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年度關鍵詞)
過去14年，中國電影市場奇跡般地保持了30%以上的年票房增長速度，中國電影不僅從瀕危狀態中鳳凰涅槃，而且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第二大電影市場。進入2016年之後，中國電影似乎迅速地進入了一個發展調整期。票房上漲速度明顯下降，有的檔期甚至出現了近十多年來少見的負增長。這種現象既是對上一年度在互聯網和資本推動下非常態增長的“補償”式調整，同時也預示著中國電影進入了一個常態發展期。靠改革帶來的市場紅利，靠互聯網介入帶來的渠道優勢，靠資本帶來的利益驅動，開始更多地回歸到依靠電影的質量、依靠更多優質電影供給的軌道上來。這似乎成為了中國電影發展新常態的征兆。
這種常態可以看作中國電影創作的新常態。依靠大IP、依靠高顏值和“小鮮肉”、依靠炫技、依靠拳頭+枕頭+噱頭席卷市場的時代似乎過去了。這一年，諸多IP電影，甚至是所謂的“超級IP”電影，盡管在技術上、在視聽奇觀上相當驚豔，但因為缺乏能夠與觀眾溝通的故事、人物、情感，市場效果遠遠沒有達到預期;而仿效前些年高票房類型但缺乏創新的所謂“喜劇+愛情”模式，在這一年也被觀眾所拋棄;靠炒作、靠營銷似乎再也不能讓一部藝術質量平平的影片“騙取”觀眾的信任。質量之外的元素，對於電影市場的影響大大降低了。觀眾需要更優質的電影成為共識。正因為如此，《湄公河行動》這樣的影片就成為本年度最被觀眾認可的電影之一。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真實改編原則，典型的“小分隊孤軍深入”的動作類型片模式，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制作精神，特別是將國家愛人人的現代主題融入人人愛國家的傳統主題之中，使得這部作品能夠在電影市場相對低落的狀態中異軍突起。一方面說明觀眾仍然需要優秀的主流電影，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電影人可以制作出優秀的主流電影。這一信號的釋放，會讓更多的電影人意識到，任何急功近利的電影創作模式都是短命的，創作出經得起觀眾口碑檢驗的優質電影，才是中國電影新常態的核心。
中國電影的新常態同時也是電影觀眾的新常態。前幾年，由於電影市場的急速擴展，大量缺乏電影觀看經驗的“新觀眾”、特別是“網生代”觀眾進入電影消費，“小鎮青年”“網感”“搞笑”“逆襲”等等似乎成了電影觀眾的共性。然而，當觀眾的觀影經驗越來越豐富，他們的觀影訴求會越來越高，他們的觀影多樣性特征也會越來越突出。2016年，所謂的“爆款”“黑馬”電影越來越少，但是分眾化、差異化的電影觀眾卻越來越普遍。第四代導演吳天明創作的一部手法傳統的紀實風格電影《百鳥朝鳳》，在超長的放映周期中，取得了超過7000萬以上的票房成績，這至少說明中國觀眾對非商業電影的接受能力在明顯提高。這一年，包括具有一定表現主義風格的《路邊野餐》《長江圖》這樣的非常小眾的藝術電影，也獲得了一定的市場空間，這說明中國觀眾的差異化審美正在形成。而陸川導演的紀錄片《我們誕生在中國》創造了超過8000萬的電影票房，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也引起了廣泛關注，這說明繼前一年的《喜馬拉雅天梯》等作品之後，紀錄片正在成為影院電影的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有什么樣的觀眾就會有什么樣的電影。電影觀眾的可喜變化，必將促使更多的電影人關注電影的創作質量，創作出更多樣化的電影作品，滿足觀眾日益提高、日益分化的需要。
