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在和時間賽跑。這次疫情和以往的經濟危機不一樣,它直接造成了經濟活動的停頓,不是放慢,而是馬上就停頓。服務業、餐飲業、小型商貿企業已經倒了多少?
大約兩個月前,許小年在中歐校友總會組織的一次線上分享中說,大蕭條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經濟衰退已成定局。那時候他不理解的是,很多人連大蕭條是什麼都沒弄明白,就在那里說大蕭條來了,所以他要講明白大蕭條是怎麼回事。
兩個月過去,這位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終身榮譽教授覺得,“中國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如果從數字上來看,歐美國家最困難的日子也過去了。”當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于經濟的復蘇時,他認為有關經濟決策的一些討論似乎失了方向,“現在最為緊迫的是救濟而不是刺激。誰最需要救濟?是中小企業。”
許小年有話想說。
很多中小企業的資金鏈已經斷掉了,我們正在和時間賽跑。許小年認為,應該把經濟救濟的資金直接發給中小企業和個人,而不是通過把資金給到大企業,再由大企業拿來資助產業鏈的方式。這和他支持消費券的邏輯相仿,因為消費券對經濟的救助效果比基建刺激要快。
作為經濟學家,可以說許小年親歷了三次經濟危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和我們今天正在面對的這場危機。
對危機的研究讓他確信,每一次危機背後的成因幾乎都一樣,就是貨币超發。這一次美股四次熔斷也沒有什麼不同。所以他說:“危機時刻發貨币是對的”,“2020年鮑威爾這一次發貨币是對的”——但是危機過後一定要把水收回來,然而這也是最為困難的,因為縮表意味着要節衣縮食,要過苦日子。
不少國際學者認為新冠肺炎具有划時代的影響,歷史將會划分為前新冠肺炎時代和後新冠肺炎時代,許小年認為是過慮了。
5月26日,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他說:“我不認為新冠肺炎有特別深遠的影響,更加不會成為歷史上造成分水岭式時期划分的關鍵事件。”
過去幾年,許小年將相當多的時間用于觀察企業,特別是和中歐校友企業的交流。幾天前的一場交流中,有校友問他,新冠疫情之後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許小年回答:對于企業來說,你們腦子里始終要有一個意識,就是我們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時期,按照以前那種方法經營企業已經不靈了——企業過去找風口,做政府關系、銀行關系的方式發展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在要靠創新了。
訪談:
最緊迫的是救濟不是刺激
經濟觀察報:3月下旬的時候很多人是悲觀的,當時您判斷大蕭條是小概率事件,但是衰退已成定局。現在兩個月過去了,您怎麼判斷當前的情況?
許小年:我的感覺中國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從數字上看,歐美國家最困難的時候也過去了,新增病例數持續下降。
是否會有第二波疫情,目前還沒有看到很明顯的征兆,國內沒有數字表明將發生第二波,海外第一波還沒有過去,現在講第二波有點早。
經濟觀察報: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政策,比如減稅降費、房租和電費補貼、穩崗補貼和各種信貸支持政策,特別是對中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等等,從您的角度看,當前宏觀政策的重心應該放在哪里,還需要做哪些事情?
