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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剧四十年:与时代同行

2018-11-16
来源:上海艺术评论

  回顾最近40年的上海话剧,当然不能脱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话剧发展的风雨历程。中国话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发端,上海作为中国话剧的诞生地自始至终都走在中国话剧发展的最前沿。话剧因为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一直都与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发展同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积极的现实作用,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趣和人文内涵。中国话剧从上海走向全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保持着全国话剧中心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话剧中心因为北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而北移。跨入新世纪,中国的话剧艺术迎来一个快速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过去十多年,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营团体大量产生,在所有的表演艺术当中,话剧正以最快的速度从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开始向更多的中国其他城市蔓延,许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面临解散的剧团又焕发新生,开始排演剧目,进行常态化的演出。今天,中国的话剧艺术正成为城市青年人最为关注的艺术门类之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话剧剧场,新一代的话剧人也正在崛起,他们正逐步成为话剧艺术的中坚力量。

  解放前的上海话剧

  在中国,话剧曾是“舶来品”,较之源远流长的中国戏曲艺术,它是从西方引进的戏剧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自被引进之日起就不断地吸纳各种传统艺术的优点并被进行改造,尤其是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借鉴与融合,使它渐成为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样式。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教会学校已经有了学生排演的英语戏剧,甚至还有原创中文剧目的演出,如《官场丑史》,但一般戏剧史学家还是把1907年由春柳社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片段以及根据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尤其是后者在内容上极具现实性,采用分幕方法,有以对话性的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有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这有别于中国的传统戏曲,确立了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同年,重新改编的《黑奴吁天录》由春阳社在上海演出,话剧自此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很快地发展起来,这是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产物。

  当时,这种形态的演出称作文明戏,它很快就在上海兴盛一时,但是由于没有规范,题材狭窄,随即逐渐衰落。这时候,学校演剧异军突起,他们采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方法,折射社会现实问题。此后,一大批西方戏剧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就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并产生一大批类似的中国作品,塑造了一批出走者的形象,话剧呈现出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西方产生和兴起的戏剧思潮几乎都被中国人全盘吸纳过来。“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的戏剧文学的产生,上海开始有了一支从事话剧创作的队伍,有了专门的戏剧教育,“爱美剧”即业余演剧制度也随之兴起,业余剧团空前活跃,话剧导演制开始出现。1928年,戏剧家洪深提议将主要以对话和动作来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正式定名为“话剧”,话剧这个“舶来品”终于在中国确立下来。

  经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与起伏,许多国外经典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同时,中国话剧原创作品也有了更大的收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中国话剧开始出现现实主义转向,并渐渐走向成熟。在国内外政治文化运动的驱动和中共地下文委的领导下,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在上海开展革命戏剧活动,此后,职业剧团开始在上海出现,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演剧经验,也造就了一批话剧表演人才,培养了一代话剧观众,同时也催生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剧作,部分作品在以后的岁月里长演不衰,如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

  到了抗战时期,话剧一度从剧场走向广场甚至更广阔的天地,话剧与时事、时势的结合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分别形成了以重庆、延安和上海为中心的局面,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话剧中心又重归上海。抗战期间,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话剧再次吹响了号角,上海剧作者协会迅速排演了三联话剧《保卫卢沟桥》,随后上海戏剧界人士组成了13个救亡演剧队,除两队留守外,其余各队相继离开上海奔赴抗日前线,建国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正是在演剧队的基础上建立的。“孤岛”时期,上海的职业话剧得以普及兴盛,业余演剧也轰轰烈烈,一大批职业剧团和演艺人才产生,话剧作为一种戏剧艺术,已成为上海市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历史剧兴盛,讽刺喜剧的崛起,除了剧场的演出之外,还创造了许多短小而通俗的演剧形式,如广场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等,话剧的影响遍及全国,鼓舞了人民的抗敌热情,从城市到乡村,从剧场到街头,话剧成为人们最为熟悉的并具有革命性的演出形式。

