬帶用戶超過1000萬，年收入79.62億元，同比增長14%，凈利潤7億，同比增長34%。
寬帶接入試點開放一年以來已經覆蓋61個城市，民間資本參與的建設項目超過2萬個，且規模日益擴大。網宿科技、亨通光電等上市公司均已申請牌照，且通過增發不斷投資寬帶市場。
開放的局限
“造成差距的原因有兩個，移動市場競爭太激烈，沒有太多民營的空間，但寬帶業務卻因為物業門檻等原因長期處于局部壟斷狀態。”內蒙古金田科技創始人杭勇如是分析，“另一個原因在于，民營寬帶可以建設基礎網絡資源，而轉售企業不能，跟運營商的代理渠道沒什么區別，沒有議價能力。”杭勇2010年離開電信行業創辦金田科技，在小區、樓宇建設基礎網絡并租用給所有運營商，目前該公司業務從內蒙古擴展到多個省份，且已在新三板上市。
2014年，4G業務正式商用，中國電信將超過70%的寬帶投資轉投到4G建設，這導致中國電信重點發展的鄉鎮寬帶市場陷入了資金緊迫的困境，“后來，電信就開始找一些村支書、當地有實力的個人，希望由民資負責建設，通過運營分成形式合作。為了讓這種模式受認可，中國電信力推工信部啟動試點。”目前，在大部分鄉鎮市場，運營商與民營資本都采取此類合作形式。
但是，移動轉售企業卻因為被視為“跟基礎電信運營商搶錢”而不受重視。“已經兩年多了，到現在移動都沒有解決互聯互通的問題，在部分省份，跟移動合作的號碼就不能用。”上述轉售企業高層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移動，沒有專人負責轉售業務的對接，都是兼職的。電信、聯通都有專門的團隊，成果納入KPI考核。”目前為止，國內2800萬轉售用戶中，2400萬是與中國聯通合作。
不過，“除了批發價之外，每個聯通的號碼，我們要額外給聯通交3元/月，批100萬個號，一年就是3600萬。”該人士表示，“即使這個號消費者不用了，銷號了，這3塊錢也要一直交。”
如果民營寬帶運營商帶來的競爭影響大于合作價值，也很可能遭遇與移動轉售企業相同的局面。2015年，廣州市啟動“三線”改造，長城寬帶、艾普網絡、聚友e家等民營寬帶業務運營商在網絡改造后數萬寬帶用戶斷網，且民營寬帶網絡無法切入被改造區域，網絡無法恢復，而三大運營商并不受影響。大多數民營寬帶在北方選擇與弱勢的電信合作，而在南方則更多與電信競爭，與聯通合作。
從這種對比情況來看，民營企業在基礎電信業務開放的生存邏輯在于“是否能夠給三大運營商創造價值”，而非“能否促進電信市場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