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淼：在當今的馬來西亞，中資大量涌入的驚喜過后，對中國投資的質疑，似乎有逐漸成為主流聲音的趨勢。

　　在當今的馬來西亞，中資大量涌入的驚喜過后，質疑更像是一場無法擺脫的宿命。在馬來西亞的選舉政治中，在反對黨的推波助瀾下，在中小企業受中資強大擠壓的窘境中，對中國投資的質疑，似乎有逐漸成為主流聲音的趨勢。

　　3月的一項統計顯示，過去三年中企對馬房地產投資超過21億美元，超越新加坡，成為馬國房地產最大的投資國。中國商務部數字顯示，2016年前九個月，中國對馬直接投資已經突破5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

　　馬來西亞地處東南亞戰略要沖，文化東西交融，宗教和諧相處。同時，這里還生活著700多萬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華裔。在中國的語境下，馬來西亞既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國家，又是進入東盟及伊斯蘭世界的橋頭堡，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然而，中資也在馬來西亞備受質疑，這看似無法擺脫的“宿命”，其實有著極其深刻的外部因素和內在邏輯。

　　2016年，全球經濟動蕩引發了馬來西亞國內政治經濟危機。是年，馬來西亞社會遭遇石油價格走低、消費稅抑制國內消費、林吉特持續貶值等多重壓力，加上“一馬公司”丑聞曝光，使得總理納吉布帶領的執政聯盟危機重重、步履維艱。面對國內疲軟的經濟、反對黨不斷的批判以及選舉壓力，加大吸引外資成為執政黨脫身困境的“救命稻草”。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加上馬來西亞獨特的種族政治環境的催化，就像一出遠未完美的大戲，登上舞臺中央的中資，在聚光燈下收獲掌聲和喝彩的同時，也必然收獲奚落、嘲笑甚至質疑。

　　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馬來西亞還被種族政治所左右，但近些年來在對中資的態度上，馬來西亞執政黨聯盟——馬來西亞國民陣線（簡稱國陣），以及其當家大黨——以馬來人為主體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對中資來馬基本上持歡迎態度。

　　1974年，在現任總理納吉布的父親（馬來西亞第二任總理）敦拉薩帶領下，馬來西亞成為東盟成立后第一個同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正是懷著這種“子承父志”的個人情結，與中國交好成為貫穿納吉布執政生涯的主軸。同時，在美國對納吉布就“一馬公司”調查不斷施壓的背景下，一直被認為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的納吉布政府，同中國的關系自然是不斷升溫，兩國關系在2013年被成功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值得玩味的是，在納吉布被一馬公司丑聞纏身之際，中國正在加大對馬投資力度，對于一馬公司重大資產——“大馬城”和Edra能源的重金收購，自然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一馬公司的債務危機，以及納吉布本人的政治壓力。雖然中國政府在之后多次聲明，收購純屬商業行為，但作為央企的中鐵建在南海危機升溫及“一馬公司”丑聞不斷發酵的當下伸出援手，背后的政治考量也顯而易見。

　　在執政聯盟內，由最大成員黨巫統帶頭定下的“馬中友好”的調子，加上作為華基政黨的馬華公會的協調和穿針引線、全力配合，馬來西亞整個執政聯盟對于中國“一帶一路”的看法普遍樂觀。但需警惕的是，馬華公會與中國共產黨的高調互動，有可能會在種族情緒微妙的馬來西亞引發非華裔（特別是巫裔）民眾對自身優勢地位以及文化保護的擔憂，甚至有可能演變成種族課題。同時，中國同馬華公會的親密黨交，因為對個別外交細節的處理方式問題（如 “沒馬華黨華人缺少發言權”等言論），被部分人士過度解讀為，中國在聯合執政黨對在野黨進行打壓，從而形成了“干涉別國內政”的誤解。這些偶然性事件必然會被反對黨炒作，從而形成中國投資背后另有政治議程的不實論斷。加上馬來西亞很多中小型企業感受到了中資進入馬來西亞造成的“擠出效應”，馬華公會大力推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可能會成為一柄“雙刃劍”，對其本身選情帶來挑戰，也有可能波及到整個國陣。