中國電影新常態還體現為電影風格和類型的多樣化。香港武打、警匪片，內地喜劇、愛情片，一直是國產電影的支柱。而隨著IP電影的出現，玄幻片開始批量出現。2016年，既有《美人魚》《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葉問3》《盜墓筆記》《寒戰2》這些主流的商業電影類型，也出現了《大魚海棠》《搖滾藏獒》等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風格的動畫電影，還有《七月與安生》《追凶者也》等一批風格獨特、定位准確的中小成本影片。而《驢得水》這樣根據舞台劇改編的、帶有荒誕性色彩的諷喻喜劇更是一個驚喜，使近年來比較低迷的喜劇電影創作在滑稽劇基礎上邁上了一個新台階。這既說明電影創作環境已經具有更大的包容和開放度，也說明中國電影人仍然對中國現實保持著一種積極的關懷。
同時，中國電影還體現了一種更加具有啟示意義的新常態，就是文化價值觀的新表達。如果說前一階段的某些國產電影，常常過分呈現暴力、情色，過度為搞笑而搞笑，甚至有的影片過度炫耀“白富美”“高富帥”這種庸俗價值觀，還有的影片將欺騙、陰謀、急功近利、陽奉陰違作為一種人格魅力加以呈現，受到了各方面普遍的非議，但是本年度的中國電影在價值觀呈現上都有了比較明顯和自覺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主流電影開始將價值起點建立在對個人生命、自由和尊嚴的尊重上，表現人與人的互助互愛，表現人為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努力和奮鬥，表現為了捍衛人的尊嚴而流血和犧牲。中國電影的這種價值觀傳達，與大眾共鳴、與國際語境都更為貼近。
2016是中國電影的“小年”，優秀作品的數量、質量與觀眾的期待還有差距，市場的增長也沒有達到年初的過高預期，特別是電影人才和電影工業的成長還任重道遠。但種種新常態卻呈現出中國電影的新氣象。放慢一點腳步，也許才能更好地不忘初心。從這個意義上說，2016是中國電影的調整之年，也是中國電影進入新常態發展模式的一年。從走得快到走得穩、走得好，也許正是當下中國電影最重要的轉變。
年度推薦
電影《湄公河行動》 (導演：林超賢;編劇：林超賢等)
主旋律創新表達
張珊珊
電影《湄公河行動》根據真實事件改編。2011年10月5日，兩艘中國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遇襲，13名中國船員全部遇難。中國政府堅決捍衛海外中國公民安全，倡導中、老、緬、泰四國建立湄公河流域安全執法合作機制，公安部組成聯合專案組，經過10個多月艱苦的專案偵查，凶手終被捉拿歸案。
《湄公河行動》是第一部講述中國警察境外執法的電影，案件本身的複雜性難以在一部電影的篇幅內展現，影片采用類型片的敘事方式，對偵破抓捕行動進行戲劇化處理，上演“偽裝者”戲碼，直擊糯卡落網現場，大手筆制造動作場面。影片中，鬧市救人、火車站追逐、商場槍戰、叢林對決等動作戲，代入當地環境特點，豪車、快艇、直升機、重武器齊上陣，既有兩位主人公的大顯身手，又有團隊作戰的協同一致，動作幹脆淩厲，場面驚心動魄。酣暢淋漓的動作戲，搭配環環相扣、緊張刺激的破案過程，影片把“好看”做足了。
影片“好看”，緊緊抓住了觀眾，當糯卡落網、同胞亡靈得到告慰之時，電影強力宣告了“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嚴正立場，觀眾們的愛國主義情感油然而生。《湄公河行動》為主旋律電影如何創新藝術表達方式做了出色的示范，也讓我們期待有更多優秀的藝術作品向世界傳達出清晰而堅定的中國聲音。
電影《大唐玄奘》 (導演：霍建起;編劇：鄒靜之)
傳奇事走心演繹
任姍姍
每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裏都有一個“玄奘”。真實的玄奘到底是怎樣的人?是什么支撐他杖策孤征?他留給人類的文化遺產、精神遺產究竟有哪些?懸置在曆史與傳奇的迷霧中，玄奘成為最熟悉也最陌生的那個人。《大唐玄奘》以華麗唯美的電影語言回答了上述問題，以當代人的目光重新打量曆史真跡，再現玄奘西行5萬裏的悲壯身影，尋覓通往玄奘世界的精神符碼。守正篤實、久久為功的執著，便是電影給出的答案。
