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消息，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蕭灼基于昨日去世，享年84歲。他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治經濟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界》雜志社社長兼總編。
蕭灼基在經濟理論界和金融證券界，有很高的知名度。是享譽國內外的著名經濟學家。改革開放以來，他撰寫了著作12部，論文300多篇，主編專著20多部，約1500萬字；參加了許多高層國際和全國性學術研討會，在經濟發展戰略、經濟體制改革、產權制度、金融證券、涉外經濟等研究領域，發表了一系列創新觀點，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
蕭灼基教授主要著作有：《蕭灼基選集》、《蕭灼基文集》、《中國經濟熱點問題研究》、《中國宏觀經濟縱論》、《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研究》、《提高經濟效益，實現宏偉戰略目標》、《中國經濟建設與體制改革》等多部；曾主編：《中國證券全書》、《中國經濟概論》、《中國證券市場》、《1994-1998年中國經濟分析與預測》、《1998年中國金融市場分析與預測》等13部。
主要獲獎項目：有首屆孫冶方優秀論文獎、北京大學首屆優秀教學獎、北京大學首屆優秀科研著作獎、全國改革與發展優秀論文金三角獎、北方十三省市區優秀圖書一等獎、北京市改革十年優秀論文獎、全國省級刊物《政治理論》優秀文章一等獎、首屆陳岱孫經濟學著作獎等9項。蕭灼基積極探索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問題，提出了若干新的見解。
注：1988年，李克強以《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文獲得經濟學碩士，指導老師是經濟學家蕭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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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灼基：走自己的路
2011年11月09日 《中關村》
蕭灼基走自己的路，“創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訪著名經濟學家蕭灼基教授
“A New China Model”： Interview with Economist Xiao Zhuoji
“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偉大的國家
將會出現新世紀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
——孫中山
“Once we have the goal of transforming and reforming China to be completed, not only in our great country, there will be dawn of the new century, the whole mankind will also share brighter future。” – Sun Yat Sen
文 蕭惑之(北京)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態勢，透過表象看本質，事實勝于雄辯。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性金融危機，讓西方引為自豪的“金融體系完美神話”破滅。時下西方經濟“大蕭條”，至今也未能恢復昔日之元氣，甚至讓世人懷有“第二次探底”之虞。如何克服經濟危機？“中國政府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比西方政府更有效”，這也是眾所周知不爭的事實。于是，一些西方的經濟學家發聲：“中國經驗可用于其他國家”，“中國發展模式出現更大創新”，“經濟危機讓馬克思主義復興”，“馬克思準確預言資本主義命運”，“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之呼聲不絕于耳……我們帶著這些讀者關心的問題，拜訪了世界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版《馬克思傳》的作者蕭灼基教授，聆聽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希望。
問：蕭老，三年前我們拜讀您的中國版《馬克思傳》，受益匪淺。尤其是對“工人階級的圣經“《資本論》有了啟蒙的了解。在當下世界性金融危機中，西方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準確預言資本主義命運”，“馬克思切中資本主義病根”……如何解讀這些聲音？
蕭灼基：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創世紀的偉大科學著作，通過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從而成為《共產黨宣言》的理論基石。我在《馬克思傳》中曾論述過：“1825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不斷地周期重演，表明了資產階級已經沒有能力駕馭這一龐大的社會生產力，沒有辦法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魔鬼了。……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用列寧的話說，就是‘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應該說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將顛覆更多的東西。《資本論》在全世界傳播，“真理的光輝是阻擋不住的”；《資本論》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將成為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最完美基因遺傳的光輝成果。
問：時下“經濟發展模式”的用語很廣泛。中外的經濟學家似乎都在研究并認為，金融危機下的全球需要重新思考“經濟發展模式”。美國的“自由經濟”模式不是極其被推崇嗎？
蕭灼基：“自由經濟”是“自由放任主義”的產物，如果追本溯源，當是在亞當·斯密的影響下于英國發展起來的古典經濟學，強烈支持自由放任主義政策。“自由放任是一種經濟原理，也是一種政治原理”。應該承認，是美國把“自由經濟”發展到了頂峰，我們不妨稱之為“美國模式”。其特點是“私有制”，經濟的決策權主要由私人公司壟斷，可以自由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潤目標。金融市場是獲得資本的重要手段，有利于集資、高效地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經濟發展。馬克思對“自由經濟”的追求利潤的“沖動”有精彩的描述：“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