　　馬來西亞作為一個民主國家，與“國陣”抗衡的是多黨組成的反對黨聯盟——“希望聯盟”。值得注意的是，現年91歲的前總理和巫統元老馬哈蒂爾在叱吒馬來西亞政壇22年后，與被驅逐出巫統的原副總理慕尤丁等組成另一反對黨——土著團結黨。該黨甫立，便對納吉布火力全開。慕尤丁1月在接受馬國中文媒體聯訪時批評，納吉布前往中國招商導致中國企業搶走馬國人民飯碗。這一言論得到了馬哈蒂爾的遙相呼應，馬哈蒂爾也高調批評伊斯干達特區碧桂園的森林城市。

　　反對黨的質疑之聲，并非空穴來風。兩位政壇老手聯手發動攻擊，顯然推高了問題的格局。馳騁馬來西亞政壇22年的馬哈蒂爾再度發聲，尤其在馬來鄉村地區煽動性極強。他高調抨擊中資，背后不單單是政黨利害以及選舉考量，也著實反映了馬來西亞體制精英對中國崛起的疑慮。

　　在國陣政府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吸引中資救助國內疲軟經濟的功臣的同時，一向將矛頭對準納吉布的反對黨聯盟，對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理所當然地不會與國陣保持一致。反對黨批判納吉布，自然也批判納吉布支持的中國投資，并一口咬定“納吉布引進中資并求助中國是為本身解困”。納吉布去年11月訪問中國，與中國簽署了14項總值約1440億林吉特（約合320億美元）的備忘錄，是馬國史上與外國簽署的最大投資。不出所料，此消息一出，即被反對黨貼上“賣國”的標簽。

　　有評論指出，馬來西亞反對黨聯盟將大部分精力放在批判納吉布上，還沒擺脫“首要目標就是換政府”的局限。同時，反對黨內部各成員黨仍忙于聯盟大洗牌后的利益調整，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在全國執政的系統性方針和長期發展策略，更不用說對于具體經濟事務（如中國投資）的統一立場了。因此，反對黨聯盟對于中資的批判，并非建立在全盤統籌和理性分析的基礎之上。

　　縱然馬來西亞朝野政黨對此課題看法不一，但近些年中國經濟的崛起，讓馬來西亞很難全盤否定“一帶一路”帶給本國的機遇。反對黨聯盟老牌成員黨民主行動黨，對中資的批判或許相對理智和冷靜：有異于國陣政府大量吸引中資自由進入各種項目，民主行動黨主張對其加以甄別，慎選中資項目，以保障國家利益。民主行動黨政治教育局主任劉鎮東認為，來自任何國家的外資，政府都有責任加以甄別及監管，中資也不例外。

　　中國黨國一體的威權式治理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馬兩國邦交由兩國執政黨主導的思維慣式。中國長期一黨執政難免滋生出“只要搞定巫統少數高層和體制精英（也包括王室成員），在馬投資就會順風順水、所向披靡”的偏見，卻會忽略文化多元、政治相對民主的馬來西亞社會價值觀的多樣性，以及政治利益的復雜性。

　　在推動“一帶一路”海外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同馬來西亞反對黨的直接互動不多，渠道單一。這種信息的不對稱，使得馬來西亞反對黨對于“一帶一路”的政策很難做出直接正面反應，反而是通過對執政黨的批判和監督來間接發聲。

　　然而，中國在馬投資的長期性，需要中國政府在適當的環境下，加強與反對黨對話與溝通，以應對馬政局的不確定性。在非政府組織和社團扮演著重要作用的馬來西亞社會，建立與這些團體的對話機制，可以幫助中國政府減少推行“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的阻力，在最大程度上傾聽來自各方不同的聲音，為中資在馬來西亞的可持續發展鋪平道路。

　　“一帶一路”的“大戲”已經上演，馬來西亞將扮演重要角色。但在當前的馬來西亞，華商華社對于“一帶一路”的“一呼百應”，和其他族裔同胞“可有可無”的謹慎態度形成了強烈對比。在種族主義仍有市場的馬來西亞，以及南海糾紛緊張局勢的當下，若華社和華基政黨與中資走地太近，勢必會再次喚醒沉睡已久的對“效忠中國”的疑慮，引發局勢的進一步緊張，從而影響中資在馬利益。

　　所以，中國政府必須清醒了解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經濟結構、種族心態、宗教習俗等因素，才能在利益與風險的評估中做出理性選擇，擺脫被質疑的宿命。

　　（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 張淼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