這部電影裏，奇觀化的視覺效果與返璞歸真的人物形象相得益彰。沙水共生的月牙泉、八百裏莫賀延磧、摧枯拉朽的雪崩等自然景觀，以及穿行於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天竺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人文景觀，構成了奇觀化的視覺效果，彌補了相對平淡的戲劇沖突。人物塑造善做加減法，以母子情、故土情等濃鬱的情感，讓玄奘更具“人氣”;以真實細膩的還原和洗練樸實的表演，讓玄奘回歸“佛性”。人佛合一的玄奘，對當代人來說可感可信、可歌可泣。
玄奘是世界公認的文化符號，玄奘的執著精神仿佛是從曆史絲路到當今“一帶一路”的涉渡之舟。《大唐玄奘》是對曆史人物玄奘的深情追索，也是對當代中國的精神召喚。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電影《勇士》 (導演：寧海強;編劇：趙冬苓、趙寧宇)
長征路生死時速
胡妍妍
強渡大渡河和飛奪瀘定橋，作為紅軍長征曆程中的關鍵一役，已經為不少文藝形式所演繹。《勇士》的意義在於，它以類型化的方式重新聚焦並且放大這一史實，將之表現為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何被壯烈地完成，一個生死存亡的關口如何被超越極限地突破。
前有勁敵，後有追兵，側方襲擾攔截不斷，大渡河邊一晝夜240裏的瀕死奔襲，瀘定橋上一寸前進一寸血的槍林彈雨，爭分奪秒的敘事、此起彼伏的危機、俯拍鏡頭帶來的真實感，都加劇著電影的“緊張”。但《勇士》還張弛有度，布設了不少有意味的閑筆，如紅軍小戰士與炮兵俘虜之間的承諾與報恩，5人小分隊與側方擾軍的鬥智鬥勇，相約最後30裏見的兄弟信義，等等。這一過程中，主要人物的精神曆程寥寥幾筆卻呼之欲出，湘江戰役中慘烈生還、報仇心切的老廖，在不同軍隊裏扛過槍卻獨獨為紅軍不拿軍餉、官兵平等的風氣所動的軍事骨幹老餘等，都有自己立得起來的獨特性。
經由敘事和人物，經由鏡頭語言的聚焦和放大，強渡大渡河和飛奪瀘定橋不再是幹巴巴的史實條目，相反，它的來龍去脈、戰術戰略、曆史意義以及它所體現的長征精神，都有了自己鮮活生動的光影記憶。光影讓我們深切地感知，何以草鞋跑得過時間，為何“紅軍戰士”四個字背後有千鈞分量和無限榮光，以及，造就奇跡的不是別的，是崇高信念與無畏堅持。
電影《七月與安生》 (導演：曾國祥;編劇：林詠琛等)
青春片別有懷抱
任飛帆
“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概括了《七月與安生》的主要情節。這部影片以慶山(安妮寶貝)的同名小說為基礎，講述了兩個性格和命運截然不同的女孩的青春友情。從少年時期的形影不離，到青春時期的沖突分離，而後兩人“互換人生”後繼續生活。就在觀者以為影片結束時，影片又給出了另外兩個結局，一是七月的流浪不是被拋棄，而是自己的主動選擇;另一個是命運將七月的生命定格在27歲，她只好在安生的小說中流浪。這三種故事結局前有鋪墊，因而都具有合理性，給了觀眾更加豐富的思考空間。
從題材看，這部影片理所應當是當下流行的青春電影，但它卻沒有某些青春片內容狗血、無病呻吟、矯揉造作的通病，每個觀眾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有人看出流浪和安穩的抉擇，大城市與小城鎮的去留，有人甚至自省白玫瑰與紅玫瑰哪個才是自己的心頭好，而女主角與其說是兩個人，不如說是一個人矛盾的兩個方面。人的一生總是要面臨諸多的選擇和糾結，這部影片借著“青春片”這一類型放大了這種矛盾，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所以“青春片”不僅僅是校服、馬尾辮和舊式物件，不僅僅是追憶和懷念，觀後有感、有思索，才是好電影。