許小年:我認為,對小微企業的救助和支持政策是對的,但是還遠遠不夠。我注意到,在政策層面上人們還在爭論新基建、財政刺激的力度,以及財政赤字是不是可以貨币化等問題,這些爭論沒有落到目前經濟和民眾生活最緊迫的事情上——財政和貨币政策的焦點不是如何刺激經濟,而是如何救濟經濟。
救濟而不是刺激。
歐美國家的政策應對上來就是救濟,把錢發到中小企業和個人的賬戶上,這是有道理的。如果還是傳統的財政刺激,搞基建投資,通過產業鏈一環一環地傳遞到中小企業和個人手里,那是需要時間的。
想象一下,如果是基建比如特高壓,電網公司下了訂單,由電器廠去做電纜、做變壓器,然後變壓器廠去采購銅線鋼板,再由鋼鐵廠去采購礦石和焦炭,產業鏈延伸下去要多長時間?現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中小企業倒閉,我們是在和時間賽跑。
因為疫情所造成的經濟活動的停滯,中小企業的資金鏈已經很緊張了,采用投資拉動的方式,等着產業鏈一環一環地傳遞到基層,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企業一旦倒閉,想恢復起來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現在最為緊迫的是給老百姓發錢,給中小企業發錢,比基建拉動見效快得多。
強調救濟重要性的另一個原因是貨币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如果說實體經濟中的供應鏈是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中小金融機構就是貨币政策觸達中小企業的傳導機制。貨币松寬,銀行放款,一般都放給了國企,有相當規模的民企也能拿到一些,而大部分中小企業要麼無法受益,要麼只能做國企的供應商或合作者,間接受益。
在經濟活動放緩,付款拖延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的資金周轉越來越困難。政府雖然一再強調金融服務實體,要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但大型商業銀行從本質上講不適合做小微貸款,捉老鼠靠靈活敏捷的貓,獅子干不了這個活兒。具體講,央行應該直接給中小金融機構提供無息資金,中小金融機構再向中小企業發放低息或無息貸款。
再說一遍,我們是在和時間賽跑。這次疫情和以往的經濟危機不一樣,它直接造成了經濟活動的停頓,不是放慢,而是馬上就停頓。服務業、餐飲業、小型商貿企業已經倒了多少?它
們的現金儲備也就能支撐兩三個月,沒有現金流入,企業就辦不下去了。所以救濟緊于刺激,當下的政策討論在方向上出現了偏差。
經濟觀察報:您講到救助,現在很多地方都在發消費券,不少人認為消費券有救助的功能,也有提振消費的功能,可以說一舉多得,主張擴大范圍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對于消費券您的看法是什麼?
許小年:消費券我贊成。消費券發到老百姓手里,錢會直接流到服務、餐飲、旅游等現金極度緊缺的小企業哪里,而不必通過基建那麼長的產業鏈。消費券見效要比財政刺激、基建拉動更快。
覆水難收也要收
經濟觀察報:最近比較熱門的話題是財政赤字貨币化。我們看到,有專家認為,通過央行購買國債,以財政赤字貨币化的方式來做沒有什麼不妥,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但也有專家堅持,不能突破財政和央行之間的隔離牆,否則對財政的約束將不復存在。爭論的背後涉及到對現代貨币理論(MMT)的理解,就您的觀察,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現代貨币理論和財政赤字貨币化會成為熱點,您的觀點如何?
許小年:關于財政赤字貨币化的討論,背景是這樣的:美聯儲這一次應對危機的方法,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原有的貨币政策界限,比如宣布無限量的購買債券,而且債券不限于國債。
過去美聯儲購只在二級市場買賣國債,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購買品種從國債擴大到了高評級的公司債,這一次進一步擴大到垃圾債,也就是低等級的中小企業公司債。
美聯儲這樣一步一步往前推進,人們自然產生疑問,貨币政策還有邊界嗎?
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債券,壓低市場利率,有助于財政部和企業發債,相當于央行為政府和企業間接融資。既然是融資,為什麼不能直接融資呢?美聯儲為什麼不可以進入一級市場,直接購買財政部發行的國債呢?
這就是財政赤字貨币化的由來。再往下走一步,央行直接購買企業發行的債券,央行就具備了商業銀行的功能。
聽上去很離譜的觀點,還有這個理論那個理論包裝,什麼MMT之類的。我們現在根本不缺理論,我們現在缺常識。常識是什麼?
常識是財政部不創造財富,央行印鈔票不創造價值。無限量地發行貨币,又沒有看到通貨膨脹,人類以為找到了一個糊弄上帝的方法,零成本地解決我們面臨的棘手經濟問題。人類太聰明了吧?聰明到了自認為可以違背常識和改變常識!殊不知聰明一定會被聰明誤。
2008年,美國政府的國債佔GDP的60%多,經過那一輪危機救援,國債對GDP的比例陡升至100%左右。2020年這一次救援過後,聯邦政府的負債會上升到什麼水平?你以為政府可以無限地增加債務嗎?你想走歐債五國的老路?你想學希臘政府破產嗎?你以為央行可以無限量地發鈔票嗎?
我們有充足的證據說明,2008年金融危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格林斯潘(1987-2006年任美聯儲主席)的貨币政策,他從2005年開始超發貨币。根據貨币金融學的泰勒規則,貨币發行要遵循泰勒規則,格林斯潘認為他不必跟隨泰勒規則,他可以憑着他的聰明才智和經驗決定貨币發行量。
你以為超發貨币,CPI沒有通脹,就能夠僥幸過關嗎?你過不去的。
格林斯潘挽救了一次又一次的股市危機,但終于沒有逃過2008年。美國的CPI沒漲,美聯儲發那麼多貨币到哪里去了?由于利率超低,大家全借錢去買房子,房地產市場泡沫,家庭部門的負債過高,泡沫破滅造成金融海嘯。2008年金融危機是對貨币超發、家庭部門資產負債表失衡的強制性糾錯,這個教訓忘了嗎?
