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与季羡林相识，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1980年秋末，北大第一次用竞选方式来选举人民代表。这在全国也是第一份。我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女竞选者。

当年北大三面旗帜：一面是激进改革派，一面是稳健改革派；我有幸被列为第三面旗帜：「人性解放派」。

我的竞选口号是：「东方美」。而我关於「男性雌化女性雄化」的言论，却触怒了许多人。我受到「文学78」班同学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大字报围攻。

夜间独步未名湖，有人跟着我，我大声喊道：「是谁？」一个人影走出来，自报姓名「李玉洁」。她说，是副校长季羡林要她尾随我，以防「发生意外」。

她将我带到了季羡林的家中。看我大大咧咧的，「已摒忧患寻常事」，季羡林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

当时在大字报栏里，我的「另类」怪癖，曾经当过「反革命」的经历都全然曝光。那位社科院的「红学」研究生男友与我断然分手，似乎在说明我的「不可救药」。

而季羡林含笑对我，他从来不提我受到非议的事，而是对我说：「没事可以来」。当我愣头愣脑闯进入朗润园那荫庇下的房间时，那份轻松，惬意，是一种享受。

在朗润园沿湖的一楼，季羡林拥有两套单元。一套朴素无华的居家是「小乡镇的水平」。而居室的对面那个单元里，从厨房、水房到通道、住房，堆积着书山，则属於「国家级图书馆的水平」。

他不许他的孩子们住进对面那个单元。他说：「这是学校给我做学问用的，不是给你们住的。」甚至也不让小保姆打扫。只有他和他的弟子们可以出入其内。

有一次我进去取书，看见灰尘遍布。北京的灰土是很重的。我说：「收拾一下吧。」先生摇头，笑曰：「你不动它，它是不会起来的。」

这里面有一种哲学。先生尊重微尘，看起来有些可笑，其实是一种内心涵养。今天的世界之病，正是人们太喜欢以自己为中心，丝毫不尊重环境的自然态。

后来先生住院，李玉洁告诉我，检查出一百多种病，而先生却不医，说：「由它去，人都有病，都会死。」「顺从造化」，成为季羡林的选择。我想，这是他晚年的感悟，也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对东方文化作一种表达吧。

那年，我从海南来看望先生。他走进对面那个单元的书房里，取出刚刚出版的《留德十年》一书，赠我。上面名字已经题写好了。先生知道我要来，事先做了准备。那时先生还没有「火爆」，门庭安静，随意谈多久都行。

那本《留德十年》印刷的品质不怎麽样，纸质不佳，一打开就是错字。「春宵一刻值千金」，居然变成了「金宵一刻值千金」。但先生依然郑重地送给了我，因为那里面有他质朴的心灵。

我与先生就这样彼此珍惜着质朴的交流，不在乎世俗包装。

「平生爱国，不甘后人」

季羡林青年时代嚐尽离国之悲，他一生深刻地明白和坚信，不能离开祖国。风暴陡起时，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

不能去国，这在学界前辈中有坚定的信念。季的先师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九死而不悔」。以做学术和科学的条件而论，国外是比国内强。国内不间断的「运动」使得科学中断，人文社会学更是重灾无获。但是很多学者依然选择这条「化做花泥更护花」的殉道之路。

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说：「我在欧洲住了十年，瑞士、法国、德国等国的大世面我都见过，亲身经历过。」「乡思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但是在这垂尽的五月天，当自己心里填满了忧愁的时候，有这麽一团十分浓烈的乡思压在心头，令人感到痛苦，同时我却又有点爱惜这一点乡思，欣赏这一点乡思。它使我想到，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

海外学者余英时在季羡林逝世后，曾对先生发表严厉的批评。

余一向自称是：「却从没有乡愁的感受，也不为这种情绪所动」的人。这与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不同平台的人，也与胡适、傅斯年先生不同质不同格调。其实余英时自己也没有弄明白－－宣称自己「没有乡愁」的他已然失去了理解和评论上述学者们的平台，不管他与他们有多少私交。

因为，彼此的文化背景与生命依托失去了相通的依据。

季羡林说过：「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

这与余英时显然是在「质」上的不同。而不同质的事物是无法类比的。

有一次我去探访，见季羡林闷闷不乐。原来他身边的一个学生要出国了。季羡林对我说，很无奈，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苗子。李玉洁从旁插话说，在今天这个社会里，研究先生这门学问，就跟苦行僧一样。谁也呆不住。

