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杭州市發布「新製造業計劃」，宣布市政府將抽調100名機關幹部進駐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點企業，做為政府事務代表，服務重點企業。此舉再次凸顯杭州作為服務型政府的鮮明特色，但也在坊間引發諸多熱議，值得有關方面加以慎重考慮。

　　外界關注集中於政府應否事無巨細，深度介入企業事務？誠然，杭州政府此舉本意是更好服務重點企業，打造新製造業宏偉藍圖。但這番好意極有可能適得其反。眾所周知，內地科技企業華為長期以來面臨來自美方的莫須有指控，被指其背後有國家力量的參與，雖然華為否認，但美方一再借此大做文章，華為不勝其擾。而杭州今次大舉派政府人員入駐企業，難免予人以政府或深度介入企業事務的印象。在中美貿易摩擦長期化的背景下，各級政府對企業事務更宜保持謹慎的態度，與企業保持適當的距離，以免予人以口實。

　　政府特殊作用不可替代

　　一直以來，長三角與珠三角兩個區域的地方政府不同的行事風格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以杭州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各級政府，是服務型政府的典型代表，為企業服務的細緻周到。相比之下，珠三角城市的地方政府與企業則保持着若即若離的距離。筆者的企業家朋友曾談起，在深圳創業最吸引人之處就在於，企業常常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而一旦企業有需要時，就會發覺政府就在身邊。在這種環境下，市場之手與行政之手各司其職，保持着審慎而舒適的距離。

　　在內地改革開放40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各地方政府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績也可圈可點，而各地方政府的行事風格，也呈現出明顯的南北差異。這種風格上的差異，或許與各地政府對市場參與度的理解不無關係。

　　筆者認為，在加強市場經濟制度建設，形成法治化市場經濟方面，政府的參與不可或缺。政府要為資源配置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支持，而市場配置資源要靠完善的制度來支撐。在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的制定和實施，加強各級政府履行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的能力建設和制度建設，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機制和體制創新及相應的制度建設等諸多方面，政府大有可為。

　　國家與國家之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的經貿談判，也不能留給市場處理。

　　涉企微觀領域應適當放手

　　儘管如此，在涉及企業自身運作的微觀領域，政府需適當放手，給予企業自由運行的空間。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杭州市政府今次做法值得商榷之處在於：首先，選取100家重點企業作為重要服務對象，對其他非重點企業來說，頗有被忽視和區別對待的意味。這似乎在暗示，政府向企業提供的服務是以企業在經濟上的重要性以及企業經濟規模的大小，而有區別地加以對待。說實在的，這種厚此薄彼的現象會在企業家層面造成不同的觀感，影響非重點企業的中小企業的積極性；其次，對於被重點服務的100家重點企業來說，這樣的「厚待」也可能成為不可承受之重。畢竟，企業作為市場競爭主體，其運作須遵循市場規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是以透明規範的規章制度來一視同仁地服務企業，而不是有選擇性地重點服務於部分企業。

　　不可否認，杭州市政府長期以來致力於服務型政府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成績也有目共睹，但抽調人手派駐重點企業的做法，仍需審慎評估、準確預判其可能帶來的影響和結果。香港商報記者李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