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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弟弟邓垦逝世享年106岁 曾任湖北省副省长

2017-10-31
来源:湖北日报客户端

 

  邓垦同志湖北日报客户端资料图

  湖北日报客户端讯 30日获悉,邓小平弟弟、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邓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0月15日17时01分在深圳逝世,享年106岁。遵照邓垦同志遗嘱和亲属意愿,邓垦同志逝世后,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遗体送别,在深圳火化、海葬。

  据讣告,邓垦同志1911年11月出生于四川广安,193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3月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干事。1941年9月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编辑。1945年6月起,历任东北吉林地委宣传部长,吉林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地委宣传部部长。1947年春任东北勃利县县长。1948年春任东北佳木斯市市长、市委书记。1949年12月任四川泸州专署专员。1951年6月任重庆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1952年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1956年12月任重庆市副市长。1966年6月任武汉市副市长,1966年8月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1月任武汉市革委会文教办公室主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委员、常委。1979年3月起,先后任武汉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武汉市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1981年12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邓垦同志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赵乐际、朱镕基、温家宝、李岚清、贺国强、刘云山、张高丽、杨晶、王勇等对邓垦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邓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蒋超良、王晓东等省领导多次对邓垦同志的医疗保障作出指示,要求全力进行救治,并指派专人前往医院看望;委托黄楚平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赴深圳,对邓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在武汉安家,人生最能干事的20年奉献给湖北

  1966年6月任武汉市副市长后,邓垦就与荆楚大地结下不解之缘,从1966年到1986年,邓垦将人生最能干事的20年,奉献给了湖北,并在这里安了家。

  1982年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邓垦依旧发挥余热。1982年11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顾问。1983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顾问。1984年9月任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顾问、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86年3月任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86年5月任湖北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86年12月离休。离休后,邓老的身体还算硬朗,这得益于他每天坚持练一个小时书法,散步一小时,而且雷打不动。

  邓垦曾说他喜欢看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拍的影集《警卫秘书眼中的邓小平》,这本画册里的邓小平最平实、最有生活情趣、最像他的哥哥。想哥哥的时候,他就翻翻这本画册,或是到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邓小平铜像前看看“哥哥”。

  邓垦同志逝世后,遵照其遗嘱,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遗体送别,在深圳(女儿家)火化、海葬。身后事,与哥哥邓小平契合……

  在邓家,邓垦排行老三。邓小平是父亲邓绍昌的长子,邓绍昌按字辈的排序为他取名邓先圣。1911年邓垦出生的时候,曾取名邓先修。那时,姐姐邓先烈9岁,哥哥邓先圣7岁。后来,哥哥改名“希贤”,再改名“小平”。

  “在我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旧社会人。”邓垦曾回忆父亲邓绍昌时这么说。邓绍昌晚清之际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在广安县协兴乡教了几年书之后,当上了乡团总和县团练的局长。当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正在四川兴起,邓绍昌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为宗旨的民间帮会“哥老会”,成为协兴码头的“当家三爷”,后升任“掌旗大爷”。辛亥革命期间,广安建立革命军,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

  在邓垦出生后的几年里,邓绍昌因不愿与当地的“乡匪”同流合污,受到排挤,其团练局长一职被撤,他不得不抛下家小,到重庆“避祸”。

  邓垦曾回忆邓小平:我和哥都遗传了母亲的骨气

  据邓垦当时回忆:“母亲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小平和我都有母亲的这个遗传。”邓家有40亩土地,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但父亲“避祸”后,家中渐无积蓄,生活日益困难。淡氏的娘家是广安一带的名门望族,家道殷富。有一次,淡氏带着儿子邓垦去外婆家,这是邓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离开时,淡氏向父母提出,带点肉回去给孩子们吃,谁料遭到父母拒绝。从那以后,无论家里有多困难,淡氏都坚持养猪。

  当时,邓家和一个姓刘的地主家,曾有些来往。邓绍昌不在家,遇到一些事淡氏便请刘家帮忙。“那时逢年过节不是要写春联吗?刘家地主有文化,能写会画,我们就买了红纸,请他写春联。可这个家伙很坏,写了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姐姐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发现后很生气,立即把春联撕掉,自己去买红纸重新写。那时他还很小啊,10岁上下的人!”

