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實名制都是懸在虛擬運營商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頻發的電信詐騙案，將虛擬運營商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也使得這個已試點兩年多業務在正式牌照的發放上出現“難產”。尤其是徐玉玉電信詐騙案發生之後，虛商實名制問題更是被放大，原計劃去年發放的正式牌照又被延期。
“以前虛商實名制只是行業內問題，現在已經上升為社會話題，引起政府、公安等多個部門關注，僅在工信部和運營商內部已經不能解決了。”一位接近工信部的人士曾這樣告訴南方日報記者。
近日，有傳言稱，工信部將在春節前發放正式牌照，雖然該消息尚未得到工信部的確認，但依然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飽受病詬的虛擬運營商將何去何從，也成為了業內普遍關注的話題。
國內虛商業務起步晚發展慢
2013年初，工信部下發《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方案》(以下簡稱《方案》)，陸續為全國42家民營企業頒發相關臨時牌照，持牌企業可以從移動、聯通、電信三家基礎運營商租售170、171開頭的號碼段。這是民營企業首次進入我國電信領域，被寄予厚望。
虛商並不是新的商業模式，在國外已經有比較成熟的模式。比如在歐美較為開放的電信市場，虛擬運營商的市場份額可以占到15%以上，而其他一些地區，虛商市場份額一般也都在5%左右。
比如香港，香港是亞太地區電信市場最為開放、管理水平較高的區域，2001年開始允許資本申請虛商牌照。目前為止，包括中國聯通、潤迅、電訊數碼、中港通電訊、新世界電訊、中信國際電訊等在內十幾家企業獲得了牌照。一直以來，香港虛商的客戶份額徘徊在6.2%—7.3%之間，市場份額也在6%左右。
中國虛擬運營商的發展始於2012年6月份。當時，工信部發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電信業的實施意見》，在意見所提出的鼓勵進入電信業的八大領域中，虛擬運營商位列首位。半年後，工信部發布試點方案，目前已發展3500萬用戶，但在移動通信市場的滲透率僅為2.7%。
需要指出的是，在工信部的正式文件中並沒有使用“虛擬運營商”的字樣，而是用“移動通信轉售業務”來表述。這是因為國內虛擬運營商和國外不同，國內的虛商僅僅是開展移動轉售業務，從基礎運營商租來號碼段的相關資源進行轉售，並不涉及無線網、核心網、傳輸網等基礎設施。
“對於電信運營商來說，核心競爭力是網絡和服務能力，但虛擬運營商並沒有網絡資源，在服務能力、資源配置等方面，面對三大基礎運營商的壓力，一直都難有競爭力。”通信行業專家項立剛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在項立剛看來，移動、聯通、電信已經在國內電信市場充分競爭，精耕細作，新入局者機會很小。
“虛擬運營商與基礎運營商是既合作又競爭的關系，但是在競爭的問題上，主動權掌握在基礎運營商的手上。”通信世界網主編郤勇志也向記者表示。據了解，在2013年發放臨時牌照時，業內曾樂觀預測，到2015年年底試點結束後虛商的用戶可以達到5000萬，但是最終的用戶量僅有2000多萬，按這個結果也難以令人滿意。
用戶量不足，成本壓力大
虛擬運營商的實名制一直備受爭議，去年3月，工信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聞庫就曾直言，虛擬運營商在試點的兩年雖然推進了提速降費、推動電信行業改革，但是也存在實名制落實不到位、違規率高等問題。
在項立剛看來，虛商實名制不嚴格跟其用戶量不足的壓力有關。據他介紹，虛商的計費系統和服務系統都需要重新搭建，而一個計費系統的搭建需要花費幾千萬元，如果用戶量過少，這些系統的成本也就會很大，為了稀釋成本壓力，虛商就不得不加快用戶量的發展速度。
在追求速度的同時，號碼質量也被拉低，市場價值也有限。郤勇志向記者透露，目前中國電信的170號用戶的APRU值(衡量電信運營商的指標，高端用戶越多，ARPU值就越高，運營商得的利益也越大)只有36元，而中國聯通的ARPU則更低，只有十幾元錢，有的甚至只有幾元錢。
在郤勇志看來，這種現象的出現與虛擬運營商行業的“批零倒掛”問題不無關系。所謂批零倒掛，是指虛擬運營商從基礎運營商批量買來的流量、語音等比基礎運營商向普通用戶單售的價格還高，這就導致虛擬運營商在進行套餐設定時非常被動，“批零倒掛”的問題也常為虛商從業者所不滿。
據了解，目前基礎運營商向虛擬運營商出售流量、語音時，主要采用的是資源池和模塊組合兩種方式。資源池模式，就是基礎運營商給虛商語音、流量等方面的單價，由虛商自己組合;模塊組合則是打包一個語音、流量等方面的套餐，然後出售給虛商。
郤勇志告訴記者，相比於資源池來說，模塊組合的方式對於虛擬運營商來說更為有利，並且不存在“批零倒掛”的問題，但這種模式所占規模還比較小。據了解，為虛商用戶發放號碼最多的中國聯通一直以來都沒有采用這種模式，目前虛擬運營商用戶數不足兩百萬的中國電信則有一半采用這種模式。
不過，此前有消息稱，中國聯通已經向小米移動、海航通訊等企業推出了模塊組合資費模式的測試版，測試結束後將向所有虛商企業開放。
中國虛擬運營商產業聯盟秘書長鄒學勇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則表示，國家出台了一些相關文件和政策，批零倒掛的問題已得到部分緩解。在他看來，對於虛擬運營商來說，應該在差異化經營和套餐內容上下功夫。
牌照資源更被投資方看重
徐玉玉事件之後，虛擬運營商的發展跌入低穀，來自業內和社會的“聲討”之音不斷，原本計劃在去年發放的正式牌照也被推遲發放。項立剛向南方日報記者表示，由於現在42家虛擬運營商發展不均衡，最終正式牌照發放時可能會設計發放標准，僅給少數企業發放。
多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正式牌照何時發放雖然不會影響業務的開展，但是可能會影響商業戰略，因為投資者看中的就是牌照資源。在吸引投資、上市融資上，如果有虛商的正式牌照就會很有優勢。
“牌照是稀缺資源。”郤勇志說，“如果拿到正式牌照，就可以在資本市場講故事，吸引投資。”鄒學勇向記者表示，正式牌照如果推遲發放，可能會影響資方對於虛擬運營商業務的判斷，虛擬運營商在整體布局也會受到影響。
不過，即便在虛擬運營商發展的兩年內舉步維艱，其所起到了一定的“鯰魚”作用，也不容忽視，尤其是在服務端和套餐設置上，虛商這條“靈活的鯰魚”給電信市場帶來了不小的變化。業內普遍認為，頗受用戶認可的流量不清零、取消漫遊費等業務，就是受到虛擬運營商的影響。
在輿論壓力和基礎運營商的競爭之下，虛擬運營商應該何去何從，成為了很多從業者關注的話題。“行業不景氣，我們先做好手頭的工作。”某排名前五的虛擬運營商總經理在回應南方日報記者的采訪時這樣說。
然而，在郤勇志看來，虛擬運營商要想真正發展，國家在政策上需要給予支持。“如果國家繼續給予支持，基礎運營商絕對競爭不過虛擬運營商的，他們太靈活了。”郤勇志說。(記者 王偉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