問：今天“販賣奴隸”是不見了，可是為掠奪資源，法國、英國和美國在非洲大陸的戰爭行為，與以前何其相似！請問，上個世紀70年代前后發展起來的日本經濟曾是震撼世界的奇跡，是否可稱為“日本模式”，又有什么特點？
蕭灼基：“二戰”后的日本經濟發展引起世界的關注是理所當然的事，稱其為“日本模式”也未嘗不可。如果認真研究，確實有其特點。在“自由經濟”的框架下，在重大經濟政策或重要項目上加強了政府的干預，有“政府導向資本主義”或“開發政府”之意味，政府和銀行起著間接影響經濟決策的作用。同時，日本為追趕美歐，在其經濟發展中采取的“拿來主義”、“技術至上”和“貿易立國”，都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特別注重國民教育和終身雇傭制度，帶來了強勁的后發效益。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由于政府的決策效率低導致應對不及時，“城頭變幻大王旗”，執政黨各領風騷一兩年，勢必影響經濟的發展。
問：戰后的德國出現了發展經濟奇跡，特別是在這次金融危機當中，令人刮目相看。德國公開宣稱實行“社會市場經濟”，被譽為“德國模式”，看來值得關注研究。蕭老有何見地，請賜教。
蕭灼基：“德國模式”已然成為新歐洲乃至世界許多國家發展經濟可資借鑒的途徑。德國是馬克思的故鄉，今天敢于打出“社會市場經濟”的旗號，令人深思。考察研究過德國發展經濟的學者，多數人認為“德國模式”有其獨特的特點。“創造真金白銀的高利潤”，“納稅人有較高的收入水平”，“分配機制相對合理貧富差距較小”，“物價長期保持穩定”，“工會舉足輕重權利很大”，“盡管慷慨的失業救濟導致失業率高，但社會相對穩定，難得的和諧”……有人稱“德國模式”是“歐洲福利資本主義”。如果往深處看，“銀行和公司之間的關系也頗為緊密，互相依托，有很合理的游戲規則”，有共同致富的默契。
問：馬克思若地下有知，不知是否會有新的解讀。讓后人去評說罷。讓我們高興的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殺出一條科學發展的血路，正在實現偉大的戰略轉折，“既順乎世界潮流，又堅持走自己的路”，被西方一些學者稱之為“中國模式”。蕭老，您對“中國模式”的提法怎么看？
蕭灼基：最近，我也在國內外的一些傳媒中看到“中國模式”的提法。著名學者們紛紛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抨擊，諸如：英國媒體刊登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的文章說，“馬克思準確預言資本主義命運”，“危機將顛覆更多的東西”，“幾乎可以肯定，通脹最終會吞掉這些債務，但這個過程必然會讓許多人感到痛苦，同時讓他們變得一無所有”，“資產階級的世界已經被摧毀。摧毀它的不是共產主義。消滅了資產階級的正是資本主義”。《悉尼先驅晨報》發表瑞士銀行資深經濟顧問喬治·馬格努斯的文章，指出：“對于努力要理解金融恐慌、各種抗議和其它影響世界的種種時弊病的決策者來說，研讀一下早就離世的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的著作大有好處”。“公司對利潤和生產率的追逐將自然導致它們需要越來越少的工人，從而創造出窮人和失業者的‘工業后備軍’，‘財富在一極積聚的同時，苦難也在積聚’”。美國“2008年以前，收入不均被放松信貸等因素所掩蓋——這些因素使貧困家庭能享受更富裕的生活方式。現在，這種做法終于自食其果”。
問：這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講的，“一切真正危機的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有限的消費。”
蕭灼基：誠然如是。正是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先生在接受新華社駐華盛頓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實用的，中國人勇于實驗，中國的經驗可以用于其他國家。現在沒有包打天下的通用法則，各國要根據各自國情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可以用于其他中等收入國家。佐利克先生客觀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十年入世證明中國智慧”，“中國首要資源在于人民”，“中國增長模式影響世界”。
問：我們官方的言論中，似乎從未用“中國模式”的字樣，看來還是謙虛謹慎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蕭灼基：是這樣的。還是少說多做，堅持“走自己的路”，不斷根據國情“創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爭取做出更大的成績。是否成為一種世界公認的“模式”，讓后人去評說。日前，《華盛頓季刊》秋季號中刊發布魯斯·迪克森的文章，標題就是《更新中國模式》。指出“中國發展模式出現重大更新”，“改變中國未來發展道路”。這位學者敏銳地看出，中國正在積極創造“國家級冠軍”，以便讓中國品牌——而不僅僅是中國商品——在全球展開競爭并得到承認。他還指出“中國正放棄對低工資、低技術勞動力的依賴，鼓勵中產階級發展壯大、增加國內消費以促進經濟發展”。更進一步強調“中國雖然早已習慣了對基礎設施項目投入大量資金，但現在將更多資源用于公共商品以便提高地方管理質量”。這位學者也客觀地指出“中國尚未表現出有能力創造和開發在全球經濟中具有競爭力的新產品，但它現在為此投入大量資源……在變革的所有這些領域，發展軌跡仍不能確定”。
問：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指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向，但如何把“科學發展”落到實處并開花結果，還有漫漫長路要走。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借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蕭老有何建議，請賜教。
蕭灼基：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先生曾說，“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偉大的國家將會出現新世紀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盡管我們的政府不用“中國模式”的用語，但在這次克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中，直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還是比西方政府有效。中國經濟復蘇的跡象有據可察，有目共睹，這也是世界熱議“中國模式”的原因所在。不過，在面對世界“金融危機”的現實中重新思考“世界經濟發展模式”也是題中之義。特別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總結“美國模式”、“日本模式”、“德國模式”，還有中國的道路——姑且也稱之為“中國模式”罷——的經驗和教訓，將是人類迎接未來“優化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