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赤琰

　　任何參政者都應該懂得保護其政治前途，一句話：任何有損其政治信譽的事都不該去做，否則其政治前途便會因為小錯小失，大錯大失。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對參政者來說更是如此。

　　罪加一等 雙重損失

　　然則什麼錯是參政者的極限呢?在眾多過錯中，犯法一事是萬萬不能碰的。因為參政者很有可能會成為將來的立法者或護法者，本身觸犯法律的紀錄又怎能叫人相信他不再犯法呢?當上立法或護法者後去犯法，對國家社會為害更大，不被信任也就信譽盡失，這是社會與國家嚴格要求參政者必須應有的做人做事條件。

　　對於參政者來說，可能觸犯法律的事數之不盡，最常見的犯法事件可涉及個人操守問題，例如貪財、貪色、濫權等，但是比較不常見的犯法事件是：畏罪棄保潛逃被法庭通緝，這種錯失可說是參政者輸不起的極限!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第一，棄保人一旦被法庭下令通緝，如果他不再現身法庭受審，通緝令會追他到天涯海角，如果逃藏地和香港有「驅逐條例」，他便會被當地政府追蹤，迫得他要繼續潛逃而見不得人，日夜提心吊膽會給人通報而受擒，這種日子是人生最難過的事。因為不能現身做一個見得光的人，什麼事也不能做，越藏得久，損失越大，他不能終身不做事，這還不夠慘嗎?想到這一層，他的出路也只有現身投案受審，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何況棄保潛逃，失去的東西更多更嚴重，最嚴重的該是他想再做公眾人物已不受人信任，其次棄保潛逃罪成本身已是一條罪，再加上原有訴控，罪加一等當是常見，這真是雙重損失。總之，在這雙重損失之間，在兩害取其輕的考慮之下，選擇回港投案是首選!

　　有損政治信譽

　　第二，棄保通緝有損政治信譽。

　　從「佔中」觸法待審/受審的同儕中自認是「政治犯」的說法來判斷，有人選擇在法庭作出正式判決前棄保潛逃，也許是以為這樣的選擇可在外地當「政治犯」，從而繼續在外聲援本港的同儕政治運動。如果是出於這種想法，其政治效果肯定是適得其反，錯得厲害的：一是法庭仍待審，仍待判，一日未被判坐牢，還不是罪人，不是罪人不被判坐牢，「政治犯」的犯人之實又從何而來?說不過去!二是未被定罪或仍待法庭候審的疑犯要尋求「政治犯」身份的「政治庇護」，理據很弱，當事國要給他「庇護」也有難處，何況本港法院源自港英時代，其中法官還沿自港英時代，在西方民主國家心目中，本港司法制度與人事還屬「自己友」，若架空本港審判權力而頒給本港「通緝犯」以「政治犯」身份，對本港司法界無疑是判了「死刑」，等於不信任這批最高法院法官的專業操守，英國或美國會這麼做嗎?

　　第三，棄保通緝犯對港是政治負資產。

　　到目前為止，棄保通緝犯主要是在「佔中」冒出頭來的，因此他們在港仍有不少人事關係，哪怕是這種政治關係過時，哪怕是在港的關係人已不再認這種關係，但在港人心目中，棄保潛逃者有失政治承擔與逃避法律責任的負面印象已產生。這一來，留港的同儕想不被拖累而成為政治負資產，主觀願望可以想當然耳!但客觀的公眾印象卻未必不會負面!對於今後的參政，肯定會有政治包袱。對於信誓旦旦的「公民抗命」的創始人，更會感到失望或挫敗，因為在創始「公民抗命」的「全城商討日」過程中，法律人口口聲聲說他們如此做是在維護法律正義，會為法律負責，即明知犯法也甘願坐牢云云!但在「公民抗命」的新生代卻有人怕坐牢而棄保潛逃，為此，不感到「佔中」在摧毀青年學子的前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