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大中華區經濟研究部主管朱海斌博士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全球經濟大勢如何影響各國央行宏觀決策？甚囂塵上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跌宕起伏的美國大選，如何深刻影響全球經濟？人民幣匯率跌跌不休，會否突破民眾心理關口？朱海斌博士抽絲剝繭，娓娓而談，對諸多熱點話題進行了專業的剖析和解讀。
因篇幅所限，本專訪特分為上下兩篇刊發，上篇主要聚焦於世界經濟，下篇著重剖析中國經濟，敬請垂注。 香港商報記者 李穎
人物檔案 朱海斌
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兼大中華區經濟研究主管。在2011年加入摩根大通之前，朱海斌在國際清算銀行先後擔任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達十年之久。朱海斌的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宏觀經濟，銀行業監管和金融穩定，風險管理和房地產市場。他在國內外專業學術期刊發表過數十篇論文，並在房地產和金融學研究方面獲多項國際學術論文獎。朱海斌目前在《財經》，《財新》，Financial Times 任專欄作家，並在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任兼職研究員。
教育背景：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學士，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碩士，美國杜克大學經濟學博士。
1、央行幣策料持續寬鬆
香港商報：各國央行QE（量化寬鬆），全球進入負利率時代，未來各國央行還會採取怎樣的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拐點會否到來？
朱海斌：從近幾年來看，全球經濟增速處於疲弱復蘇的狀況。整體來說，去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增速下滑很快，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雖處在低位但相對比較平穩。在新興市場國家中，中國和印度增速雖然下滑但仍維持高位。但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的下滑更加明顯，甚至出現負增長。全球經濟在弱復蘇中出現分化。
貨幣政策方面，今年杭州G20峰會上達成了一些共識，這幾年發達國家不斷的QE，有好幾個國家採取了負利率政策。但是貨幣政策尤其是QE的邊際效益在遞減，而負利率政策的效果現在很難判斷，我個人對負利率政策持強烈的保留態度。在G20杭州峰會上，大會提出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寬鬆，要更多地依靠財政政策。但事實上對大部分國家而言，財政政策的空間也非常有限。金融危機後，各國剛開始都採用財政刺激，所以政府債務一路上升。當政府債務高到一定程度之後，財政政策沒有空間了，所以在過去幾年更多的是非傳統的寬鬆貨幣政策。所以現在實際上是財政、貨幣政策空間都很有限，結構性改革應該加速。
周期政策難解結構問題
香港商報：各國在財政刺激上還能有所作為嗎？
朱海斌：目前談財政政策要加力，我個人感覺不是很準確，因財政政策在某些國家確實有空間，但對大多數發達國家而言，財政政策的空間非常有限。G20杭州峰會提出，各國除了採用傳統的宏觀政策外，還應推進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目前是相對滯後的。
危機之後全球的經濟增長率整體處於下降趨勢，其中有一些基本面的原因，像人口老齡化和勞動生產率的下滑等。這些問題在中國存在，在很多歐美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在這種新的情況下，如果不做一些結構性的改革，尤其是在勞動生產率方面沒有明顯改善的話，光靠一些周期性的宏觀政策，其實很難走出全球經濟目前「新平庸」的狀態。
從目前看，幾大經濟體中，美國是惟一處在加息周期中的國家，但是美國加息步伐非常慢，加息節奏非常謹慎，顧慮加息後會給市場和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預計日本、歐洲央行QE還是會繼續推，未來一兩年可能這種局面不會有明顯的改變。
2、美年底加息為大概率
香港商報：您判斷美聯儲年內會加息嗎？這將對世界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
朱海斌：預計12月份美聯儲應該會加一次息。美聯儲今年年初預計今年加息四次，一直說狼來了狼來了，但至今沒有動作。如果12月不加息會嚴重影響美聯儲的政策信譽問題。美國經濟的基本面是支持12月加息的，實際上今年早些時候（如9月份），當時的經濟指標整體也不錯，只是各個指標裏有一些是支持加息，有一些不支持加息，所以美聯儲一直比較猶豫。從目前的失業率、通脹數據來看，美聯儲今年12月份加息1次應是大概率事件。
明年動向最受關注
市場現在最關心的是，美聯儲未來（2017、2018年）加息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策略，採用怎樣的節奏。摩根大通預測明年加息兩次，但耶倫自己也承認2017年加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美聯儲點陣圖的置信區間非常大，明年有可能不加息，也有可能加息步伐加快，這中間取決的因素還是很多。我個人的解讀是明年加息的步伐仍然緩慢。從基本面和政治因素來看，包括11月8日美國大選，明年法國德國的選舉，包括全球的經濟變動等，明年的不確定性還是很大。從美國本身來看，美國目前的經濟還是比較平穩，但是目前經濟表現較強的部分主要來自消費，而企業的投資意願仍然很低，投資數據一直不好，這可能會在未來一兩年美國的經濟數據中有所反映，因此美國目前這種平穩的經濟走勢可能有下行的風險。
3、逆全球化下 全球貿易收縮
