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升级的一个原因在于双方的认知分歧，特朗普将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理解成两个公司之间的盈利竞争，认为中国出口商支付的关税充实了美国国库，认为打贸易战美国稳赢，认为中国的崛起抢走了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尽管双方贸易谈判进展有顺利的一面，但是跟踪外媒报道就会发现，在贸易采购，技术专业，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等核心议题上，认知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迹象。
特朗普5月5日上午在推特上表示要升级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之时，我正在美国奥马哈参加巴菲特年度股东大会。为此我精心准备了十期“颠覆你对巴菲特的认知”的讲座，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解释为什么绝大部分人对于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和行为的认知并不准确。其中一小部分内容早已发表在FT中文网《量化投资趣谈》系列文章里。
只要观察一下近期微信群的讨论就会发现，围绕贸易冲突情绪性的言论此起彼伏，基于扎实研究的讨论几乎没有，认知分歧在不断扩大。今天，我来聊聊欧美学者对于贸易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帮助大家梳理一下常见的观点是否靠谱。丘吉尔有句名言“谎言都绕了半个地球了，真相还没穿好裤子呢”，世界过于复杂，真相难寻，中美贸易冲突的未来走向也非常难以预测，但我们必须时刻更新对于已经发生事件的认知。要避免成为摸象的盲人，陷入毫无思考价值的微信群纷争，就必须要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
谁支付关税？
与特朗普想象的相反，在现实中关税由进口商支付。考虑到商品价格上升后进口商会寻求低价可替换商品或者向出口商压价，因此被征收的关税在进口商和出口商之间的分配，将由双方的谈判实力和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来决定。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的可替换性或者需求弹性很小（很大），那么美国进口商（中国出口商）将承担绝大部分关税成本。
近期，国内有券商分析师引用欧洲经济与财政政策研究网（EconPol）的分析，认为为了应对美国加征25%的关税，中国出口商将平均降价20.5%，美国商品价格在税后将比税前平均高出4.5%，这个观点在国内迅速传播。此前，特朗普多次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出口商承担了大部分关税成本，在5月13日的推文中，特朗普引用了上述数据。
那么，这个认知是否准确？
早在两个月前，我已经多次向投资者详细介绍了美国三位学者Mary Amiti，Stephen J. Redding，David Weinstein关于向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对美国价格和福利造成负面影响的研究。他们比较了美国向贸易伙伴六个回合征收关税之前和之后的价格变化，以及被征税商品和未被征税商品的价格变化之后，总结出几个重要发现：
一是，整体上，没有出口商降价的明显证据，关税成本几乎完全由美国家庭和进口商承担。截止到2018年11月，估计美国家庭和生产商为新征关税支付了123亿美元。在不变情况下，未来将每月支付30亿美元的关税。
二是，美国进口商向中国以外地区寻找新的替代商品，但他们的价格仍然高于征税前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原本美国国内生产的同类商品随着被征税进口商品搭便车提价；同时由于美国处于充分就业下，国内生产替换商品带来对其他商品生产的冲击；这三者带来的效率（福利）损失超出美国新增关税收入的总额，截止到2018年11月已经高达69亿美元。如果新征关税保持不变，估计未来福利损失高达每月14亿美元。
三是，贸易战冲击供应链，如果美国维持2018年已征收关税不变，预计未来每年将有1650亿美元的贸易将失去或者被重新定向，这将对在中美投资设厂的美国企业以及中国出口商造成显著的冲击。我认为这个估计是这份研究最具价值所在，有着丰富从商经验的特朗普绝对不应该忽视。
四是，加征关税前，受影响商品的进口总额与种类都处在上升趋势，加征关税后，两者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进口总额下跌了25-30%），未被征税的商品进口总额与种类都保持原来的上升趋势；由于商品种类多样性意味更高的消费福利，他们的下降将使得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损失比上面估计的数字要更大。此外，作者并未估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造成的资本市场显著下跌，如果包含进来，会进一步推高美国家庭和厂商的福利损失。换一个角度，美国学者Kyle Handley and Nuno Limão发现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家庭和厂商享受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下降和消费品种类增加带来的福利改善，而且这两者的贡献在他们考察的时间内大致相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位学者关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没有下降的结论，得到了多位学者和多家投行研究的支持。但是，这并非值得中国出口厂商乐观的理由。
首先，三位学者认为美国出口商也没有因为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而明显降价（关于这一点有争议，有多项研究发现中国和欧洲的报复性关税使得美国制造业和农业商品的出口价格明显下跌，见上图），因此，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国家的消费者和厂商同样要承担新增关税成本，享受较少的进口商品种类，承担资本市场的损失（当然，2018年中国资本市场的糟糕表现更多和去杠杆政策实施不理性有关）。
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看到国内学者和分析师对于中国消费者和厂商的关税成本和福利损失做出量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美国2018年关税收入496亿美元相对2017年上涨了41.2%，而中国2018年的关税收入2848亿元相对2017年下降了5%（在征收对美报复性关税的同时降低了多项税率）。
