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成為美國高新技術搖籃，不僅擁有蘋果和谷歌等高市值高科技公司，加州101家獨角獸亦全球居首。圖為裝滿太陽能面板的蘋果新總部大樓。路透社
在不少觀察人士看來，以創新科技主導的三藩市灣區對粵港澳灣區最具借鑒意義。二者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三藩市灣區有全球創新的風向標硅谷，粵港澳灣區內的深圳也走在了世界科創的前沿;三藩市灣區有全球名列前茅的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粵港澳灣區內亦有港大、港科大等5所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學;硅谷和深圳，都是所在國家風險投資最發達的地區，甚至二者都曾一度被視作「文化沙漠」。還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它們的崛起主要都是基於市場的力量，創新是它們的核心競爭力。
香港商報記者 李穎 實習生 王穎
風險投資 護航創新
雄厚的創新投資對於硅谷經濟成長同樣至關重要，在風險投資方面，三藩市有幾百家私人創業基金機構，這些基金特別青睞科技創業。
數據顯示，2013年三藩市灣區吸收了全美45%的風險投資，2014年第二季度這一數字上升到55%。美國在線招聘公司Indeed近日公布，硅谷的風險投資佔到全美風險投資的40%。在學術、營商文化及創投資金方面，硅谷的優勢仍秒殺其他美國城市。
位於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域的深圳，也是中國內地風險投資最為活躍之地，擁有全國1/3的風險創投人才隊伍。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深圳的VC/PE機構累計近5萬家、註冊資本約3萬億元。根據清科集團發布的2016年中國創業投資機構100強排名，來自深圳市的深創投、達晨創投、東方富海、基石資本進入了VC機構十強。
「深圳不愁沒有資金，愁的是如何找到好的項目。」深圳某創投公司經理如是表示。
深圳柔宇科技CEO劉自鴻亦坦承，在深圳相比內地其他地方更容易找到資金。這從柔宇科技的創投名單可見一斑：IDG資本、中信資本、深圳創新投、基石資本、松禾資本、美國KIG資本等一批國內外風險投資機構和個人共同投資。柔宇科技在成立僅兩年多的時間裏，已獲得國內外著名風險投資機構的四輪風險投資，成立不足3年，就躋身全球獨角獸公司俱樂部。
不久前，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在廣東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深圳代表團會議上強調，深圳將努力打造國際風投創投中心城市，深化科技和金融的融合，加速科技成果的轉化。可以預見，未來深圳風險投資對創新科技的支持將更加有力。
硅谷誕生：偶然中之必然
歷史是必然的，然而構成歷史的細節往往充滿偶然。地處美國西海岸加州的三藩市灣區有9個縣(美國的縣在行政上大於市)，其中名頭最響的3個城市是：三藩市、奧克蘭、聖何塞。這3個城市一開始的發展並不是並駕齊驅的。
三藩市的興旺始於19世紀中葉之後美國西部興起的淘金熱，奧克蘭在20世紀中期靠造船業訂單拉動了繁榮，聖何塞則是在20世紀末因應美國高科技的發展而加速興盛。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原本是灣區和加州北部的農業重點區域聖何塞，會成為創新科技扎堆的硅谷，在今天更是引領全球創新科技的聖地。
在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看來，硅谷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偶然。正是因為在這一地區有了斯坦福大學，裏面又有一位叫特曼的教授，鼓勵他的兩位學生休伊特和帕克特創業，於1939年在地處帕洛阿圖的車庫裏誕生了惠普，又因緣際會迎來了二戰時期美國政府的訂單，才足以與率先發展的東部波士頓地區抗衡，硅谷創業熱由此觸發。
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是硅谷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全世界正處於從工業時代邁向信息時代的前夜。斯坦福將學校用地出租，大量公司入駐，隨後發明了集成電路，這個時期以半導體產業為主的硅谷可謂名副其實。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為硅谷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即通常所說的IT信息時代。2003年之後硅谷的發展進入第三個階段，硅谷的創新覆蓋了生物、空間、海洋、通訊、能源材料等眾多領域，硅谷也逐漸成為美國高新技術的搖籃，擁有思科、英特爾、惠普、蘋果、谷歌等高科技公司。
獨角獸公司全球居首
數據顯示，全球獨角獸公司(指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的公司)總部，歐洲有13家，印度有5家，新加坡有2家，美國紐約有23家，美國加利福利亞卻有101家。
高科技人才集結地
硅谷的GDP佔美國總GDP的5%，而人口不到全國的1%，人均GDP全美第一。高效的產出背後是高級人才的支撐。
作為美國高科技人才的集中地，硅谷集結著上百萬美國各地和世界各國的科技人員。硅谷各大公司中，高學歷專業技術人員常常佔公司員工的80%以上。美國科學院院士在硅谷任職的就有近千人，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高達30多人。
創新是人、技術和資源在一個開放包容和高效的市場環境下不斷碰撞、試錯、重組的產物。在觀察人士看來，硅谷的長盛不衰，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當地的幾所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等。這些大學中有一部分開放校區專門進行產業研發和成果轉化，知名跨國公司如谷歌、蘋果、惠普、基因泰克等在此設立企業研究實驗室專注於實用型研究。
此外，三藩市灣區內還有25所國家級或州級的實驗室，這些實驗室既為聯邦政府提供服務，同時也為企業提供相應的研究，融科學、技術、生產為一體，實現了產學研的無縫對接。
硅谷設計+香港接單+深圳成型
有跡象顯示，硅谷設計+深圳製造的無國界產業鏈正在加速形成。灣區與灣區的界限亦在打破，並非那麼涇渭分明。
由綜合開發研究院與騰訊共同籌辦的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三藩市的協調人倫道夫就表示，現在三藩市灣區的製造越來越多地採用跨境完成，即硅谷設計、深圳成型。
「珠三角產業配套能力非常強，可以將硅谷的創意設計很快做成實際的產品。尤其是電子信息產業，在華強北方圓一平方公里以內，你只要是有想法，一定可以變成產品。」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表示，實際上硅谷與深圳已經產生一種新的分工協同模式，已經建立了無國界的產業鏈。有很多創業者在三藩市灣區的硅谷註冊公司，分別在深圳、硅谷設立辦公室，由硅谷的公司負責設計，深圳這邊組織生產。
