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來源必定歸結到人。所以，偉大的革命導師說：“人多力量大”，這并不是完全錯誤的。當時推出的“光榮媽媽”政策固然在短期內導致人口劇增，不利于經濟增長，但是也未必就應該來一個180度，索性不準生育了。現在時隔境遷，中國的人口增長率早就已經掉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之下，而計劃生育政策還遲遲不能完全取消，讓不少經濟學者憂心忡忡。
比如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易富賢老師就認為，中國當局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如此有效，甚至連當局自身都低估了目前中國的生育率，以至于按照他的估計，中國人口已經被印度超過，而由此帶來的問題則是“未富先老”，“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人口紅利”已經消失。而攜程網CEO梁建章先生就不光是做理論研究來證明中國需要更加多的人口，而且在攜程公司內部用實實在在的激勵措施鼓勵生育。算是一個知行合一的儒商吧！
中國經濟是不是已經不再有人口紅利了呢？如果是，那么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其動力來源還能指望什么呢？
在計算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力的時候，我們除了需要考慮人口的數量紅利，還需要考慮人口的質量紅利。而我們現在一直談論的，往往是指人口的數量紅利。
數量是容易計算的，點人頭即可。質量可怎么衡量呢？我們有兩個比較好的質量指標，來分別衡量“低端的勞動力（工人）”和“高端的勞動力（工程師）”的質量水平：
成人識字率描述了最普通的工人的基本素質，它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普通工人的知識水平。識字率越高，代表了工人越能夠理解現代大工業的操作程序和熟練能力。中國政府在這一點上做得相當好。1990年，中國的成人識字率達到78%，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76%。大家或許會不滿意于這樣的水平，怎么才達到平均水平啊？可是要知道，1990年的中國人均GDP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當時中國大約300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是超過4000）可以說中國政府在經濟起飛之前，已經為未來的經濟增長儲備了足夠優秀的普通勞動力。而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一旦中國打開大門，一下子成為最能夠吸引外資的發展中國家！
而可以與之相對比的是印度，這個更加接近于西方國家體制的發展中大國，照樣有極低的勞動力成本，也有更加好的保護產權的法治體制，但是在國際資本面前并沒有那么具備吸引力，因為他們的成人識字率到2015年才達到72%。
不過印度有印度的優勢。在另外一個衡量高端勞動力素質的指標中，印度曾經走在了中國前面，那就是“大學入學率”。這個指標說明的是未來勞動力中的工程師比例，或許它能夠部分地代表經濟增長中的創新能力。在2000年，中國是7.7%，而印度是9.5%，兩相比較，印度的優勢明顯。所以記得在九十年代我們念書的那會兒，不少經濟學者認為印度在高科技方面或許會比中國發展得好。
但是過了五年情況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到2005年，中國的大學入學率達到20%，已經非常接近世界水平（24%），而印度依舊徘徊在10%左右。這是中國大學擴招的結果。雖然我們可以對大學擴招只重數量不重質量報以善意的批評，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大學生數量的急劇上升，為現在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迅速增長提供了保證。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足夠數量的大學生介入勞動力市場，我們能夠誕生阿里巴巴騰訊華為這樣的優秀企業。所以，對未來的經濟長期增長的預期，不能糾結于短期政策（比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等），而應該更加關注類似于“大學擴招”這樣的制度性變革。
現在我們的政府已經注意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需要從資本積累和資源耗費轉變到創新驅動。但是對于如何才能建立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也似乎沒有什么特別的認識。這一點，可以從中國大學體制變革遲遲沒有進展得到佐證。
大學擴招是增加了中國高端勞動力（工程師）的數量，但是大學本身的教學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才能改善未來中國工程師的質量。而工程師質量的提高，才是創新驅動的溫床。從中國高校的行政管理體制來分析，似乎有點兒對這樣的崇高使命勉為其難。因為行政管理是所有管理中最缺乏效率的一種方式，而科研創新是最具不確定性的人類生產活動。所以，很難想象，也從無先例，一個最低效的管理方式會誕生最有不確定性的創新成果。從這一點上分析，我不看好中國未來的創新轉型。
不過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中國的開放度很大。我們本土的大學科研機構受制于行政體制，但是我們的學生和老師卻可以通過和國外先進大學的合作，得到長足的進步。幾年來中國的留學生數量大幅增長，回國數量增加更加快。因為體制原因，中國不能像吸引產業外資一樣把教育領域開放給世界，但是出口學生相當于進口大學。1996年中國的出國留學生數量才區區2萬人，到2015年已經超過50萬。更加可喜的是，回國率（回國人數/出國人數）從當初的30%提高到現在的80%。按照一所大學招生一萬人計算，每年50萬的出國留學生相當于我們進口了50所大學。從這一點分析，我相當看好中國的未來。
（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 沈凌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