其次，关税开征之后，中国出口商已经并且将持续面临下降的出口需求，截止到2019年4月，中国对美出口额累积同比下降9.7%，对美进口额累积同比下降30.4%，而且中美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11.5%，后两个数字分别是1995年以来可查数据的接近最低水平。此外，全球贸易出口额的同比增速-9.7%同样让人担心，毕竟全球经济增长与全球贸易增长是高度相关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出口商价格不受影响很可能只是短期暂时的效果。随着时间拉长，美国进口商会持续寻找其他国家可替换商品，中国出口商无论是选择转移生产到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或者是为了保留订单不得不以降价应对（实际可操作空间并不大，因为许多出口行业的利润率较低），都会遭受严重损失。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欧洲经济与财政政策研究网的结论，尽管目前看来并不准确（因为并非基于实际价格数据做出的分析），但却不容忽视。作者考虑的是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之后，基于之前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出口和进口弹性来模拟美国不同种类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和中国不同种类出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得出中国出口商会降价以帮助美国进口商承担绝大部分关税的结论，作者认为美国选择了对进口弹性较大的商品征税（主要是生产性资本品），是一个对自身经济伤害较小的聪明策略。
这个静态比较分析虽然有很多缺陷，但可以说描绘了一个在长期可能发生的对中国出口商极为不利的后果。如果关税长期保持，美国进口商选择其他国家出口商品作为替代（一些投行的研究认为关税对于美国通胀率上涨的冲击只是短暂的，大概会在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内消失），那么对于中国出口商的破坏性会更加巨大，连带产生的失业冲击，都必须现在就开始认真准备应对。
当然，如果特朗普认真看了这份研究，就会知道如果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弹性较小的消费品）征收25%的关税，那么美国的家庭和厂商将立刻承担更高的税后价格。一旦通胀率明显上升，美联储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对目前估值较高的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贸易战没有赢家，合作比对抗的结果要好得多。
贸易战中哪一方受损会更大？
特朗普和金融市场的分析员普遍认为贸易战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会大于美国，即使不考虑中国和美国各自国内的经济现状，单纯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来看，这样的认知有一定道理，但也难说一定准确。
其一，来自欧洲经济与财政政策研究网的另外一份研究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认为2018年贸易战会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521亿欧元，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下降371亿欧元，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小，从而会笑到最后。但实际上，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上升，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其二，一项最新的针对历史上发生过的贸易冲突的实证研究显示，过去的贸易战中，发达国家受到的损失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同时，相比经济衰退期，在经济繁荣期发生的贸易战对于参与国的负面影响更大。
美国学者Davide Furceri, Swarnali A. Hannan, Jonathan D. Ostry和Andrew K. Rose研究了1996-2014年期间在151个国家（其中34个发达国家）发生的贸易冲突，他们发现，当一个国家增加关税后，对GDP，劳动生产率，失业率，收入不平等都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例如，当关税上升一个标准差，相当于3.6个百分点之后，在其他条件不变下，GDP将持续被拉低，到相对于关税开征前一年，第5年的GDP将被拉低的平均值为0.4%（这个数据是基于全部关税变动-既有增加也有减少-样本所做的估计，如果单独考察关税增加的国家宏观经济变化，0.4%将变成1.3%）。
与此同时，由于开征关税国家的货币通常升值，所以提高关税对降低贸易差额的影响很小，短期的效果会逐渐减弱直到消失。值得一提的是，一种流行的认知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推手，但这份研究显示贸易保护主义反而会拉大收入不平等。
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开征关税对宏观的负面影响要大于上图显示的平均结果，而发展中国家开征关税对宏观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平均结果。例如，发达国家关税上升3.6个百分点，第5年GDP下降平均值为1.1%，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是0.34%。主要原因在于通常来说，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对发达国家的冲击通常更大。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如果中国这些年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美国，那么中国因贸易战受损更大的认知也就站得住脚。
在经济繁荣期发动贸易战，对GDP5年后的平均负面冲击为1%，而在经济衰退期发动贸易战会有正面效果，GDP5年后将提升0.2%。原因在于繁荣期征收关税，推动通胀率，更容易带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5月10日新征关税实施之后，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计，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由之前的12.4%上升到18.3%，如果继续对余下的3000多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则对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将进一步上升到27.8%，我非常希望四位美国学者的研究获得更多的媒体关注，告知美国民众这样前所未有的关税提升幅度将对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别忘了，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只是把美国平均关税从38%上升到45%，通过之前的政治纷争引发1929年的股市崩盘，通过之后则严重恶化了经济大萧条和失业率，拖累经济复苏。中美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合作才是共赢之道。
有趣的是，上文作者之一Andrew K. Rose研究了特朗普本人的负面形象对于美国出口额的破坏力。利用2006-2017年盖洛普157个国家民众对主要经济体领导人的支持率变化的调查数据与各国出口额的变化所做的计量分析显示，以国家领导人支持率为代表的国家“软实力”上升1%，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出口会有0.66%的上升。考虑到特朗普在2016-2017年的支持率平均下降20个百分点，保守估计这造成了美国出口额下降超过33亿美元，其中来自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下降最明显。特朗普在美国有个外号是“橙子特工（Agent Orange）”，不仅仅因为他的皮肤是橙色，而且因为Agent Orange（橙剂）是一种有毒的除草剂，美军在越战期间广泛使用造成大量儿童和军人后遗症。Rose教授就以此来嘲讽特朗普是美国出口的“毒剂”。