著名的無人機企業大疆，採取的也是香港接單、外銷，深圳設計，委託加工，生產全部外包，沒有自己的工廠。這種輕資產的模式，已成為業界通行的做法。其中亦不乏大量在硅谷設計，香港接單，深圳生產的案例，三地形成新的國際產業鏈分工合作。屏顯新貴——深圳柔宇科技亦在美國硅谷、中國深圳及香港同步運營。
就創新科技而言，三藩市灣區很大程度上是硅谷設計、深圳製造。粵港澳大灣區則完全可以憑藉健全的產業鏈，實現設計製造同區域完成，這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同時具有競爭優勢和成本優勢，這也對深圳設計提出了更高要求。
粵港澳創新鏈條成型
同樣，粵港澳大灣區已形成全過程科技創新鏈條。目前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廣東形成了由26家國家重點實驗室、201家廣東省重點實驗室、64家廣東省企業重點實驗室等類型組成的多層次實驗體生活費，並正在建設另外4家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有16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和6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澳門有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1個國際實驗室。
香港擁有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等5所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學，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高校也在內地排名靠前。而深圳近年來落力推動對學術資源的引進，先後創立深圳市先進技術研究院和南方科技大學，還先後引進北大、清華、哈工大、港中大、北理莫斯科等十數所優質大學前來辦分校。與此同時，又從海內外引進大批優秀人才。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16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中國香港在全球排名第14，在亞洲排名第3，僅次於新加坡和韓國。粵港澳大灣區專利授權數佔全國比例為15.3%，超過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在美國的佔比。
粵港澳大灣區正湧現出一批領先世界的創新型企業，包括華為、騰訊、中興、華大基因、大疆等，這些企業的PCT國際專利申請數量佔全國一半，接近韓國的申請量，按國家地區排名，在全球排第6。其中華為已躋身世界百強企業之列。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之一的深圳，已啟動「海外創新中心」項目，目標是建設10個，首批7個已經掛牌，分別是美國三藩市、波士頓、西雅圖，英國倫敦，法國伊夫林，以色列特拉維夫-海法，加拿大多倫多。
創新科技亦是香港「再工業化」的重要動力之一。特區政府專門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負責推進，推出總額約180億港元的資金申請計劃，包括扶植香港本地初創企業成長的「創科創投基金」。而隨著深港河套地區進入實質性開發階段，兩地科創合作有了新的平台。
張玉閣表示，總體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形成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開發直至產業化全過程的創新鏈條，創新創業氛圍良好，政企學研體系完整，是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核心區域，在全球範圍內也表現出領先的創新能力。尤其是灣區中的珠三角地區，已形成從研發、募資、製造、產業化到貿易運輸的完整創新鏈和產業鏈，一個層次立體，覆蓋全面的「科技灣區」形態正漸漸成型。
包容小微企業 保持市場活力
早於硅谷起步的波士頓地區，與硅谷同時起步的洛杉磯-聖迭戈地區，以及美國南部的奧斯丁-達拉斯地區，在二戰後成為美國政府國防工業和航空航天工業的布局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前很長一段時間裏，波士頓地區靠著政府產業的支持，基本上可以跟硅谷分庭抗禮，而硅谷卻選擇了靠私營企業、自由競爭立足的半導體產業作為支柱。可以說，三藩市灣區的崛起更多是依靠市場的力量。
硅谷風險投資人吳軍研究發現，硅谷的神奇不僅在於能不斷創造出那些偉大的公司，還體現在包容了大量充滿活力的小公司。這些小公司規模雖然小，卻頗具全球競爭力。如果將這些公司的業務量和價值除以它們的員工數量，甚至超過了那些知名的跨國公司。
這對深圳等珠三角城市來說，是一條特別重要的啟示。在中國，粵港澳大灣區是當仁不讓的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尤其是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城市活躍著大量的民營企業。除了華為、騰訊、華大基因、大疆這類行業巨無霸，更多的是廣大中小型民營企業，他們共同構成了南中國市場經濟生態圈。
「深圳之所以成為今天全國領先的創新之都，就在於成千上萬家小公司的存在，它們與騰訊、華為、中興、大疆、華大基因等今天的大公司一道，成為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風景。這也提醒政府、銀行及各種金融機構，不要總是把眼睛盯在那些巨無霸的大公司身上，大公司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厚的資源，反倒是初創企業需要更多的扶持。須知，大公司都是由小公司成長而來，如果有了小公司健康生長的良好生態，不愁它們之中不會產生偉大的公司。由此，這座創新之城才能生生不息。」一位企業界人士向本報表示。
受訪專家表示，在科技創新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均有各自的優勢，也有自己的軟肋和不足。而科技創新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的共同需求。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之一的香港，應該把握打造粵港澳世界級科技創新灣區的歷史機遇，推動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科技轉型。
粵港澳大灣區比三藩市灣區更具朝氣。」今年剛剛擔任北大匯豐商學院量化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薩金特如此評價。此前在斯坦福大學授課的薩金特認為，與三藩市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們對進步與新發明的渴望更加強烈。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強烈的渴望，會指引粵港澳大灣區抵達更多的未知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