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2018年，美國道瓊斯指數累積跌幅為5.6%，標準普爾500指數累積跌幅為6.2%，納斯達克指數累積跌幅為4%，是美國股市自2008年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2018年12月，標準普爾500指數和道瓊斯指數，更是自1931年大蕭條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個月。

　　新危機較十年前嚴重

　　12月22日《華爾街見聞》報道，德意志銀行（德銀）12月21日發布最新報告稱：截至12月20日，以美元調整後的價格計算，2018年累計負回報的資產佔比高達93%，在德銀追蹤的資產負回報佔比數據中，是1901年有紀錄以來最高比例，比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還糟糕。2017年只有1%的資產美元回報為負（實際只有菲律賓債券一種），佔比為有紀錄以來最低。短短一年，資產表現一百八十度逆轉。德銀報告歸咎主要發達國家中央銀行2018年普遍收緊銀根，預言2019年除非美聯儲停止加息，否則，會繼續艱難。

　　主要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尤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調整，誠然是引發2018年全球金融市場大波動的重要因素，正因此，特朗普已一再公開對美聯儲加息表示強烈不滿。

　　也許各權威機構為避免「負面預期自我實現」，盡可能避免公開關於經濟金融前景的負面預測，但是，負責任的時事評論還是應當實話實說——2019年全球經濟下行風險正不斷積聚加大。

　　200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2008年亞洲國家普遍經濟衰退或下滑，並波及亞洲以外一些國家。2008年9月美國發生「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引發2009年全球性經濟衰退。10年足以孕育而發生一次具全球影響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且性質嚴重過2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和10年前美國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打擊金融和實體經濟，未涉及國家政治體制和國際政治格局。美國金融危機固然是人類進入21世紀後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調整的表現，但主要在經濟金融層面，君記否在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聚首華盛頓發出共同應對美國金融危機的強音？

　　全球進入「新冷戰」

　　10年後，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調整進入新階段──2017年底2018年初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公開宣稱中國和俄羅斯是其主要對手。於是，2018年全球金融市場動蕩、資產普遍負回報，原因不只是主要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尤其美聯儲調整貨幣政策。

　　美國把中國和俄羅斯當主要對手，所引發和將繼續引發的是全球性政治經濟金融對抗，不是局部的地緣政治經濟衝突。後者通常有利於美元資產，因為，國際游資習慣性地視美元為「避風港」。但是，在全球性政治經濟金融對抗下，美元資產不再是「避風港」，準確地說，空前未有的全球性風險帶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沒有一種貨幣資產可以被視為穩定。

　　與此相關聯的，是關於我們正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的分歧。一種觀點是世界尚未進入「新冷戰」，這是以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冷戰」為參照來對標，卻是「緣木求魚」式的錯誤。人類歷史常有驚人相似的重複，但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也將永遠不會有簡單的重複。何況，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又經歷了巨大變遷。

　　「冷戰」的基本特徵是全面對抗而不至於開戰。2018年，從貿易戰到投資限制到制裁中國軍方到拘捕中國重要企業負責人，以及在世貿組織會議上要求開除中國，等等，美國對待中國已呈全面遏制之勢。從這個角度看，「新冷戰」正在降臨，或者說，已進入「新冷戰」初期。

　　2018年5月3日我在《大公報》發表《香港如何應對「新冷戰」？》，就已指出：新「冷戰」既包括大國為後台的地區性局部戰爭，也包括大國間直接經貿衝突，但其根本特徵是大國在維持核恐怖平衡的同時，爭奪信息領域和外太空的優勢。大國間直接經貿衝突，和各方爭奪信息領域和外太空的優勢，反映自上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以來新科技革命推動經濟全球化空前拓展。在這樣的意義上，當前的「冷戰」，是有別於上世紀的「新冷戰」。

　　2019年全球經濟下行將主要反映「新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