季羡林的学问在印度和东南亚有很高的评价。而在国内，他的学问是「冷门」，不是「显学」，更不是「国学」。

那天季羡林不愿意多说话，他在为他的学科后继无人而痛苦。

每次去朗润园，无论我把公司经营说得多麽热闹，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最后来一句：「你一定要写东西。」他说得最多的话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

到八十高龄，先生还在秉烛达旦地做学问，因为内心有一个朴素的志向：「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在东方学的领域中，季羡林做到了。

文/张曼菱

《清华日记》「要出就全出」

先生在世时光，曾坦然出版他的《清华日记》。

那天，我一进门，李玉洁就告诉我这个事。她的神情带着惊恐与钦佩。季先生在一旁则淡淡的。

这本旧时日记出版时，人家问他：是否要删除那些「谈性」「谈女人」的内容。那都是很露骨很自我的慾望表述，例如：「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会去看呢？」

这种话在日记里反覆说，不下三处。「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够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那是那个打倒禁欲主义的时代烙印，一个男子青春期的狂言。但在今天中国社会，完全可能遭至各种道学家的指责。

在这部日记里还时常出现粗话，表现出青年季羡林的桀骜不驯。此时，已经被社会尊为贤者，达到德高望重之极的季羡林回答说：「要出就全出。」我接了一句：「日记就是过去了的事，还改什麽？要不就别出。」先生露出笑容。遍观当今中国，从个人史、党史到国史，不断有人篡改涂鸦。莫不是为了邀功避罪，欺世盗名。而季羡林一介书生，盛名之下，坦然面对自己与社会。

「要出就全出」，何等顶天立地之言？谁敢？世上最难的一个字是：「真」。宗教把「真我」树为菩提，认为到此境界即是「得道成佛」。

当年他在清华时期写出狂妄日记并不奇怪，难的是在经历「文革」洗劫之后，在世风媚俗江河日下的今天，先生不自树「菩提」，就是给人「菩提」。

「宁拙勿巧」。拙大於巧。怎麽做人，做史，做学问，尽在其中。日记精神，源於一种古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史家真谛。

日记精神，亦体现西风渐进的吹拂。卢梭以《忏悔录》坦然展现他的并非光彩的私生活，无疑是「契约论」后的又一贡献，教人们走向真实的自我与人性。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重大内容。

在「掩饰」满目的中国，一个日记精神与灵魂消亡的时代里，季羡林坦然出版全文的《清华日记》，处於他的高度上，是在昭示一种对史实和灵魂的回归。

当代中国，很多名人日记，都被其家属「为尊者讳」进行了修改删节，而使其真正的历史内涵受到损失。季羡林出自贫寒，却有伟岸的身姿。此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不修不饰风范，难道不足以垂范学界吗？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先生「米寿」时，我父亲代我写的一幅贺幛。当时我带到北京只是一张毛边宣纸。这幅字打动了季羡林，他精心装裱后，挂在小书房里。病重时，又托人交回给我。这种心意的传递，正是他的人生理念。

呼吁人们写「文革史」

为了呼吁人们来写「文革史」，研究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季羡林於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推出《牛棚杂忆》。

「巴老为什麽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

「到了今年1998年《牛棚杂忆》终於出版问世，我觉得我总算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我又有了新的期待，我期待还能有问津者。」这样的贡献，是基础性的贡献，更要大於之后那些具有高明见地的贡献。

中国自古以来，为士者都主张「争鸣」，「不平则鸣」。

这是道义与品质的特徵。胡适与鲁迅有诸多不同，然而他们也都反对「沉默」，各有名言传世以警世。就不赘述了。当思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发生了一次次的伤害，使学界众多优秀心灵远离尘世之争。渴求宁静，人们不再习惯於正面交锋。

季羡林没有选择低调，以耄耋高龄「百年老病独登台」。这种差异，细思之，是很多有价值的人比他更虚弱了。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2009年4月。我对他讲，我将去台湾，去寻访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的踪迹，为他们扫墓。季向我讲起当年梅校长在清华的口头禅「大概」、「如果」、「也许是」。他重复地讲。神态茫然，而突然他提出：「还有傅斯年」。

他的这位山东老乡，是以风骨耿直和保护青年闻名的。

季羡林最后的最深厚的感情是在校园，在清华和北大。就在他辞世的那一年，9月，我首次登上台湾岛，将季羡林与任继愈二位亲笔写下的祭柬送到了各位校长的墓地前。（本文先期摘编自《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一书，即将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12月出版。文内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