  解放初期的上海话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话剧的社团体制由过去的民间团体转变为正规的政府统辖的艺术团体,开始建立有序的体系,参照苏联体系的国有院团建制让中国话剧发展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大的可能。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创作和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引进与实践,使得中国话剧民族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话剧始终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教化功能也一直被强调。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上海电影演员剧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相继成立或恢复。在剧团建制上,按照苏联的剧院模式,几乎每个省都有了自己的省属专业话剧团,许多城市也有市属的话剧团。在演剧上,推行并尊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随后在吸收中国传统戏曲精华的基础之上,进行融合与探索,逐渐地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演剧学派,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剧目。在上海,如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枯木逢春》《年青的一代》和《马兰花》等。此外,一大批国外经典剧目也被介绍给上海的观众,上海青年话剧团形成了自己的演剧风格,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更是引进了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并介绍了其演剧思想,尤其是黄佐临创造性地提出“写意戏剧观”,倡导创立中国当代的、民族的、科学的演剧体系,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到“文革”之前的1966年,话剧已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剧种,但是,随着“文革”的爆发,全国几乎所有的话剧院团都不再排演大型剧目,许多话剧艺术家被迫下乡改造、远离舞台,从1967年至1976年,整整十年间,全国的话剧院团几乎没有正常的演出,话剧作品几近空白,上海也不例外。“文革”时期,话剧因为其与现实的天然关系,与许多艺术形式一样遭受打压,也不可能有好的作品产生。

  改革开放伊始,话剧又以其敏锐的嗅觉开中国舞台之风气,一大批现实题材作品横空出世,现实主义创作回归,话剧演出一度空前繁荣。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的话剧有了一个井喷的发展时期,被称为“新时期戏剧”的黄金时代,大批的现实主义话剧作品产生,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话剧作品就是创作于上海的《于无声处》,该剧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话剧复苏和回归的旗帜,最早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小剧场上演,引起上海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文汇报》更是全文刊登了该剧剧本。作品讴歌了1976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运动,彰显了人民群众战胜“四人帮”的坚强意志与力量,随后赴北京演出引发轰动效应,全国各地成百上千个剧团竞相上演该剧,此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序幕。1979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推出原创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这部源自现实生活的讽刺喜剧在上海和北京上演后曾引起史无前例的风波,成为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反响极其热烈。其后,《陈毅市长》《血,总是热的》《寻找男子汉》等剧在戏剧结构、叙事手法、人物刻画和人性挖掘方面都有所创新和突破,令人振奋。

  改革开放后的上海话剧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演剧再次被全面引进,话剧被知识分子和思想界所关注,从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断有佳作问世。80年代是上海话剧复兴与探索的十年,上海的话剧从初期的以社会问题剧进行主题性的反思,开始慢慢地转变成对于舞台本体的反思和探索,从题材选择上的突破到对于人性挖掘的发现,从话剧民族化的实验到对于“写意戏剧”的讨论与实践,再到戏剧演出形式的重构、演出空间的打破以及戏剧观念的更新,上海话剧的鲜明特征就是反思与探索,它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与思想解放同步,也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一大批话剧作品因为其鲜明的主题哲思和新颖的艺术形式不但引起戏剧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甚至在文学界和思想界也掀起波澜,如话剧《屋外有热流》《魔方》《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黑骏马》《天才与疯子》和《芸香》等。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中国梦》对黄佐临“写意戏剧”理论进行了实践,演出获得成功。此外,上海青年话剧团导演胡伟民着力打破长期对于现实主义的狭隘理解,提倡“开放的戏剧”,开放的前提是坚持现实主义方向,然后要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他主张戏剧创作应该有“东张西望”“无法无天”的精神,他的思想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上海话剧在文化意识与审美意识上的觉醒。

  上世纪80年代,上海话剧非常多元,除了大量的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家的戏剧观念空前开放,舞台的演出形式也丰富多彩,一大批外国的剧作也被翻译和引进,上海与世界戏剧的交流也开始频繁,在上海演出了诸如《萨勒姆女巫》《肮脏的手》《大神布朗》《马》《等待戈多》《莫扎特之死》和《物理学家》等剧,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意识流到“残酷戏剧”“贫困戏剧”“环境戏剧”等戏剧思潮和戏剧流派一再被引进、讨论和实践,同时,一大批国内经典剧目进行了重演,包括《夜上海》《夜店》《家》等。

  1982年,在北京和上海几乎同时推出的两台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和《母亲的歌》,它们打破了镜框式舞台,以多层面多时空的创造性呈现,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小剧场戏剧的先河。其实,小剧场话剧并不是新鲜事物,它产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相对于传统的拥有镜框式舞台的大剧场而言,它强调观众席与表演区的贴近以及观演关系的灵活多变。起初的小剧场戏剧强调先锋性和实验性,而其在中国的再度兴起,原因却是求生存和求发展。小剧场运动以实验戏剧的姿态,展示了其探索性、灵活性、现代性和适应性。其后几年,上海一直有不同形式的小剧场演出,包括上戏“黑匣子”、人艺“戏剧沙龙”、青话“小剧场”等。1989年4月在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小剧场戏剧节上,来自上海的作品《屋里的猫头鹰》以其新颖的演出形式、鲜明的探索精神、前卫大胆的意识和独特的人性挖掘引起较大的反响,成为80年代小剧场话剧的代表作品。

