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元

　　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是符合實際的經濟政策，而政策效能能否發揮的核心，取決於制定政策的「前瞻性、科學性、適應性與穩定性」。其施行的效率則取決於政府決策、及執行的效力。香港回歸20年來缺少好的經濟政策嗎?答案是否定的。過去不缺，現在不缺，將來也不會缺。1997年以前，香港經濟在亞洲獨樹一幟，已成就亞洲四小虎乃至四小龍之一的風采!因為當時有適合本土，且順應全球產業模式的經濟政策和行政效率。回歸前港英當局極力控制民主，行政立法機制高度統一，政府強推行政主導，維繫其執行政府決策與政策的效率。97亞洲金融危機后，已暴露出香港產業的空洞與經濟的短板，因為此時的全球產業經濟格局已發生深刻變化，香港經濟必須及時轉型。而此時又恰逢香港剛剛回歸祖國懷抱，一些別有用心之人誤導民眾，將香港經濟衰退責任歸咎於「回歸」。這是不負責任的，也是藐視經濟規律的傲慢和無知。

　　「內耗」拖慢香港發展

　　事實上自香港97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直支持香港，適合香港重建產業價值鏈與發展經濟的好政策源源不斷。如：更緊密經貿關系協議CEPA、自由行、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從「十二五規劃」開始將香港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今天的「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等，國家都一直牽引着香港，創造很多融合發展新經濟的機遇。然而遺憾的是香港反對派習慣了「折騰內耗，撕裂社會」，令到政府處處被掣肘，施政艱難，決策緩慢。以致蹉跎歲月多年，錯過許多發展機會。試想人生能有幾個十年?香港又能有幾個可以消磨蹉跎的十年?今天的香港已再次到了破繭重生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施政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效率，最終還取決於香港「行政與立法」的頂層設計是否科學合理。因此，香港要重拾經濟發展效率，首先就必須重建「行政與立法」的結構關系，落實特區政府「行政主導」的施政原則。看看內地為何發展如此迅猛?那就是因為頂層設計合理，團結統一的意志保障與高效的組織動員執行力。

　　實踐證明，中國的發展模式符合中國實際，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以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沉澱，及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不斷總結、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找到了一條合理的路徑。同時也為化解西方經濟掠奪而衍生的全球政治危機與軍事冲突找到了新的解決方案，這就是全球進入新時代的「世界新經濟一體化」發展模式。

　　須提高行政主導效率

　　而作為中國的開放最前沿，市場經濟最發達的自由經濟體，具有獨特魅力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本坐擁回歸祖國之「一國」橋頭堡地緣優勢，及「兩制」之利。卻蹉跎經年，內耗不斷，錯失許多融入內地經濟轉型發展的機遇，實在可惜。97亞洲金融危機已暴露出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結症弊端;08全球金融海嘯的肆虐也昭示了西方舊經濟模式的周期衰退宿命。而中國成功的發展模式卻在過去的經濟危機中展示了「全球經濟壓艙石」的穩定力量。所幸近年香港政商各界已有共識，正積極搶抓「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機遇。如果香港能加快行政與立法機制改革，盡快消除「內耗折騰、拉布掣肘」的積弊，重建政府行政主導施政效率，相信香港很快出現令人期待的再次騰飛的盛景。

　　回顧歷史，港英殖民統治時期的香港就實行「行政主導」體制且行之高效。當時「行政與立法」關系雖互為交叉，但行政主導沒有障礙。因為港英時期立法局議員多為官守議員(政府官員同時兼任立法局議員)。80年代初年中英開啟香港回歸談判時，港英以自由民主為由，啟動香港立法局議員選舉改革，開始民選議員，官守議員逐漸退出立法局。然而全國人大和國家有關主管機構在解釋基本法時，亦堅持強調香港需維持「行政主導」的原則。因為這是國際慣例，實踐證明也是確保香港政府順利施政的有效原則。為何港英殖民時期當局堅守「行政主導」，而回歸前的「立法會」結構設計卻刻意掣肘行政主導，造成今日「行政」與「立法」關系的緊張，令人深思。

　　一方面立法會內「立法事項」的審議，如：將來修改議事規則、議員選舉資格、構成、方式等，都需要立法會議員內部提議討論，并經三讀程序完成。其結果是否能滿足政府行政決策需要，不得而知。另一方面，有關政府經濟決策的立法議案，如：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在立法會反覆遭到阻攔與拖延。也就是說在現行的「行政與立法」格局下，「行政主導」原則是很難落實的。但如果政府經濟決策任由立法會反對派議員不斷「拉布」阻撓，那麼香港發展也會被拖延。因此，必須盡快重構香港的行政與立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