香港商報：美國、德國再工業化，英國脫歐、歐洲對難民問題的爭議等，都昭示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加之各國民粹主義盛行，去全球化的呼聲迭起，你認為逆全球化會否成為未來趨勢？自從加入WTO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並成為國際貿易第一大國，現時中國進出口貿易出現了負增長。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應如何應對逆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朱海斌：貿易全球化趨勢在金融危機前後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在金融危機之前，即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2007年，基本上是貿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大趨勢。但自2007年後，WTO的談判基本上陷入僵局，代之以許多區域性的談判。同時我們看到，全球的貿易增速在2006年之前基本上都比全球的經濟增速高一倍，而最近連續5年全球貿易的增速在經濟增速之下。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發達國家的普通百姓對貿易全球化感覺不到實質性好處，民粹和孤立主義抬頭。比如像英國脫歐、美國總統選舉中特朗普的異軍突起，某種程度上也反應了美國這種民意的變化。美國目前兩位總統候選人對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都不是很支持，對TPP都持反對態度，只是反對程度不太一樣。英國脫歐後，歐元區一體化速度也在放緩，甚至往回走。
分配不公 非全球化之過
世界銀行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在過去20多年貿易全球化進程中，到底哪些人受益，哪些人沒有受益。文章發現貿易全球化中兩個群體受益最大：一是全球接近中下收入的那群人，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形成的中產階級。中國在過去20年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是貿易全球化最大的受益群體。第二類是在全球收入處於最高1%的人群，對應了發達國家的企業主。而受益最少的是發達國家的中等收入階層。這從經濟上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在發達國家反對貿易全球化的民意上升。但是，這個研究本身並不說明貿易全球化沒有好處。從傳統的經濟理論或從很多經濟分析看，貿易全球化對全球的經濟增長和整體福利上升有積極意義。全球化帶動經濟增長，也帶動整體財富的增長，但問題出在收入分配上。
發達國家整體上受益於全球化的，如過去20年發達國家整體通脹率都很低，就是因為從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不斷地輸入低價的勞動力產品，來支持發達國家的消費。所以全球化是令各國受益是成立的。但是在收入分配中，發達國家中受益的是最富的階層，而中低收入階層並沒有受益，所以這是一個大的問題。但民意往往不加區分，把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錯歸結為貿易全球化帶來的後果，導致在發達國家出現全球化思潮的停止甚至倒退。
中國作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杭州G20峰會上倡導堅持和推動貿易全球化。跟以前不一樣的是，全球化以前更多是由發達國家推動，現在中國可能要在這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4、美大選結果左右市場走向
香港商報：美國大選11月將揭盅，你預料美國大選結果將會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什麼影響？
朱海斌：目前美國大選是市場最關心的。我們對大選結果不作預測，但可從研究上分析大選的結果可能對市場帶來的一些變化。此前金融市場的主流判斷還是希拉莉可能會當選，包括從一些指標上，比如從墨西哥比索的漲跌代表了大家對哪位候選人看好。如果特朗普當選機會高的話，墨西哥比索就會下跌，特朗普當選可能性低的話，墨西哥比索就會上升。業界預料希拉莉當選的話，可能相對來說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會小一些。但大選揭盅前曝出FBI將再查希拉莉郵件門事件，令到大選結果橫生變數。
比較兩人政策可以看出，相對來說，希拉莉若當政，與目前的政策不會有特別大的偏離，比如從貿易角度，雖然兩人都對TPP持反對意見，但希拉莉重在修改，特朗普則是退出，包括退出TPP和北美自貿協議，這對貿易和經濟的衝擊會更大。在另外一些有關經濟的政策方面，希拉莉上臺後可能會更加平穩，因此金融市場對希拉莉當選的反應要更樂觀。
尾部事件令選情生變
但目前一個風險在於，會否有尾部事件發生。比如6月英國脫歐公投之前，大家都以為英國會留在歐洲，但一旦原先沒有料到的尾部事件發生，對市場的短期衝擊是非常大的，中長期很多後果也正在發酵。美國大選的風險在於，在民意目前一致看好希拉莉的情況下，如果希拉莉方面曝出醜聞而導致特朗普當選的話，金融市場短期會非常動盪，無論在金融市場上還是在匯率市場上都會有比較大的反應。
美國的大選是選舉人制度，當年小布殊戰勝戈爾，實際上戈爾的總票數超過小布殊，但是小布殊在佛羅里達州的選票只多過戈爾幾百票，結果佛羅里達州整個的選票都歸小布殊。所以美國的大選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搖擺州的選票，因為大部分州都是鐵桿的民主黨或者鐵桿的共和黨，投票的結果比較確定。大約不到10個搖擺州的投票結果非常關鍵，很多民調也專門在這些搖擺州做調查，據彭博統計，佛羅里達州二者的民意非常接近，甚至可能特朗普略微領先，而在所有搖擺州裏面佛羅里達州是最大的一個。因此，即使目前看特朗普當選或許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小概率事件發生，會對市場帶來大的衝擊，這一尾部風險不可忽視。此前我們就擔心，如果未來數天內，希拉莉那邊如果有一些醜聞出來的話，就會對選情造成大的變化。而10月28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詹姆斯?科米突然宣布因掌握了一批新郵件而決定重啟針對希拉莉的調查。這顯然會對本來大體已定的選情帶來較大的變數，由此帶來的大選結果亦可能在金融市場引發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