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英國人首次在香港島進行人口調查，發現有約五千多華人居於小島上，大部分為赤柱及筲箕灣的漁民。島上缺乏可發展的土地資源，夏季更受台風吹襲，毫無經濟價值，清政府從未視香港島為城市。到了2015年，全香港人口約732萬，是一個擁有完善設施的現代城市，堪與全球其它國際大都會媲美。香港的崛興與發展，與完善的城市規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何佩然近日做客中華書局，就百多年來香港城市規劃發展的重點作扼要的講解, 讓讀者可掌握香港城市發展的脈絡及城市轉型的主因。香港商報記者 黃鶯

　　維多利亞城的首份建城藍圖

　　何佩然在其新書《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中寫道，香港的城市規劃在不同年代所面對的挑戰錯綜复雜，除了因應時代的需要作出相應調整外，也創造了許多具有本土特色的風格。何佩然曾就香港的供水系統、土地及海港發展和交通系統等專題，進行過綜合研究，而從規劃政策入手，觀察都市化的發展歷程，則仍屬首次。

　　何佩然表示，英國殖民政府最開始做城市規劃時，采用歐洲的發展模式。1842 年4 月，政府正式以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的名字為城市命名;1843年1月，港督朴鼎查(Henry Pottinger)委任工程人員亞歷山大·哥頓為香港的田土廳廳長及總量地官。1843年7月6日，哥頓草擬了一份城市發展建議書，是殖民地政府首份城市規劃藍圖。香港每年兩季(5月-9月)受台風影響，適合發展的地區局限於能躲避台風的地區，香港島北岸有狹長的海岸低地，亦是理想的避風港，適合城市發展。「哥頓曾將黃泥涌定為城市的重點發展區域，但歐洲人不習慣香港的氣候，他們覺得如果在黃泥涌建設城市，會被蚊子禍害。此外，歐洲人很害怕山林瘴氣，最后他們選擇了維多利亞城。」何佩然說。

　　早期的香港城市規劃為，港島北部即現址中環、金鐘一帶的地區劃作政府用途，故稱為政府山;早期的半山區劃為洋人住宅區;港島北面沿岸被發展為外貿洋行的貿易據點建立船塢、碼頭、貨倉等商用設施;灣仔辟為宗教團體、學校，黃泥涌(今跑馬地)辟為墳場。

　　興建水塘解決水源緊缺

　　何佩然講道，香港天然水源匱乏，可開發土地有限，開墾水源變成發展香港經濟的先決條件。建立維多利亞城之后，清朝太平天國戰亂，大量人口流動到香港，隨著人口不斷增多，香港水資源更加緊缺。1860年，英國人羅寧建議於薄扶林谷地內興建儲水庫供居民使用，薄扶林水塘收集足夠的雨水，再利用其較高的地勢，經輸水管分流至上環及西環街道。何佩然進一步解釋，「香港當時并不是逐家逐戶安置水管，而是在街上裝置公共水龍頭，也就是街喉，市民在街喉排隊輪候供水。市民在早上上班之前，會拿桶裝水回家，最開始『街喉』的水是免費的，后來慢慢開始收錢。」

　　由於九龍人口較少，19世紀末的九龍半島還未有水塘，最方便的方法是利用地下水源。調配地下水源及山澗流水作為自來水供應的主要資源，是1898年以前九龍供水系統獨特的供水方式。 避風塘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香港每年6月至10月受強烈台風吹襲，嚴重威脅人們的生命、財產。何佩然表示，很多漁民并沒有做人口登記，所以葬身大海后并無官方記錄。「當時的報告反映，有些漁船由於沒有上繳登記費，政府認為其不屬於香港船隻，當遇到風浪襲擊時，政府看到也不會營救。」何佩然說。1874年，風災造成的死亡人數估計達2000多人，1906年及1937年風災所致的死亡人數更超過一萬多人，風災亦導致數以千計的船隻沉沒。

　　19世紀末，水上人口約占全港總人口五分之一，每逢台風襲港，水上人定必首當其冲，因此政府必須興建避風塘，保障其生命財產。1874年的風災后，政府開始計劃興建首個避風塘，建於1883年的銅鑼灣避風塘是香港首個避風塘，初建時，避風塘可容納的船隻甚少，每次台風襲港時均不敷應用。1908年通過建議，加深銅鑼灣避風塘9尺，擴建后的避風塘面積達75英畝，1915年第二個避風塘於油麻地落成。

　　填海工程開辟沿海土地

　　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上半期：香港城市核心沿港島北線擴張，這時期政府通過填海的方式開辟沿海土地，使城市核心不斷擴展。至19世紀80年代初，港島北岸的城市發展已頗具規模。19世紀80年代末期平息沿海業權爭議后，大規模填海工程陸續展開，如1889年-1903年西環至中環的填海工程。

　　填海工程提升了港島北岸、尤其是中、上環的發展空間，建成后的土地成為城市發展的基礎，市區擴闊了的道路可容納新式交通工具，如電車、公共汽車等行走;新填土地上蓋建更多衛生條件較優的樓房;排水系統、水電設施等紛紛在城區建設起來。

　　作者簡介

　　何佩然，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梁保全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委員、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她也是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杜篷客座教授，曾出任法國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研究顧問。2011年獲法國教育部頒授棕櫚教育騎士勋章，以肯定她為高等教育界所做的工作。曾出版《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建城之道--戰后香港的道路發展》等，其中《風雲可測--香港天文台與社會的變遷》獲2004年優秀出版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