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深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火遍全國，不寫一寫簡直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媒體人。但問題是，寫什麼?表演到位的老戲骨們?達康書記的表情包?猜電視劇的現實原型?公安干警是不是被黑了?可說的話題看似很多，但仔細想想，似乎又全都跑偏了。

　　眾所周知，「反腐劇」作為中國國情下的特殊劇種，其自身性質與其他以娛樂為目的的電視劇可謂有本質上的不同。首先，「反腐劇」的題材屬性必然需要反映社會現實黑暗面，也注定其內容屬於「高度敏感」。在中國現行廣電政策管控下，反腐劇自2004年退出電視台黃金節目以來，已經有十多年沒有推出了有影響力的作品。此次《人民的名義》能夠在十九大召開前的敏感節點推出，明顯有著不尋常的意義。

　　其次，反腐劇的推出，從來都有強烈的反腐教育、經驗總結乃至於政治信號的作用。這一點，從《人民的名義》制作團隊就可以看出：出品方包括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中國江蘇省委宣傳部、中央軍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視中心，編劇周梅森被稱為「中國政治小說第一人」，還為寫此劇專門進入秦城監獄采訪貪官，這又豈是拍攝一般電視劇能享受的待遇?

　　無關反腐的狂歡

　　應該說，從精心設計的情節、亮點頻出的台詞、演員們的精彩表演、普遍贏得了觀眾們的熱捧來看，制作方的努力贏得了應有的口碑回報。但明顯看到，輿論里關於本劇的討論，卻基本上和「反腐」這一核心內容沒什麼關系，泛娛樂化的大眾狂歡，既消解了電視劇的嚴肅內核，也影響了觀眾們的深入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的名義》引發了「人民的狂歡」之后卻似不止渴，并沒有進一步成為「人民的呼聲」、「人民的利益」，從大眾的反應來看，而是异化成了「以《人民的名義》娛樂至死」。

　　劇本并非沒有給我們思考的空間。例如，漢東省反貪局因為雙重領導制度而必須向省委匯報，卻因此錯失了抓捕貪官的最佳時機，導致貪官外逃。這難道不需要我們反思如今的監察體制?再比如，李達康書記之前因在某地的GDP增長落后而仕途受阻，從此落下了「GDP崇拜」，也更因此引發了劇中的拆遷、腐敗等情節，這些制度問題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只不過，在「泛娛樂化」的狂歡之下，上述嚴肅思考在輿論場中鳳毛麟角。

　　尼爾波斯曼在《娛樂至死》中寫道，「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赫胥黎的預言正在今天的中國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