  而在戏剧理论界,“戏剧观”大讨论贯穿整个80年代,从戏剧的本质、假定性以及写意戏剧观的内涵及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这场讨论使得更多新的戏剧观念被接受和承认,它从沪京两地发起,席卷了全国戏剧界,影响深远。这个时期,演出创作及戏剧理论、戏剧观念空前活跃,各种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剧目多姿多彩。在突破旧舞台局限、革新戏剧观念、丰富话剧艺术表现力方面,话剧艺术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进入中国,加上电视的普及、电影的流行以及娱乐形式的多元化,话剧(包括所有的表演艺术)开始迅速地陷入低谷,大量的戏剧观众开始流失,许多传统戏曲院团纷纷被解散,甚至许多传承几百年的剧种都面临着消亡。全国话剧院团有的开始转向儿童剧演出,有的没有正常的演出,戏剧人才流失严重,观众越来越少,许多剧场关闭或另作他用。经历“文革”打击的一代戏剧艺术家开始远离舞台,许多中青年艺术家开始涉足快速发展的影视行业,而年轻人也很少乐意进入到戏剧领域中来。中国的话剧只在北京和上海等少量的大城市有并不常态的演出,而且演出场次与观众都少得可怜,在上海甚至也出现过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的情况,“话剧危机”出现。

  话剧《正红旗下》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开全国风气之先,通过进行艺术院团体制改革来积极面向市场。1989年初经上海市文化局批准,分别挂靠在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旗下的“上海五四小剧院”和“华夏文化艺术团”两个民营话剧制作实体成立,标志着一种自筹资金、独立核算的民营剧社在上海产生,它比真正意义上被法律认可的民营话剧机构产生整整早了16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话剧延续着对于国外戏剧前沿的模仿,却变得愈发小众,实验与先锋是其特征,主流戏剧发展却停滞不前,话剧市场继续遇冷,观众流失更加严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不断地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的上海,随着全社会的文化转型,上海的话剧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局面,在“话剧危机”的大势下,上海的小剧场话剧却异军突起,成为亮点,这类小剧场话剧在票房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不似几年前那么具有实验与探索的精神,而是更加的亲民、大众和时尚,从而把更多的普通观众吸引到剧场,这其中最为成功的演出就是《情人》和《留守女士》,尤其是后者,因为其在题材上更加贴近社会热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出国潮”中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变化,从而引起了观众广泛的共鸣,并因为其真实而沉浸的演出环境令观众身临其境,非常新鲜,该剧从春天一直演到秋天,连续演出168场,演员甚至因为季节的变化而不得不更换服装,话剧票价也一路攀升,但仍连演连满。《留守女士》带动了一批反映社会热点话题的小剧场作品的产生,如《美国来的妻子》《大西洋来的电话》《东京月亮》和《公用厨房》等,这些作品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题材内容方面都寻找到了和以往大剧场演出不同的审美特征,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上海戏剧的发展。

  1993年8月,半民间性质的实验性话剧团体“上海现代人剧社”成立,为上海话剧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在全国戏剧界也是属于开先河的创举,虽然它还隶属于上海艺术研究所,却自负盈亏,有自己的演出许可证,可以用法人的资格进行营业性演出,因而也排演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包括《楼上的玛金》《哈姆雷特》《美国来的妻子》《WWW.COM》和《单身公寓》等,如今现代人剧社已经走过20多年,是全国历史最长的民营话剧社团。

  话剧《美国来的妻子》

  1995年1月23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拆二合一成立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从而成为上海唯一的大型国家级话剧院团。这期间,发源于上海的制作人体制也进一步推动全国文艺院团改革走向深入。在整个90年代,主流戏剧虽然没有较好的市场,许多演出靠包场完成,话剧市场陷入低谷,但也出现一些引起反响的作品,如《大桥》《OK,股票》《白马飞飞》等,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话剧莫过于《商鞅》,该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排于1996年,在此后20多年间,一直是上海话剧的代表作品。

