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拿‘反修例’做借口，試圖嚴重打擊香港特區政府還有警方的管制的能力。”

　　6月30日，16萬餘香港各界市民發起“撐警察，保法治，護安寧”和平集會。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警務處前處長鄧竟成與一些演藝界人士輪番上台演講為香港警察加油打氣。

　　7月1日，《環球時報》就“撐警隊”活動采訪鄧竟成，他認為警方對少數反對人士“暴動”的定義是准確的。事情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修例不修例”的問題，而是有些人拿“反修例”做借口，試圖嚴重打擊香港特區政府還有警方的管制的能力。

　　前警務處“一哥”鄧竟成因其高大英俊的形象被稱為“電眼警務處處長”，他也被認為是香港電影《寒戰》中郭富城飾演的警官原型。在30日的集會上，他冒雨向支持警察的市民表示，對於前幾天警總被圍，自己非常心痛，他還稱當天的集會是有史以來最和平克制的，是每一個香港市民應做的事。

　　在面對《環球時報》記者時，鄧竟成透露自己並不是這次“撐警隊”活動發起人，不過因為自己是“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的副召集人之一，所以決定站出來支持香港警察，給他們一個很清晰的信號：“他們不是孤獨的，在他們背後有很多香港的市民愛護他們、支持他們努力堅持完成任務。”至於為什么選在周日進行集會，鄧竟成認為是為了讓市民更方便一些，不用占用工作時間。據統計，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金鍾添馬公園舉行的“撐警”集會有約16.5萬人出席，警方表示集會最高峰時有5.3萬人。　　

　　▲鄧竟成資料圖

　　“我老實告訴大家，昨天我在現場看到有很多市民他們希望進到集會場地挺警察，但場地面積不夠大，所以有很多人只能站在老遠的地方，還有很多人他們加班或者已經有安排來不了，支持警察的市民人數是很多的。”鄧竟成說，反對派聲稱有“一百萬”、“兩百萬”市民參加他們的遊行，這些數字只是他們隨口一說：“我覺得我們不需要跟他們比拼誰喊的數字大。而一些香港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就只用這些別有用心的人自稱的數字來做報道，這非常不公平，他們很願意相信這個‘事實’，他們在裝傻。”

　　此前鄧竟成曾提到香港警察近來承受了極大的工作壓力，在被記者問到這些壓力從哪來時，他表示，跟采取不法手段攻擊警察的人相比，在現場維護秩序的警察人數相對要少得多，除了應對連續好幾個星期的暴力行為外，香港警察還要保障香港社會的治安。“這讓很多警察的工作時間超長，但他們還要在極端敵對的環境中高度集中精力，只能臨時在警署裏用餐、休息。即使下班回到家，他們也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一些人試圖對這些警員們‘起底’，威脅他們以及兒女的人身安全。在個別醫院，一些受傷的警察還會受到很不禮貌的對待，這太不公平了。”鄧竟成說，一些退休的警員自願回到工作崗位提供協助，一些愛護警察的團體也自發提供食品，很感謝他們。但這還遠遠不夠緩解一線警員的工作壓力。　　

　　6月12日，一些激進人士對立法會發起沖擊，並投擲雜物，嚴重危害公共安全，隨後香港警方將其行為定義為“暴動”，自此，反對派要求特區政府和警方撤回“暴動”定義，並企圖煽動新的騷亂。對此，鄧竟成面對《環球時報》記者坦承自己的看法：“警方‘暴動’的定義並不是針對所有參與遊行的市民，而是其中少數人的行為，他們的暴力行為已經達到了可以稱為‘暴動’的程度，所以對這個定義我是支持的。”

　　他說，一些反對人士喊出要“特赦”，這是完全忘記了香港法律的程序，“一般是要經過審理定罪之後才談得上‘特赦’的，他們的行為還沒有經過法律程序，就沒有‘特赦’的可能性，即使特首也沒有這個權力。他們把自己的口號強加於特區政府，但政府基本不可能有這樣的安排。他們為什么要擔心，可以理解為他們很心虛。”

　　經過對幾個星期形勢的觀察，鄧竟成對反對派宣稱的“市民自發走出來”持懷疑態度，“你看每一次行動，從保護的裝備到喝的水、吃的食物，都非常充足，每次行動都非常統一，非常有計劃，這都是一些年輕人自己在做?不太可能吧。不難想象，背後肯定有一些安排。我還聽說反對人士用於聯絡的社交軟件裏，群組人數的上限非常高，這樣的設計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方便的。”

　　“在平時維護治安執法過程中，香港警察一直是受到民眾支持的。我昨天也說，大家是不是忘了香港警隊是亞洲最好的?過去三十年，我們一直追求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鄧竟成直言一些媒體沒有公平、公正、公道地來進行報道，“他們總是在抱怨是不是應該定義為‘暴動’，總是問警察為什么這么做?對那些觸犯法律的人的行為避而不談。這對整個社會很不公平。”

　　盡管特區政府已停止“修例”程序，但反對派仍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在被問到自己如何看待“修例”時，鄧竟成仍然堅持認為是“修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已經不是‘修例不修例’的問題了，‘反修例’已成反對派的一個借口，他們還是在延續幾年前非法‘占中’的手段，試圖借此機會來嚴重打擊香港特區政府還有警方的管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