2020年危機的背後又有央行超發貨币的影子。當下都急着救災,來不及做非常深入的數據分析,已有初步的證據說明,3月份美國股市10天內四次熔斷,貨币起碼是原因之一。
在四次熔斷之前,美國股市的估值達到了2008年以來的最高點。我們知道資產價格如果有泡沫,早晚要調整,調整的導火索可能是新冠肺炎,也可能是2008年的次貸衍生產品違約。只要貨币超發引起資產價格的高估,市場一定會調整,不是新冠肺炎引爆,就可能是油價,不是油價就會是其他的什麼因素。
經濟觀察報:但是當發生危機的時候,大家能想到的辦法還是發貨币,發更多的貨币。
許小年:危機時刻發貨币是對的,解救流動性短缺的燃眉之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這次大放水是對的,2008年伯南克救火也是對的,但是危機過後你要及時縮表,也就是把超發貨币收回來。
中國人說覆水難收,這才是問題所在,美聯儲縮表,特朗普就說你不能縮,收緊貨币,股市下滑,我怎麼第二次當選?于是鮑威爾在強大的壓力下放棄了縮表。
經濟觀察報:但是放水比較容易得到支持。收水的時候,無論是哪一個政府都是比較不容易得到支持的。
許小年:人性如此。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但是公眾一定要知道,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今天政府給你賬戶上打2000美元,那可不是天上掉餡餅,危機過後是要加稅的,雖然沒有政客會這樣告訴你實話。財政不創造價值,它的收入來自企業和個人創造的價值,這不是常識嗎?
鮑威爾承諾無限制地向市場提供流動性,大家要明白,危機過後如果不收水,下一場災難就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美聯儲前任主席耶倫開始縮表,鮑威爾接任後表示要繼續回收貨币,但政府不干,民眾也不願意,政治壓力很大。
這個情況跟在中國是一樣的,去杠杆方方面面都會罵你,因為過去借的錢現在要還了,沒錢還債就要節衣縮食,過苦日子,誰願意啊?
打通財政部和央行,財政赤字貨币化,無非是說財政借的錢不用還,央行印鈔票就是了,而且鈔票印多了也沒什麼壞處。借錢不還是什麼邏輯啊?借錢不還以後還能借到嗎?借錢不還的人能珍惜借來的錢嗎?能用好借來的錢嗎?這些都是常識,別故弄玄虛,把違反常識的事裝扮成云山霧罩的“現代理論”。
全球化可能放慢,但不會倒退
經濟觀察報:在3月份的演講中,您認為全球化必須進行下去,不能倒退,倒退對誰都沒有好處。我們是在一條船上的。但是現在很多學者認為,可能會有另外一種力量將全球化往回拉,比如民粹主義、經濟安全等等,全球化的邏輯會因此改變。如果這些力量和市場化的力量同時存在,綜合作用的結果會怎麼樣,全球化會倒退嗎?
許小年:我認為全球化會放慢,但不會倒退;我不認同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說法。值得警惕的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國際上的去中國化傾向。
前幾天有學者談到,美聯儲和世界上14個主要央行達成貨币互換協議,覆蓋30多個國家,但不包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根據這個協議,當金融市場出現劇烈波動時,各國央行不必拋售自己手中的美元資產,可以用本國貨币和美聯儲直接兌換美元。這不是逆全球化,而是排斥中國的全球化。
有人把英國脫歐解釋成去全球化的案例,這是明顯的誤讀。脫歐並不意味着英國就此退出和歐洲的密切經貿往來,並不意味着英國和歐洲之間減少相互投資。脫歐是英國人鬧地方主義,認為與歐洲合作的一些條款對自己不利,比如難民配額,他們不想承擔,所以選擇了退出。脫歐不是斷交,不是“去歐洲化”或去全球化。
美國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重新簽訂《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也不是否定自由貿易,只是修改了貿易協議的條款。
對比新協議和舊協議,沒有發現根本性的區別,美國、墨西哥、加拿大之間仍然是零關稅,只不過零關稅的判別標准比以前提高了。
舉例來說,在NAFTA之下汽車零部件只要65%在北美三國生產,就享受零關稅,新協議把門檻提高到了75%,就這點區別。這不是逆全球化,而是美國要在全球化中爭取更多的好處。
我不認為逆全球化將成為未來的趨勢,也不認為特朗普是逆全球化的,盡管他一再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那是政客為了撈取選票采取的宣傳策略。真搞逆全球化,美國的經濟受損,失業率會更高,是要丟選票的。
經濟觀察報:特朗普跟歐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幾乎所有貿易伙伴都在要價。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會因此受到什麼影響,比如很多人談到產業鏈向東南亞遷移的問題?