  新世纪的上海话剧

  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上海的小剧场话剧第三次兴起,这次兴起跟上次的热潮不一样的地方是带动了一批以大学生和年轻白领为主的观众群体走进剧场,话剧一度成为上海年轻人崇尚的文艺活动,2004年更被评为上海年轻人最喜爱的四大时尚活动之一,话剧也呈现出以主流戏剧为主,实验戏剧与通俗戏剧多元并存、风格多样的戏剧格局。在主流戏剧方面,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排演了一批既叫好又卖座的作品,如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商鞅》,另外还有《正红旗下》《长恨歌》《秀才与刽子手》《一九七七》《钢的琴》《红星照耀中国》等。此外,一大批国外的经典作品与当代作品都被介绍到上海,如《蝴蝶是自由的》《艺术》《狗魅Sylvia》《奥里安娜》《糊涂戏班》《乱套了》《鼠疫》《低音大提琴》《终局》《偷心》《怀疑》《杀戮之神》《死神与少女》《4.48精神崩溃》《欲望号街车》和《侦察》等,国外经典文学改编作品有《牛虻》《简爱》《红与黑》《茶花女》等。

  话剧《4.48精神崩溃》

  (图片来源网络)

  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上海话剧市场发展最快的时期,除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中国福利会儿童剧院、上海戏剧学院等专业演出团体之外,越来越多的民营剧团和公司也排演了大量的剧目,许多外地或境外的话剧团体也带来了大量话剧作品,它们都极大地丰富了上海的话剧市场。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为例:1999年,全年演出剧目5台,演出场次201场,其中大部分场次都是进入学校为学生演出,而真正面向市场的演出场次少之又少;而2017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全年演出剧目达到50台,演出场次794场,而且基本上都是售票演出,上座率平均达到82.77%,许多剧目都提前一年定计划,提前大半年售票,提前购票已成为观众的习惯。在这十年当中,话剧对观众的培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世纪之初当代都市题材的小剧场话剧再次掀起热潮,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现代人剧社排演的一些小剧场话剧如 《WWW.COM》《去年冬天》《单身公寓》《上海作女》等引发了久违的观剧效应,这些小剧场话剧在话剧市场极其不景气的情况下,以贴近观众的题材内容与丰富新颖的表现形式,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走进剧场,同时也催生了上海话剧舞台上风靡一时的“白领戏剧”现象,从而也带动了一轮持续近十年的都市小剧场话剧演出热潮。2005年9月1日,新颁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允许成立民营剧团和民间资本经营剧场,同年文化部、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都极大地激发了上海民营话剧的发展,一大批民营剧团与剧场成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戏剧创作演出当中,其中大部分民营话剧社团都是以演出小剧场都市情感剧为主,这也标志着小剧场话剧从以实验和先锋为主要特征,逐渐地向更加大众、成熟、多元和商业转变。同时,小剧场话剧作为戏剧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为观众广泛认可和接受,它极大地推动了新世纪中国话剧的繁荣与发展,如小剧场话剧《谎言背后》《今夜将我遗忘》《卡布基诺的咸味》《恋人》《浮生记》等。随后,肢体剧、歌剧、戏曲与舞蹈等其他形式的小剧场演出也逐渐增多,如肢体剧《人模狗样》《鲁镇往事》,小剧场昆曲《伤逝》等,小剧场话剧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戏剧的形成与发展。

  二是从2003年起,悬疑剧开始受到观众的青睐,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捕鼠器工作室一起排演的阿加莎系列悬疑剧吸引了大批观众,如《捕鼠器》《无人生还》《意外来客》《空幻之屋》等,此类题材还包括《黑夜女人》《死亡陷阱》《万圣节游戏》《维罗妮卡的房间》等。

  三是从2005年开始,以幽默搞笑为特征的都市轻喜剧从北京影响到了上海,这类题材尤其深受80后年轻观众的喜爱,从而也培养了大批新的话剧观众。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排演了《跟我的前妻谈恋爱》《和空姐同居的日子》《武林外传》和《鹿鼎记》等多部深受观众欢迎的话剧作品。

  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各级政府对于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视与扶持,包括国家艺术基金的设立,话剧(包括所有表演艺术)创作变得愈加活跃。在上海,尤其是“一团一策”的贯彻和执行,极大地解决了院团的后顾之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另外,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运作更加成熟、公平和有效,它以鲜明的政治导向、积极的社会效益、广泛的公益服务和国际化的操作规范,通过对原创性、创新性、实验性项目的资助和支持,有力地推动文化新人的成长,吸引更多优秀的文化项目向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群汇集,它对上海重大题材的资助也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上海话剧的进一步发展,如话剧《大哥》《共和国掌柜》《吁命》《老大》《资本·论》《起飞在即》《汇贤坊》《富春山居图传奇》《大清相国》《家客》等。

  话剧《维罗妮卡的房间》

  (图片来源网络)

  如今,民营戏剧团体蓬勃发展,话剧也变得更加多元,一方面更加精英化、城市化,另一方面变得更加大众化、中产化。随着政府对于文化扶持力度的加大,相关政策的出台也改变了话剧的业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营公司制作的话剧更加通俗商业,话剧更加产业化,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于话剧创作题材的要求和指导也更加明确。

