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講述的是15世紀末至17世紀是經濟全球化大潮出現和迅速發展的階段，即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作者李伯重教授將這個時代的特征概括為“火槍與賬簿”。火槍代表了軍事革命導致的新型暴力，賬簿則意味著對商業利益的積極追求。早期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和發展，導致東亞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在這個曆史的十字路口，中國未能抓住機遇，從而不得不再等上兩個世紀，才又在新的國際環境中重新開始近代化的進程。
李伯重教授在史學研究界享有盛名，在中國經濟史和明清史研究領域出版有多部著作，精湛的研究方法，科學嚴謹的論證態度，創新多變的思維方式使其成為可以與國際學術界不斷對話的一流學者。幾十年來，李伯重先生都致力於中國經濟史研究，重點是明清江南經濟史。《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等一批學術著作從中國曆史研究的實際出發，同時又具有世界視野。但是近幾年來，他的研究興趣發生了改變，研究領域從經濟史擴展到了政治史、社會史和軍事史，研究地域從江南擴展到了全國乃至東亞世界，研究時期則從明清縮小到了晚明。後來他曾經專門撰文論述為何經濟學需要曆史——“凡是過去，皆為序曲”。
這本書的寫作，對於李伯重先生來說是轉向新領域，激發新思維。他認為，史學必須不斷地為社會大眾提供新的見解和看法，如果史學家都一代代地延續前人的陳說，那社會也就沒有必要有史學家了。從治學的角度，對他而言，如果陳陳相因，“研究工作將會變得如巴勒克拉夫批評許多曆史學家所說的那樣：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生產出與過去一樣的產品。如果這樣的話，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也就接近尾聲了”。但是晚明時期世界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這既是今天學界的一大熱點，但也缺乏共識作為研究的依靠。寫作起來，確實充滿機遇和挑戰。最終的結果，是一部體現國際學術新潮流、面向社會大眾的全球史研究著作。
全球史的新視野
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曆史，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改變了，每一代人都會提出關於過去的新問題，發現對過去都有一種新的同情，這是和他們的先輩所不同的。
——曆史學家 希爾
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但並非在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上，即當代史意味著為期較近的過去的曆史，而是在嚴格的意義上，即人們實際上完成某種活動時對自己的活動的意識。因此，曆史就是活著的心靈的自我認識。
——哲學家、曆史學家 科林伍德
“全球化”是當今國際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最重要課題之一，正如沃特斯所說：“就像後現代主義是20 世紀80 年代的概念一樣，全球化是20 世紀90 年代的概念，是我們賴以理解人類社會向第三個千年過渡的關鍵概念。”在整個19 世紀和20 世紀大部分時期，曆史學家大多以國家作為研究單位。但在全球史的視野中，李伯重先生總結了其不同於世界史的主要特點：一則是否定了“國家本位”，以“社會空間”而不是“國家”作為審視曆史的基本單元;二則是關注的是大范圍、長時段的整體運動;三則是重估人類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同時，他比較了傳統的中外關系視角與全球史視角的不同。傳統的中外關系史種研究對象的主體是中國和西方，研究所強調的是單向的關系，早期是從中國到西方，從16 世紀開始則是從西方到中國。如果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這些看法都是有問題的。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在1500 年以來的大部分時間內“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大多是間接的，但是也有直接的;不是一種方式，而是多種途徑。因此，這種交往雖然終端在中西，但是實際交往過程具有全球性”。
1500年左右，既是西方曆史上近代時期的開端，也是全球史開端的斷代。以往學界的主流認為：世界的近代化就是西方的近代化及其
全球擴展，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世界的近代化是一個全球性的曆史過程，雖然西方在其中起了至為關鍵的作用，但其他地區所起的作用也絕不能低估。《火槍與賬簿》選擇的正是15——17世紀這一變動不居的曆史時期。此時的中國正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危機四伏。與之前的繁榮安定相比，1600 年以後中國的情況正如史景遷所說：“即使把這一時期看作‘近代歐洲’誕生標志已成共識，卻很難視之為近代中國的明確起點。”在書中，李伯重教授將晚明中國所遇到的危機納入世界史上著名的“17 世紀總危機”的一個部分進行考量。在17 世紀，歐洲各國在政治、經濟、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種矛盾和沖突集中爆發，表現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貴族叛亂、民族起義、宗教沖突、農民暴動及城鄉騷亂等。此時的東亞世界也未能幸免，表現在中日兩個大國上則是：中國的明朝出現了崩潰的變局，日本也開始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最終的結局明代中國未能通過這場危機，淪為失敗者。處在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國為什么不能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呢?對此，李伯重先生的回答是，不僅中國未能選擇另外一條路，17 世紀大多數國家也如此，因此中國的情況不足為奇。
曆史發展的動力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的“火槍加賬簿”，導致了諸多在今天不能容忍的惡行的出現和滋生。但是這裏要說的是，這些惡行不僅是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產物，也是經濟全球化賴以出現和進展的必要條件。換言之，這種惡乃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發展的動力。
早在19世紀，黑格爾就提出過“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這一重要的哲學命題。《火槍與賬簿》一書從寫作的出發點就沒有回避這一曆史的源動力。火槍所代表的新型暴力與賬簿所代表的對商業利益的極致追求，把世界各地人民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這就是“惡創造曆史”的具體表現。
書中從三個方面——貿易打造的世界、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軍事革命、文化圈的大洗牌來論述了這一曆史進程。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絲綢之路雖然曾是最主要的國際商路，但李伯重教授認為其經濟意義不宜誇大。在15世紀之前，世界各主要地區之間並沒有緊密的經濟聯系，直到大航海時代才把世界曆史帶入了新階段。李伯重先生用紮實的數據分析，從商品、商人、白銀三個角度分析了中國在這一全球化故事中的角色和定位。在軍事改革方面，李伯重教授也反駁了人們通常認為的中國自發明火器之後就停滯不前的觀點。認為在16世紀之前，西歐和中國兩個地區各有千秋，中國尚未落伍。“經濟的變化促進了社會的變化，為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滲透和傳播鋪平了道路。”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以及儒家文化四大文化圈的擴大和深化中，東亞世界的文化版圖遭遇大洗牌，這其中既有武力征服，文化傳播，也有商業擴張。這一系列過程也伴隨著角力海陸的東亞一系列的國際紛爭。在這樣的論述中，李伯重教授立足於中國與世界的交互關系，沒有忽略大勢所趨的曆史背景，也沒有著重於對既有觀點的批判，而是通過大量的原始資料和數據分析，從認識上予以說明和澄清。
再闡釋
在探討帝國興衰之時，最好能避免受到這樣的誘惑，即在知曉帝國終有一日強大的情形下過早地尋找其強大的征兆，抑或在了解帝國終有一日滅亡的情形下過早地預測它行將崩潰。
——布羅代爾
全球史為中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發生於17世紀中葉的“明清易代”是世界史上一個重大事件。總兵力不到二十萬人的清朝八旗兵，從半蠻荒的東北地區揮戈南下，在短短二十年中橫掃東亞大陸，征服了經濟和文化都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的明朝中國。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巨變?為什么在同一曆史時期，從西歐到東亞的許多相隔甚遠的國家和地區也出現了類似的事件?書中，李伯重教授運用全球史的新視野來重新解讀和闡釋中國曆史發展的走向，從一個個事件中看到“大曆史”，這也正是全球史研究的優點和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