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在全球經濟的一片蕭條聲中，G20首腦峰會即將拉開帷幕。一如既往，本屆峰會的主題仍將是如何推動經濟增長。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整體經濟的慢速增長已經進入了第九個年頭，這已經超出了戰后大約7.7年的平均放緩周期，更讓大家擔憂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沒有看到經濟有明顯的復蘇勢頭。

 

　　從2016年至今的全球經濟表現來看，各國首腦們也很難樂觀起來。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美國經濟出現明顯的減速——盡管就業市場表現尚可，但經濟增長率今年很可能滑落至1.5%左右的水平，這顯著低于金融危機后大約2.5%的“新常態”。中國經濟在房地產等內需行業的拉動下，保持了高于6.5%的增長，但與去年相比也仍然有大約0.2個百分點的下滑。歐洲和日本經濟則陷入慘淡，歐洲經濟大約能保持1.5%的增速，盡管與過去幾年相比略有改善，但歐洲銀行業卻已經出現危機前兆，而日本的增長率很難超過1%，距離通脹目標也愈加遙遠。

 

　　持續的放緩也導致了經濟政策的謹慎。對于全球主要經濟體來說，盡管“刺激”是面對經濟放緩的唯一選項，但“刺激”的規模和決心卻開始下降。這是因為，第一，到目前為止，“刺激”的效果存在很大的疑問，以中國為例，“4萬億”帶來了經濟的快速復蘇，但卻沒能帶來持續性的復蘇，且“刺激”的后遺癥十分顯著；第二，多數經濟體似乎仍然沒有看到隧道口的亮光，因此也需要節省彈藥；第三，大幅度降息和量化寬松，給商業銀行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其利差不斷收窄，盈利能力下滑，這也帶來了金融風險的聚集。

 

　　在這樣的時刻，各國首腦坐在一起商討如何應對經濟下滑，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但市場卻也難以形成有效的預期。一份呼吁各國加大財政刺激、避免競爭性貶值、不具有約束性的聯合聲明，也的確很難讓市場憧憬什么。

 

　　從過去一段時間的討論來看，除去常規性的對經濟放緩的探討之外，有三個議題會成為焦點：

 

　　第一，G20的首腦們要為聲浪漸起的“去全球化”浪潮而頭疼，在英國退歐之后，這股浪潮更加聲勢浩大，而G20作為全球合作的典范，如何應對這一股新浪潮，將為下一階段的國際合作鑄下烙印。中國作為東道主，必然也要借此機會來闡釋自身的道路選擇和愿景。從這個角度出發，世界主要國家與中國之間仍將在未來一段時間的競合將很可能主導下一輪的國際形態。

 

　　第二，中國將如何應對對于“產能過剩”的全球批評。事實上，中國已經制定了規模龐大的去產能方案，但其他國家對于中國去產能的進度緩慢卻一直存在非常多的批評。但對于中國來說，一方面需要照顧到平衡國內經濟發展和就業市場等重要的利益關切，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如何與其他國家“合作”才能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的博弈必定會對世界經濟版圖造成影響。

 

　　第三，在過去的幾年中，新興市場遭遇了大規模的市場拋售，而目前這一輪拋售似乎已經進入尾聲，這有利于增加新興市場的發言權。但與此相對應，將是美聯儲加息的推遲和美元的走弱，這帶來了一個新的課題，即美元等主要貨幣一旦走弱，那么新興市場的出口將面臨困難，這又可能造成新一輪的競爭性貶值。所以，在這種狀況下，盡管G20仍有可能呼吁避免競爭性貶值，但在經濟放緩的當口，難以奢求大家“自律”。

 

　　但回到最終的問題上來，誰都知道，解決目前的全球經濟發展困境，必須要實施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但過去一段時間的經驗表明，結構性改革中如何摻雜過多的“逆周期性政策”，似乎難以達到合意的效果。具體而言，現代貨幣和財政政策，強調“逆周期性調整”，即通過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和貨幣政策寬松來減輕經濟下滑的痛苦，但從目前的狀況來看，過度的“逆周期”，導致了結構性改革的走形。比如說中國的國企改革必須要伴隨大量的低效率產能出清，但如果要保住就業，這些低效產能仍將以各種形式存在，并最終導致結構性改革的“四不像”。當然，這樣的狀況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強調“逆周期”固然沒錯，但誰來承擔改革代價，卻著實讓人頭疼。最后，我們似乎只能靠著吸食“量化寬松”來緩解自身的疼痛。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