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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鲜肉”背后的粉丝文化:资本制造的虚假崇拜

2018-02-26
来源:澎湃新闻网

  说起小鲜肉,很多人条件反射想到的还是传统的“四大流量”:杨洋、李易峰、鹿晗、吴亦凡。但普遍认为,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小鲜肉的更迭年和转折期,传统小鲜肉面临严峻冲击,TFBOYS如日中天,吴磊、刘昊然、胡一天等崭露头角、来势汹汹。老一辈人可能都没听过胡一天的名字,但2017年底一部热门网剧播出后,他的微博粉丝从几万人蹿升到现在的770多万,并且成为最频繁登上热搜的小鲜肉。

TFBOYS

  小鲜肉这个概念兴起于2014年,它指涉的是那些年轻帅气、性格温和、情感经历单纯、粉丝众多的男性明星。2014年,吴亦凡和鹿晗相继回国,李易峰通过《古剑奇谭》一夜爆红,杨洋因为《盗墓笔记》选角受到更大的关注,TFBOYS横空出世。小鲜肉的诞生,改变了中国大陆的影视明星格局,内地偶像崛起,能够与韩国、中国港台地区的偶像们相抗衡。小鲜肉也改变了中国影视的生产格局,鲜肉们拿着天价片酬,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却有所缺失,导致大量影视剧粗制滥造、水准低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小鲜肉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不过,我们关于小鲜肉的讨论却常常局限于业务水平、职业素养和花边新闻,对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小鲜肉缺乏足够思考和探讨。小鲜肉更迭的依据和动力是什么?小鲜肉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理论景深和张力?

  作为粉丝文化的小鲜肉

  和传统的影视明星相比较,小鲜肉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他们是粉丝造就的,是粉丝文化的产物。

  在任何发达的娱乐工业,演艺界人士都可以分为两类:靠实力吃饭和靠颜值吃饭的。前者我们称之为演员/歌手,后者我们称之为明星。从本质上说,演艺圈就是一个消费市场,艺人是商品,而粉丝是消费者。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他的商业价值就体现在他的演技和作品质量,制作方、电视台和观众都认他们。小鲜肉则不然,他可以不需要代表作,其商业价值的最直观体现就是流量:粉丝是否庞大,粉丝是否能够制造话题,粉丝是否产生购买行为,换言之,小鲜肉依赖的是粉丝力量。

  比如2014年从韩国偶像团队离开回国发展的鹿晗,是怎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让互联网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呢?因为鹿晗在2014年创了一个吉尼斯纪录——他的一条微博评论量达到了1314万。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据,它引爆了网络,反向促使大众开始发问:“谁是鹿晗?”而这个数据还被鹿晗粉丝反复刷新,现在这条微博的评论已经突破了1亿条,再次拿到吉尼斯纪录。

  在短短几年间里,鹿粉们制造了好几起类似的引爆舆论的事件,也就是所谓的“鹿晗效应”。鹿晗所有的行为粉丝都会去模仿,鹿晗效应变成了一种精神、一种现象,关于“鹿晗”的一切都会被大家疯狂点击转发,他不仅在很多票选中都遥遥领先,粉丝们还会为他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可以说,粉丝文化的核心就是“鹿晗效应”,鹿晗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小鲜肉的名字。比如2017年底蹿红的胡一天,其走红路径也是一样:粉丝助推——网络引爆——舆论关注。

  粉丝文化彻底扭转了传统的造星体制。以前的造星过程中,经纪公司的话语权最大,他们规划艺人的发展路线,决定着艺人的曝光度和是否发片,一次雪藏可能直接导致演绎事业的中断。但进入互联网时代,进入了后娱乐工业时代后,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粉丝不仅仅是偶像的观望者,他们更是偶像的制作者、促成者、建构者。偶像的名气、机遇、发展前景,不再只是偶像和经纪公司的事,它可以是由粉丝的力量主导和主宰的,粉丝们凭借自己的能力、要求和欲望,将自己的偶像打造成娱乐圈的超级巨星。在这一过程中,粉丝们收获的不仅是与偶像的双向互动,他们更从中获得了一种主体感、掌控感以及成就感。

  表面上看粉丝文化是爱的供养,实际上它也有着微妙的权力博弈。像2016年鹿晗公布了他和关晓彤的恋情,引发了粉丝群的地震,微博后台一度瘫痪。不少鹿粉对鹿晗的恋情表示不满,认为鹿晗没有履行他和粉丝之间的契约,造成了大规模的脱粉行为。这就是粉丝文化的反噬。我喜欢你,但前提是你必须满足我对于你的预期和想象(即“人设”),一旦违背人设,那么我们就会抛弃你。粉丝们以爱的名义创造出了偶像,但某种意义上,偶像依旧是傀儡,只不过牵线的人从经纪公司变成了粉丝。

