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月下旬，全球的商界精英都会打扮得光彩照人，不在乎豪掷14万美元预定酒店，只为在同一时间奔赴同一地点——白雪皑皑的瑞士达沃斯。对他们而言，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最大魅力，莫过于可以挤进全球顶级经济决策者的圈子，近距离观察各国领导人、央行行长的所思所想。
然而今年，“壕气冲天”的上层人士可能会失望：美、英、法等多国政要将纷纷缺席定于22日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令这个山区小镇冷清不少。外媒述评，西方多国“大佬”留守国内、“缺位”达沃斯，反映出世界正处于危机状态。当他们埋头处理“失序和混乱”的国内政治之时，应对全球治理挑战的共同意愿也在悄悄溜走。
“小年”
“世界正在梦游般地陷入危机吗？”在年会召开前6天，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提出设问。报告写道，全球贸易战威胁以及世界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是主要的全球风险。多边贸易规则或将进一步受到侵蚀。
这份报告是在对约1000名议员、学者和商界领袖进行调查后得出的，将为达沃斯论坛的讨论提供框架。报告警告，世界经济前景日益黯淡，地缘政治形势日益恶化。网络攻击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均在潜在危险排行榜上位居前列。但上述挑战都没有最后一项致命——随着一些西方大国呼吁“夺回控制权”，全球共同应对风险的意愿正在减弱。
在此背景下，主办者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系列关键问题的讨论。在为期4天的会议上，各国将围绕“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这一主题，在如何协调各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政策和立场、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如何避免更多地缘政治危机等问题上集思广益。
然而，西方国家许多关键人物的缺席为论坛蒙上阴影。在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之结依然难解，国会民主党人和白宫之间“斗法”升级，其危害从国内经济民生领域向对外关系延伸，连累山姆大叔的达沃斯之行。总统特朗普不但自己将缺席达沃斯，美财长、国务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的行程也都统统作罢。
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定于今天向英国议会提交脱欧协议的B计划，但国内斗争形势严峻。刚刚过去的一天，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对梅的“约谈”提出新条件。被党争压迫得几乎窒息的“梅姨”，注定无缘呼吸达沃斯的清冽空气了。
另一个深陷国内泥潭无法自拔的西方大国领导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了应付8万“黄背心”示威者的第十轮街头抗议，他呼吁全国辩论还来不及，哪有心思流连于阿尔卑斯山脚的醉人风景？这样的话掐指一算，在七个最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只有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出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意大利总理孔特。
路透社指出，七国集团之外，俄罗斯和印度领导人均不出席达沃斯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出席达沃斯会议时为自由贸易进行了一番有力辩护，今年则由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率团参加。如此一来，安抚商界领袖的任务将落到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王岐山和一众央行官员的肩上。
“商界领袖们长途跋涉来到达沃斯，开豪车、喝香槟、做生意；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则在走廊上寻寻觅觅，希望与决策者不期而遇……然而今年他们将与许多知名人物失之交臂，”《时代周刊》写道。预计包括大约6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3000名与会者将出席年会。如果说2018年是达沃斯论坛“大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从而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位、18年来首位出席达沃斯论坛的美国总统，除此以外还有多位重量级国家元首与会），那么2019年则是地地道道的达沃斯论坛“小年”。
“主导本次达沃斯论坛的，将是一种对股市、经济成长放缓和国际政治的高度焦虑，”全球商业资讯服务公司IHS Markit首席经济学家纳里曼?贝赫拉维什说，“出席论坛的领导人比去年要少，但准备前往的领导人将会设法传达出信心，安抚企业和投资者紧张的神经。”
“赤字”
有分析认为，今年达沃斯“星光璀璨”的程度大打折扣，凸显两个“赤字”。
第一，西方国家社会治理赤字加剧。制度弊病不断吞噬政治资源、集体理性和社会共识，不能产生服务民众、造福国家、增益世界的建设性能量，反而加剧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安情绪。因国内政治牵制导致全球治理动力不足，正成为西方一些国家的“通病”。
具体而言，特朗普坚持建造美墨边境隔离墙、法国“黄背心”运动延宕不止、英国“脱欧”继续“拖”，虽然各自表现不同，但都折射出民粹主义影响。这既是欧美国家社会分化加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也体现出现有制度失灵之虞和国家治理之困。
英国《每日电讯报》将特朗普视为西方地缘战略陷入困境的主要催化剂。从这位“推特治国者”与佩洛西等众院民主党人“互撕”、咒骂联邦调查局搞“政治迫害”、质疑最高法院的那刻起，履行美国“三权分立”职能的管理机构就被裹挟入政治角斗的漩涡，也让美国民主机制的合法性受到损害。“特朗普把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分歧化作武器，试图让公民相信整个制度都被‘操纵’。”欧亚集团如是评论。
与美国一样，欧洲也在混乱中苦苦挣扎。欧洲日渐抬头的民粹主义正让主流政党陷入“治理纠结症”：一方面想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移民、财富分配等议题上屈从于决定选票的“另一撮人”。欧亚集团估计，疑欧和民粹势力将在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赢得37%的议席，比2014年的28%有所提升。欧亚集团悲观地预计：“2019将是民粹主义势力在欧洲最大舞台上获得真正力量的一年。”
