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指標經歷了一系列變遷。2010年我國首創社會融資規模指標，近年來社會融資規模已為社會各界廣泛接受與應用，成為衡量我國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狀況以及資金鬆緊程度的重要指標，是我國貨幣政策與金融調控的重要指標。我國歷來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強調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

　　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經濟指標之間具有密切聯繫，符合金融宏觀調控的需要。通過監測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有助於更好地把握金融防風險與支持實體經濟之間的動態平衡，為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指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各國貨幣當局、經濟學家紛紛探究危機爆發的原因時，對金融統計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金融危機的一個原因是金融統計資訊的缺失和統計制度的缺陷。根據人民銀行領導的意見，我國可以汲取教訓、另闢蹊徑，探索從金融機構資產方研究編製新的金融統計指標，與貨幣供應量M2等金融機構負債方指標搭配使用。

　　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我國特別強調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對經濟薄弱環節的資金支持，強調金融的根本任務是服務於實體經濟。社會融資規模從全社會資金供給的角度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結構特徵比M2豐富得多。作為一個整體流動性指標，M2很難統計其行業、區域結構，例如我們不知道M2有多少留在北京，多少留在南京、不知道M2中有多少是小微企業持有的，而社會融資規模在綜合反映實體經濟融資總量的同時，還提供了行業結構、地域結構、融資結構(如銀行表內、表外和直接融資結構)等資訊，能夠觀察到分行業、分地區、分融資方式的各類型資金支持，在結構上優於M2。

　　社會融資規模可以細分到各行業，例如能反映「兩高一剩」行業的融資情況，有助於產業結構調整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可以細分到各地區，觀察到各地區的融資情況，有助於地方政府把握當地經濟金融形勢，並及時有效防範化解地方政府和企業槓桿率過高的風險。可以反映房地產開發貸款、房地產企業融資的情況，觀察到房地產去庫存的趨勢，還能反映居民購房貸款的增長情況和居民部門的槓桿率水平。可以觀察到支持小微企業、三農建設的資金，觀察到金融對精準扶貧的支持力度，有助於小微、農業等領域的「補短板」。可以反映新產業、新業態等領域融資增長情況，有助於推升我國的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可以反映不同融資工具、不同融資管道的資金情況，例如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比例關係，來源於銀行和非銀行管道的資金比例關係，銀行表內融資和表外融資的比例關係，有助於反映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反映金融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情況。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所具備的開放性指標屬性，允許我們適時地根據金融宏觀調控的需要，針對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展開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促進政策的科學研判和精準調控。

　　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由我國首創

　　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由我國首創和獨創，我國也是唯一統計該指標的國家。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指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迄今這一指標已連續8次寫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檔案和《政府工作報告》。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管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廣義貨幣M2、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維護流動性合理穩定」。

　　隨着經濟金融的發展變化，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的修訂是正常的，但萬變不離其宗，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反映的是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儘管信用觀點誕生於西方國家，但是他們對此只有理論沒有實踐，直到我國首創了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實踐中西方國家往往單一地關注負債端，因為資產端複雜度高且難以統計。由此導致的資訊缺失進而監管不利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我國首創的社會融資規模指標開國際先河，是我國為彌補統計資訊缺口而努力探研和創新的結果，日漸被社會各界接受與應用，得到IMF、BIS等國際金融組織認可。

　　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 盛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