  1918年,小平考入广安县立中学。由于邓绍昌“避祸”日久,家里举债度日,小平的学费很难筹集。正巧,第二年8月,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成立,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捐款2万多元,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入学,学制一年,毕业后赴法留学。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回家,让小平到重庆。

  邓绍昌的这个决定,影响了小平同志的一生。在当地,邓绍昌也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乡间的落后状况很不满意。他察觉到,中国人要想出头,必须学洋人之长,他要把长子“送到大地方的学堂去”。而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必花大笔的钱,就可以实现这个心愿。但此举遭到淡氏的极力反对,她埋怨邓绍昌:“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哪个忍心啰!”

  “我母亲非常疼爱小平。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以后,能主家理事,不愿意小平远离。”邓垦曾回忆,当小平得知母亲反对时,他便躲在房间里绝食,不吃不喝。“最终母亲很勉强地同意了。小平离家去重庆时的情景,至今我都记得,尽管我当时只有8岁。那时候四川农村人出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

  邓小平考上留法预备学校,是自费生。赴法留学的旅费大约300块大洋,学校对自费生只补助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自己出。邓绍昌回到广安,变卖田产,仍然凑不够钱。于是,他找到了岳父、岳母和妻舅,再三说明邓小平出国后的光明前景,终于打动了淡家,拿出钱来资助小平。

  曾在上海登报寻哥哥邓小平

  1920年夏,邓小平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轮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邓小平和一批中国留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31年,邓垦到上海求学。此时他与大哥失去联系已有9年,家里再没有小平的消息。唯一的线索是:和邓小平一同赴法的“远亲”胡伦,给邓家捎了个信,说小平可能在上海。于是,邓绍昌要邓垦到上海后,设法找到哥哥。邓垦初来上海,既不会说上海话,又无熟人,人海茫茫,何处寻找。邓垦看报纸,发现报纸每天都有很多“寻人启事”,他灵机一动:要不自己也刊登一篇?

  邓垦通过“寻人启事”找到哥哥没几个月,小平同志就离开了上海。“寻人启事”事件在几十年后还给邓垦带来了麻烦。“文革”期间,邓垦被关了8年,抓他的原因,就是问他在上海怎么找到邓小平的。“我把事实讲了一遍又一遍,但他们就是不相信。”没办法,邓垦让他们找来当时的报纸,查到了那则启事,才算了事。

  兄弟俩一生聚少离多

  邓垦:“哥哥一生献身革命,没有回家”

  上海一别后,兄弟两再见面,已经是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当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们相隔14年才见第二面,但这次见面也非常仓促,开完会,他又回太行山去了。”

  解放后,邓垦和邓小平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他担任泸州专署专员,只有到北京开会时,才能和大哥小聚。这种聚少离多的状况,直到“文革”后才好转。邓垦到北京看哥哥,“好多年没见了,小平让我到他家里住,大概住了十天半个月。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不喜欢讲话,性格是内向的,在家里面和子女讲话都很少。这和他年轻时大不一样了!他年轻时很活跃,那些和他一起在法国留学的同志都知道,他爱讲爱笑,被称为‘小钢炮’。后来性格慢慢就变了,沉默寡言,考虑问题比较多,看样子是担子重了。据说是到了华北129师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980年7月,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广西,回京途中在武汉停了一下,与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邓垦住在东湖招待所。“那次,他还专门到我家来过一次,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又带了几个广西的芋头给我。”2004年,在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时,邓垦回到了家乡四川广安,踏进了“邓家老院子”。见物生情,邓垦感慨道:“小平一生献身革命,没有回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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