  近几年,民营话剧团体在上海的演出也越来越活跃,也更加向产业化方向发展,除了现代人剧社之外,开心麻花、聚橙、孟京辉工作室等都在上海设立了子公司或是办事处,常年制作演出话剧。上海锦辉艺术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从2010年之后开始致力排演舞台剧,尤其是他们制作的话剧《盗墓笔记》系列在上海和全国的演出都获得很高的票房,吸引许多更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同时也带动和催生出一批热门小说IP改编类话剧的演出,如《三体》《秦时明月》系列等。上海恒源祥戏剧最近几年也出品了话剧《永远的尹雪艳》和《大商海》等。

  随着话剧艺术的进一步普及,戏剧教育也被越来越重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自2005年起就开始成立戏剧教育部门,上海大学生话剧节已经连续举办了15届,成为上海各高校大学生走近话剧的平台,现在上海各个话剧制作团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员都是来自于上海大学话剧节。此外,上海中学生戏剧节也已经举办了6届。如今,几乎上海所有的高校都有话剧剧社,许多中学也成立了话剧剧社,业余话剧一直发展较好,全市的许多社区、街道、公司都有自己的剧社。同时,话剧的外延被一再扩大,肢体剧、脱口秀、相声剧、即兴戏剧等戏剧形态也相继产生,并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在群文艺术方面,在市群文馆的文化配送、市民文化节等活动当中也有大量的话剧演出,这些都丰富和培育了本地的话剧市场。

  如今,上海正致力打造“亚洲演艺之都”,上海与世界在话剧交流与合作方面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入,一大批国外的优秀剧目正集中到上海来演出,各类戏剧节纷纷设立和举行,如已经连续举办了14年的上海国际当代戏剧季、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上海国际喜剧节、上海静安戏剧谷戏剧展演等,而且上海国际艺术节每年也会上演一批国内外重要的话剧。此外,中外戏剧合作项目也越来越多,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从2013年起推出的“世界经典·上话重绎”项目,计划在十年间与十个国家的艺术家团队进行合作,推出一系列国外经典话剧的上话演绎版本,以此来推动上海话剧与国外著名剧团的全方位合作,如《万尼亚舅舅》(2013)、《太太学堂》(2014)、《玻璃动物园》(2015)、《亨利五世》(2016)和《厄勒克特拉》(2018)等。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和英国Punchdrunk公司合作引进的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引发了观剧热潮,作为上海唯一的驻场戏剧演出,已经连演连满500多场,在今年第二十四届全球主题娱乐颁奖礼上荣获全球主题娱乐杰出表现奖。而且上海的话剧正越来越走向世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壁虎剧团合作的舞台剧《惊梦》,2017年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成功上演,在几千台的演出中,该剧被苏格兰《太阳报》评为年度唯一的最佳戏剧演出奖,就是对中国话剧的极大认可。中国第一台肢体剧《人模狗样》从2004年上演以来已经参加了近20个国家的艺术节。话剧《乌合之众》自2015年演出以来,目前已经有8种语言的不同版本出版和上演。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皇家剧院合作的《亨利五世》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话剧会迎来一个更加繁荣的局面,但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突显,包括编剧人才缺乏、原创力不足、市场不够成熟细化、社会资源的配比不均等,这些都会影响话剧正常健康的发展。在创作方面,国内原创生态需要进一步培育,中小型培育原创的剧场占比偏少,优秀青年编剧、导演断层,后劲不足,优秀原创剧目较少,话剧原创剧目减少。国有院团虽然不断创作市场化剧目成为领先机构,但受现有体制机制的约束,人才、创作、管理等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仍需进一步释放,市场空间有待进一步提升。民营机构已经逐步开始在这些领域形成竞争,在资本的助力下,民营机构开始了全产业链的扩展和跨行业整合。今天,中国的话剧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时期,话剧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生机勃勃,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未来中国话剧何去何从,话剧艺术的本质特征没变,但是观众一直在改变,观众的欣赏需求与习惯也在改变,客观上要求话剧艺术要与时俱进,这不但要仰仗社会、经济甚至是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也仰仗于中国话剧与国外戏剧前沿不断交流与融合,更要依赖于寻找中国话剧自身的特点与独特的自我表达,这就需要所有从业者有清醒的认识和不断的努力,只有这样,中国话剧才会更加成熟、多元和包容,在精神层面不但要起到引领作用,而且要愈加高贵。

  作者 上海市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

[责任编辑:朱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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