  景观社会里的小鲜肉

粉丝们为“爱豆”举牌

  谁是粉丝文化的主力军?毫无疑问是女性受众。

  女性受众的崛起背后,是“她经济”时代的到来。2000年,美国方言学会举行了一次有趣的“世纪之字”评选活动,“她”以绝对优势战胜“科学”等候选字,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从消费层面上说,21世纪是“她时代”。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至少50%以上,而随着经济收入和家庭、社会地位的日渐提升,女性已经成为新时代消费的引导性力量。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女性成为家庭中掌管一家老小花费的主要决策者,近75%的家庭消费决策由女性主导,“她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地位愈发举足轻重,消费社会将对女性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女性的消费特征也影响着消费社会的形态和变化。

  鲍德里亚在著名的《消费社会》一书中,如此描述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消费社会的基础上论述了一种新的消费形态,即景观取代了商品的实物,布满我们的生活空间。商品、技术、传媒、影像、互联网、新媒体、资本无孔不入,“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处处都能看到有意识的表演、作秀,被展现出来的景观、可视的景观及其建构起的视觉体制(Scopic Regime)正不断将我们吞噬,新闻、宣传、娱乐、广告等制造了大量非本真性的需求,我们在景观的引导下进入一种新的异化状态。

  女性消费者庞大的力量,一方面促使了景观的审美化。比如现在位居于许多城市中心地段的购物广场,它们通常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独特的设计、高大的透明橱窗,建筑外观汇聚了现代空间造型艺术的精粹,就像一个个巨大的人造景观。景观里布满了各种服饰、珠宝、甜品等美丽的样品,景观愉悦女性视觉的同时,也鼓动了她们在其中游逛和消费的欲望。

  另一方面是景观的泛化,明星就是典型代表。在德波看来,明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存在的景观代表,通过一系列可能角色的对象化体现了一种普遍的陈腐和平庸”。明星景观化的结果就是人设的泛滥。人设指的是明星的包装和形象设定,很多时候人设并不符合明星本人的真实性格,但为了迎合粉丝们的需求,明星必须扮演这一设定。小鲜肉就是一种人设,它不仅有对明星颜值的要求,其对明星性情的潜在要求是:没有恋情,性格纯真,关心粉丝,满足粉丝对爱情的想象,等等。

  德波忧心忡忡地指出,在泛景观化的时代里,“我们不再能听从自己的个性,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在生活中,如果人们完全服从于景观的统治,逐步远离一切可能的切身体验,并由此越来越难以找到个人的喜好,那么这种状态无可避免地就会造成对个性的抹杀。”从这个意义上看,小鲜肉是景观的代表,他们以虚假的美好诱骗和捕获了粉丝的生活,这必须引起足够的警觉。

  性别政治的博弈

  不过,相较于鲍德里亚和德波对于消费的警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另外一种声音则注意到了消费对于女性的“赋权”。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她时代,当女性在消费社会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女性的需求、兴趣、爱好等就能够超越父权社会的压制,而在消费社会中得到反馈。在某些时候,消费社会让女性成为她们自己,让女性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比如女性化妆和穿着性感,这表示的是女性逸出了传统贬抑女性欲望的规范,获得对身体主宰的权利。而同样地,女性对小鲜肉的消费,也可以视为一种性别权力的转移。

  在男权社会,女性的性别身份必须通过男性凝视予以定义。好莱坞电影中,女性往往成为满足窥探欲的客体,男性是目光的拥有者;在中国传统中,也往往以妻性与母性来定义女性的价值。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女性更是“被看的”对象,鲍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的完全出场。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

  这几十年来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男权和女权的权力博弈,一个重要的战场就是对身体的掌控。波伏娃在《第二性》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前者为“性别”(sex),后者为“社会性别”(gender)——性别关系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并且可以在其中改变。在社会性别的视域里,身体不只是一个实体,它是社会身份建构和社会文化再造的载体。在传统父权社会里,男性依照自己的全力,肆意打造女性的身体特征:无论裹脚还是“瘦才是性感”都是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则取消了女性内在的丰富。

  传统性别关系一边倒的局面,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决定的。近些年来,随着职业女性的涌现,女性在经济方面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女性在消费社会的地位愈发举足轻重,性别权力不断博弈,甚至发生局部扭转。小鲜肉就是性别权力扭转的产物。女性之于男性的审美和期望不再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是能够通过消费自主自由地释放出来。女性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窥伺男性的身体了,小鲜肉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成为粉丝们评头论足的谈资;女性可以不断想象和篡改他们理想中的男性形象,小鲜肉则必须不断调整人设予以迎合,越来越多的小鲜肉扮演着居家的好男人形象,能做饭、喜欢小孩和小动物、对女孩体贴入微……

  从这个意义上看,小鲜肉并不是洪水猛兽,他们意味着传统性别格局在慢慢发生改变,但与其说这是女性的胜利,毋宁说是资本的胜利。诚如戴锦华所提醒的,这是“资本对于单纯的男权结构的超越”,但并非资本站立在女性一方,而是“在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中,我们每个人作为‘人’的意义正在不断地贬低和下降,成为资本链条中的一个部件;在工具或部件的意义上,当然没有人在乎你是男是女了”。(作者:曾于里)

[责任编辑:郑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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