顺便说一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一个核心认知在于他把美国制造业在过去20年失业率的上升怪罪于中国的贸易顺差，然而经济学家普遍不赞成这样的简单逻辑。在美国大选前，近400位知名经济学教授联名反对特朗普就在于他的经济学常识充满错误，早就有研究指出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主要来自于机械自动化对于人力的取代。最近，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时的老师Timothy Kehoe与合作者发表研究指出，1992-2012年，美国贸易逆差导致的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仅占15.1％，其余则来自于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因此，就算是美国偿还外债，虽然可以降低贸易赤字，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仍然会持续减少。显然，这样一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常识，在美国民粹主义者和鹰派主导的贸易谈判代表团那里并不受欢迎。
哪种反制手段更加有效？
我们前面提到，美国在向中国商品征税的选择上策略性很强，最初被征税的500亿美元商品主要是生产性资本品和中间品，几乎不包括美国家庭依赖度高的中国消费品，而消费品在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中的比例也不高。
美国开征关税都遭到了贸易对手的报复，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有效的报复手段应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是打击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无论是原本就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或者从支持其他候选人转向支持特朗普的选民，通过选择被征税商品使得这些选民的经济利益受损最为明显；第二是报复性商品对本国的经济伤害最小化。
以中国和欧洲的报复性手段为例，中国选择了生产大豆的选区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实施之初就在国内获得大量网民的支持，但事实上，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大豆进口，因此这一选择并不明智。相反，欧洲则针对美国汽车和威士忌产区作为主要报复对象，这些区域在2016年选举中从过去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特朗普，同时这样的报复手段有利于强化欧洲在汽车和红酒生产和出口上的优势，对自身的经济伤害很小。
英国学者Thiemo Fetzer和Carlo Schwarz发现，在选择相同价值的报复性征税商品上，中国和欧洲都有多种选择。上图显示欧洲的选择十分理想，而中国完全可以重新选择，降低对自身经济的伤害。不过，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选择报复性商品上更加不明智，他们拿主要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开刀，研究显示对自身经济的伤害程度比中国更大。
在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中国采取的一些反制手段，比如在美国农业州的报纸宣传特朗普的政策对当地农民的伤害，同样获得了不少网民的称赞，认为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美国人习惯的方式来赢取话语权。但这样的认知并不完全准确，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媒体开放程度并不对等，美国无法采取同样的方式在中国的媒体上阐述自身的观点。
事实上，这一做法就激怒了特朗普，去年9月26日发推文表示不满。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就在美国智库发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火力十足全方位批评中国的演讲（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公众号转载原文，也很快被删除），被市场解读为分量堪比丘吉尔的“铁幕”演讲，此事可视为中美关系从紧张走向恶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显然，彭斯的演讲同样并不明智，美国金融市场随后持续两个月的下跌，特别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高科技公司严重受伤，就源于彭斯升级了原本紧张的双边关系。
应该说，由于两国传统、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两国在竞争中，一方对于另一方习以为常的举措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并不奇怪。只不过我个人感觉，目前中美两国有关部门在管控分歧上，认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短短几天内，特朗普从加征关税走到对华为的定向打击，使得冲突升级，美国高科技公司再次受伤的可能性加大，而这恰恰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Graham Allison最为担心的。历史上两个大国从小矛盾升级到无法调和的冲突，就在于双方认知的差距越拉越大，缓和的空间越来越小。
莫让认知分歧成为合作的障碍
这些天目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微信群的毫无信息和思考分量的纷争，深感有必要提供一些与中美贸易冲突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讨论的基础。诚然，未来的走势难以预测，许多大家关心的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贸易竞争超越了现有贸易理论），但不要忘了丘吉尔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如果中国学者可以潜下心来认真挖掘数据展现的事实，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并且以此为契机提高广大国民的认知能力，缩小两国认知分歧，把贸易冲突带来的压力转化为动力，推动两国合作共赢，则善莫大焉。
最后，我强烈推荐大家观看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主播Zou Yue做的一段近5分钟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精彩演讲，标题是“China and US: Friends, frenemies, foes?”在总结时，他改写丘吉尔关于民主和政府关系的名言：“和其他更糟糕选项相比，合作是中美之间最不坏的选择！”（Cooperation is the worst form of relationship except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作者夏春，系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研究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