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燕玲

　　本月6日，國學大師饒宗頤在香港跑馬地家中安詳逝世，享年101歲。一代漢學泰斗離我們遠去，社會各界都紛紛緬懷悼念的同時，更多是感激和敬佩他在有生之年對國學和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延續所作出的貢獻。香港有饒宗頤，是何其幸運，但香港能誕生饒宗頤不僅是因為幸運，這裏深厚且活躍的文化環境和研究氛圍，注定會造就饒公。香港不僅只有一個饒公，還有無數個如饒公般用盡畢生心血研究漢學和歷史文化的學者，他們讓國學文化在這裏扎根繁殖，讓香港可以成為享譽國際的漢學研究中心，既然有饒公們，香港又怎會是文化沙漠呢?

　　東西文化的交流中心

　　長期以來，本港支柱產業都由金融和服務業主導，人們因此也習慣只把香港看成金融中心、購物中心之類，卻忽略了她同樣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看不到香港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後果就是，把一個錯誤和偏頗的「文化沙漠」帽子蓋在它頭上。香港是一片綠洲，絕非沙漠，獨特的地理位置和開放且國際化的學術環境造就了她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這裏緊連內地，同時又擁抱世界，中國傳統文化在這裏保留延續，同時又能和西方文化和視角相互碰撞。從早期開始，特別是近代以來，香港便是國學傳播到海外最重要的橋樑，許多香港學者借助國際化的優勢，到海外求學、交流或講學，將國學研究帶到世界各地，在早期內地還未開放時，香港更是海外漢學家研究中國的首選之地，許多國外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都來到香港，因為這裏是最能靠近、了解中國的地方。

　　饒公：香港造就了我

　　也因為如此，饒宗頤在香港能成就他的漢學研究和國學大師地位。饒公出生於廣東潮州，自幼就飽覽群書，被訓練寫詩、填詞、寫駢文和散文等，不可否認，他的成就與他幼時所受的古典文化熏陶和訓練，以及自身的研究興趣分不開，但如果沒有香港提供的環境和條件，他難以成為享譽國際的國學大師。正如饒公自己所說：是香港造就了我。他自移居香港後，在這裏開始了他的潛心研究，因為開放的學術環境，他的研究範圍跨度廣闊，既包括詩詞學、古文字學、史學，也包括藝術繪畫、宗教學、敦煌學。同時，他從香港出發去周遊列國，去到各國大學交流、教學，向世界推廣漢學，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更幫助了他的國學研究更為全面、開闊。此外，憑藉在香港與世界交流便利的獨特優勢，他更是得以獲得許多流失海外的中國文本，豐富了國學的研究。例如，他曾到日本去研究敦煌文本，更是將一批海外敦煌文本買回香港作研究，當5、60年代內地敦煌學還未發展起來之時，他在港率先開始，他的研究對後來中國敦煌學的發展貢獻極大。

　　筆者在港求學讀碩士時也是主修中國文化 (MA in Chinese Culture)，在筆者心中，如果你想要多視角、全面、透徹得研究、學習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香港是最好的選擇之一。筆者的老師們，包括海外學者，絕大多數既有內地和本港的求學研究經歷，也有海外求學研究經歷，因此他們既有中方視角，也能跳出本土的框架和狹隘觀念，從西方視角和文本出發研究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中西的融會貫通和研究材料的豐富多樣性，讓他們對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研究更全面透徹，也更容易在國際間傳播更廣。筆者在港師從於他們更深刻得學習和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學、哲學宗教、藝術繪畫等。也正因為有這一批和饒公同行的學者，有中西交匯的環境，香港得以成為中國文化和歷史研究以及向國際傳播的中心。

　　故香港從來不是文化沙漠，她是一片蔥郁而豐盛的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