恰如法国民调机构ELABE的总裁伯纳德·萨纳内斯在评价法国“黄背心”运动时指出的，问题的症结在于“有两个法国”。左翼认为环保的代价应该由富人承担，而右翼则相信根本不应该为了全球治理问题来牺牲法国一国民众的利益。愤怒和不解充满了他们的头脑。“黄背心”运动向多个欧洲国家蔓延，折射了“两个法国”的境遇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都在真实地上演，党派之间、阶层之间充满了隔阂和分裂。
英国目前的困境则给人更多启示，令人反思西方民主的预设前提——“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面对上届政府“脱欧”公投带来的恶果，特雷莎·梅不得不吞下两头碰壁的苦水，其方案既被国内各大党派“嫌弃”，又被欧盟怼回。恐怕没人比梅更了解，被玩坏的“民主”有多么短视、多么无厘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对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指出，去年是欧洲国家出席达沃斯最集中的一次。他们自以为克服了前年的政治危机，因此心气和调门都很高。但现在看来欧洲乃至西方国家内部深层病根并未停止发作。“这样一来，今年达沃斯论坛在务虚层面的合作恐怕难有盛况。不过，去年和前年的达沃斯论坛已经做了它该做的事：针对特朗普逆全球化挑战，向全世界发出捍卫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的呼吁。所以说，意愿的表达至少在今年不是优先事项，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应对特朗普带来的冲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表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生态中，对抗式制度体系成为治理赤字的重要制度根源，尤其是政党变化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遵约效果，大幅降低了国际合作效率，极大增加了全球治理成本。与此同时，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象也在增多，许多需要各国合作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久拖不决或决而难行。英国脱离欧盟的突发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随意性等，意味着国际不合作行为产生连锁效应。
变革
第二个赤字是全球治理赤字，这需要各方共同弥合。当前，全球经济继续承压，国际秩序遭遇逆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不断抬头。此次参会政要“缩水”了的达沃斯能否依然耀眼，成为各国高层政治人士弥合分歧、展现政治主张的国际舞台，引人瞩目。
发展慈善机构乐施会在达沃斯开幕之际发布的年度财富调查中指出，2018年是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的一年。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增长了12%，而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却下降了11%。“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对27国3.3万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发现，只有五分之一受访者表示，当前的制度正在为他们服务；70%以上受访者感到不公平，并渴望变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认为，相比G20等全球治理平台，达沃斯论坛虽说不是全球治理机制，但主要大国领导人在论坛上发表的看法和态度可以在G20、WTO、IMF等框架内进一步讨论，对全球治理产生积极影响。
徐明棋指出，从本届会议的主题就能看出，它旨在解决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既维护全球化的积极效应，又要采取措施克服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冲击和不利影响。贸易保护主义、环境问题、收入水平的极化带来的极端情绪等，都对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构成挑战。而不同国家就全球治理采取不同立场，加剧了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对现有多边治理机制持怀疑态度；欧盟和中国等更多国家和地区主张捍卫多边机制，但在如何调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改革现有机制方面立场不完全相同，有待在博弈中寻求共识。
“总的来说，由于世界部分主要领导人缺席达沃斯，此次论坛可能开成一次缺乏共识的会议。但我也相信，有更多国家会发出仍需维护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积极成果、推动一种新型全球化来造福更多国家、更多利益群体的呼声。”徐明棋说。
“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一场严重的衰退，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文章提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采取令人瞩目的非常规措施，防止经济崩溃。然而现在的情况比那时更复杂，尤其是政治对央行决策的影响。在美国，特朗普多次批评美联储，美联储的灵活性已经不如过去。另一大风险是，政治角力导致的全球贸易关系紧张，德国等国有经济放缓的可能……“想象一辆汽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路上，没有备用轮胎。你只能祈祷最好别爆胎。”
牛津经济学院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加布里埃尔·斯特恩认为，高层经济决策者有许多需要亡羊补牢的地方。政治家们应该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增长。他表示：“大型机构确实表现不佳。其结果是民粹主义的反弹。如果你对自己的失败不采取任何措施，它们可能会反噬一口。”斯特恩担心，民粹主义的反应“可能引发激进的、考虑不周的”政策，这些政策会调整过度，推高通胀，扩大政府预算赤字。
崔洪建认为，本届达沃斯在延续往年传统的同时，将对议题有所扩展，在网络、电子商务、难民、人工智能等问题上有所着力。“在前几年全球化进展顺利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论如何更好更深合作；如今这个逻辑在发生变化，许多国家的视角囿于本国利益。那么如何合作？我认为WTO改革或许能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同推动全球治理的新课题。中国等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先统一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再跟发达国家沟通，让全球化合作能真正造福世界。”崔洪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