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局势迎来快速转圜期,相关各方关系迅速回升,互动多、层级高。但因在实质性的弃核与回报问题上出价不一,朝美双方互动势头目前又进入胶着期。朝鲜要求美国对朝鲜的诚意回报以终战宣言,美国则继续以“先弃核、后补偿”为由拒绝朝鲜要求,甚至提出更高要价。一时间,有关朝鲜半岛形势可能反复的担心多了起来。
从“司机”沦为“乘客”的无奈
事实上,朝美间的你来我往只是心理上的相互压制以提高自身谈判地位而已。双方都认识到,重回对抗代价无比巨大。对朝鲜而言,在无核化问题上出现反复将意味着更为严厉的制裁甚至美国的军事动作;对美国而言,不但难得的无核化进展将前功尽弃,特朗普将朝鲜无核化作为内外手段解决身边烦扰的做法也将难以为继。因此,正追求全力发展经济的朝鲜不会轻言反复;期待利用朝核问题赢得选票、转移国内对丑闻的注意力甚至期待用朝鲜弃核赢得连任的特朗普,也希望将半岛局面维持下去。
这个过程中,韩国的心情相对复杂。一直津津乐道于半岛局势“司机论”的韩国,一开始对半岛形势转圜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作为特使穿梭于各国之间、尤其在朝美之间递话,利用平昌冬奥开启南北交流,撬动朝鲜半岛紧闭多年的和平之门,韩国的功用可谓雪中送炭,功莫大焉。
但在朝美因韩国穿针引线而消除了“信息壁垒”并开始直接交锋后,韩国的传导作用迅速萎缩。希望担当半岛局势“司机”的韩国,在车未开动时推动车辆前行,但在车跑起来后猛然发现,油门与刹车都不在自己手中,自己只是乘客而已。尤令韩国尴尬的是,朝鲜过去一直希望韩美联合军演停止,韩国因忌惮美国而声称不能停止。但不久后,美国却单方面宣布暂停联合军演,显示美国才是拥有决定权的一方。
对美国的忌惮也让韩国走了一段弯路。声称担心中美关系复杂导致半岛形势恶化,韩国在终战宣言问题上一度试图将中国排挤在外,不断推动朝韩美三方签署,甚至想通过志愿军的性质争论否定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法律地位。假设某一方不在朝鲜半岛的逻辑,根源就在对美国的担心和恐惧,这也显示了韩国在军事与外交上的无奈。
如何突破美国这个坚硬的“天花板”
回头看朝鲜半岛形势变化过程,并非是要追查具体责任,而是要明确半岛形势发展的各种因素。毫无疑问,过去,是美韩的军事压力和试图颠覆朝鲜政权的思路,才导致朝鲜追求以拥核保安全的生存之道,双方的极端诉求几乎使半岛走向军事对撞。当前,美方只取不予的逻辑,尤其极度压榨朝核问题以获得更多政策工具的做法,才导致目前半岛局面的停滞不前。美国以不能再受骗为由,要求朝鲜先实质性弃核。而在炸毁丰溪里核试验场、拆除西海火箭发动机试验场之后,除了特朗普的推特鼓励,朝鲜所得为零,甚至朝鲜认为“没有实质性损害”的终战宣言,美国都不理睬,而是仍然沿用极限施压手法,只不过由极限军事施压变为极限外交施压。
朝鲜半岛问题出现的历史逻辑决定了它的解决逻辑。美国以“恩赐式”态度调节解决速度,正是半岛局势的最大阻力与风险,也是韩国外交的最大障碍。如何突破半岛问题上美国这一坚硬的“天花板”成为韩国外交的重要课题,需要韩国对外交进行重新设计与规划。
首先,与朝鲜关系好坏决定韩国发挥作用的广度与深度,朝韩的合作与共识是韩国创造新外交机遇的基础和起点。目前,朝鲜半岛最需要的是使和平局面继续维持下去,其中最关键的是确保半岛不再走上军事对抗的老路。在这方面,朝韩双边能做的事情很多,诸如铁路设计与勘察、文化体育交流以及减少军事对抗的具体措施等。
其次,分割大国关系与南北关系的联系性,平衡好大国关系。朝鲜半岛问题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大国关系的不断投影,也是地缘政治的复合体,试图排斥某一方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堵不如疏,借重大国同时尽量隔离与南北关系的联动。尤其美国前不久声称要重开军演,那将会使半岛局势“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时候韩国应发挥防火墙作用,如将军演问题限定于美韩合作层面,阻断美国军事干预与对朝关系的联系。同样,韩国也应平衡好大国关系,尤其中美关系,通过合作来延续和平,避免形成站队现象,那样会诱发大国将朝鲜半岛问题与其他国际事务挂钩。
再次,不必纠结于某种“标志”。韩国不应赋予某种事件较大甚至是标志性的意义,尤其不应通过某种“秀”来显示存在感。比如在和平机制与终战宣言问题上,事实上自年初以来,相关各方已经处于建构和平机制的初始阶段,每一方的行动与各方互动都是和平机制的一部分,不必通过某个特定事件来确认。但韩国非常想通过某个重大场合,由几方首脑共同宣布或签署。先不论几国首脑同时聚齐的概率,光是程序的讨论就会消耗太多时间。通过“非战”声明,先由愿意的几方宣布不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随后逐步扩展到终战宣言,无疑是更现实的做法。而且,如果过度强调终战宣言或和平机制的重要性,很可能会引发美国对未来的担忧。
最后,要寻求更好的沟通方式。年初以来,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互动,均是国家元首的互动带动起来的,即“自上而下”方式。这一方式对打破僵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但在突破细节性的难关时,元首互动有时并不能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是需要脚踏实地、由易到难的“自下而上”方式。如何解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配合与协调,也是韩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之一。(作者郑继永是复旦大学朝韩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