要現實，也要想象力(年度話題)
電影《老阿姨》 (總導演：雷獻禾;編劇：郭中束等)
革命人丹心可鑒
李培禹
電影《老阿姨》取材於開國將軍甘祖昌與夫人龔全珍的真實事跡。茫茫風雪中，一些被動員來支疆的女戰士因不滿上級介紹對象，紛紛帶著情緒要離去。這時一輛軍用吉普車駛來，甘祖昌出現。他不是來阻止、批評她們的，而是來送別這些女戰士，他說，無論去留，你們都是建設祖國的好青年!通過一組簡短的鏡頭，李雪健把一位經曆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一身英氣、可親可敬的首長形象，定格在銀幕上。
隨後，影片由黑白片轉為彩色片，用簡潔的故事脈絡，於細節處展現甘祖昌和龔全珍這對革命伉儷紮根家鄉、建設家鄉的時代故事，以富於層次的影像筆觸，在主題上彰顯共產黨人心系人民的優良傳統，其中既有對甘將軍艱苦奮鬥的現實主義刻畫，也有對龔全珍一生相隨、大愛無私的浪漫描繪。
《老阿姨》把一對典型人物的塑造，成功融入中國革命曆史進程的宏偉畫卷之中。影片還幾次通過“幻覺”的方式，聚焦甘祖昌與犧牲了的戰友、紅軍烈士的心靈對話。比如新婚祭酒、授銜前的內省、三年困難時期的為民請命，還有“文革”中憤怒地登上批判台陪妻子挨鬥，甘祖昌都出現了“幻覺”，這些藝術表達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這些革命征程、紅軍魂魄，支撐著甘祖昌強大的內心世界，成為《老阿姨》整部電影描述的一個個動人故事的依據和源泉。如此深度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使得該片更能走進觀眾的內心，引起他們的共鳴。
2016年的國產電影，我最直接的觀感是越來越中國：題材上越發貼近中國的曆史和現實，藝術上也正在摸索中國獨有的表達。
同樣取材於現實，商業類型片、藝術片和主旋律電影各有不同的應對方式。作為“革命曆史題材大片”，《勇士》鍾情於對曆史細致真實的再現，《我的戰爭》著重演繹戰火背景下的熾烈愛情故事，《鐵道飛虎》則營造戲劇性的戰爭傳奇。同為關注普通人生活命運的藝術電影，《路邊野餐》用記錄的風格呼喚生命體驗，《塔洛》以富於表現力的黑白影像，寓言化地表達現代化進程中的文明思考。
但電影畢竟是“造夢者”，鏡頭裏的現實又是經過電影人的腦力創造出來的，人們要看的，不僅是現實，更要看創作者是如何呈現的。《美人魚》被指“無厘頭”，《長城》的評論也兩極分化，但仍然票房大賣，吸引觀眾的正是它們所構建的奇幻世界，這說明觀眾需要更有想象力的電影，而我們傳統的電影理念已經很難滿足今天的現實需求。這並不是否認電影與現實的聯系，而是要求電影以更富於想象力的方式折射現實，呼喚情感共鳴。
形形色色的影片都以各自的方式，講述著不同的“中國故事”，重要的不只是在題材和細節層面多么貼近現實，更是在電影中用多樣化的方式表現和推動人們對於現實的體驗、傳遞積極的生活態度及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向觀眾盡可能有效地傳遞中國文化精神和正面價值。這不僅考驗創作者認識生活的能力，更考驗他們的藝術想象力。
無疑，中國電影需要更多強有力的風格色彩，需要創作者更多的主體創造性和想象力。這不僅是創作的應有之義，也是電影市場的發展要求。近幾年來中國電影市場上，過去那種虛浮做作的偶像大片少了，跟風起舞的惡搞喜劇不靈了，而像《七月與安生》這樣有藝術含量的作品更多地露出水面，說明觀眾逐漸成熟，他們對想象力和創造力更為看重。歸根結底，源於現實並超拔於現實才更接近藝術的本質。
2016年是電影的“小年”，除了票房增長速度減緩，主流商業電影大多重複著前兩年的成功類型。改進內容生產，以更富想象力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已經成為中國電影繼續前進的當務之急。 (作者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