許小年:特朗普四面出擊打貿易戰,對全球產業鏈格局影響不大,影響大的是中美關系的持續緊張。各國企業把部分供應鏈搬到東南亞、南亞,成本當然是一個原因,規避中美關系的政治風險是越來越重要的考量。
中美之間的沖突將是一個長期的不確定因素,為了應對這種不確定,企業需要重新做全球產業布局。這次美國切斷華為的芯片供應鏈,動用行政力量粗暴干涉市場交易,動機是政治性而不是經濟性的。這是無法忽視的,而且風險可能是有增無減。
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決定供應鏈的是性價比(cost effective),勞動力的性價比而不是絕對成本。從性價比的角度看,中國的勞動力仍然有優勢,優勢不僅體現在中國工人的生產效率高、教育程度高、遵守紀律,而且體現在中國的供應鏈雖然分布在中低端,但它的完整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法比的。
在東南亞只能做一些加工環節、價值鏈比較短的產品,例如服裝、玩具,衣服不需要很多企業協作,有布料、針線和縫紉機,雇幾個工人就可以開干。
手機就是不同的故事了,它的供應鏈長多了,做相機的、做機殼的、做面屏的、做電路板的、做螺絲釘的、組裝的......,短期內不能都搬到東南亞去,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建立的供應鏈體系,請注意是體系,其他國家想復制沒有那麼容易。
正因為如此,中美兩國經濟脫鉤是很難的,因為企業都要算經濟賬。科技脫鉤的可能性倒是大于經濟脫鉤,美國會加強對中國的科技封鎖。
新冠並非新時代
經濟觀察報:從新冠疫情發生開始,大家都在討論疫情將怎樣影響世界。很多國際學者,如基辛格、《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等都認為,新冠疫情之後世界將發生很大的改變,甚至有人將世界划分為新冠之前的世界和新冠之後的世界,但似乎也沒人說的很明白,這種改變到底會是怎樣的,如果讓您看,新冠疫情是否會带來一些實質性的改變,它會怎樣影響經濟和世界?
許小年:他們都言重了吧?當人們處于從未經歷過的事件中時,自然會產生恐慌情緒,而且恐慌會被放大。新冠肺炎會成為一個划分歷史時期的標志性事件麼?可能性不大。
人類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大傳染病,14世紀的黑死病無論死亡人數還是對歐洲歷史的影響,比新冠肺炎大得多,封建制的解體、文藝復興、第二次農業革命都和它有關系,但是今天沒有歷史學家會認為黑死病是歷史上的分水岭,把歐洲歷史分為前黑死病和後黑死病時期,將來歷史也不會被划分為前新冠時期和後新冠時期。
後工業化時代關鍵在創新
經濟觀察報:新冠疫情期間大家看到的變化之一是在線,就中國經濟而言,這個所有企業所有人都上線的過程也可能預示着一個大的分野,對此您怎麼看?
許小年:疫情在短期內確實推動了上線,疫情過後,上線的熱潮也許會降溫。這幾天國內的防疫等級剛降下來,企業高管的第一件事是出差拜訪客戶,拜訪供應商,線上解決不了的問題,還得線下去談。
疫情過後,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並不是新冠肺炎的余波,而是疫情之前我們所討論的那些問題。估計今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基本結束,影響經濟的長期因素,很快就重新回到人們的議事日程上來。
首先,企業要意識到,中國經濟已進入後工業化時代,按照以前的方法經營企業已經不靈了,現在要靠創新。過去企業可以找風口,搞好政府關系,搞好銀行關系,拿到批文拿到錢就可以蓋房子,蓋了房子就能賣,賣了就賺錢,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後工業化時代的特點是產能過剩,是買方市場,企業要想辦法服務客戶,要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客戶身上,花在技術和產品上,而不是花在政府和銀行身上,這是非常大的轉變。企業家要想的問題,不再是建設多少產能,要多少地,蓋多少廠房,而是研發投入,產品和服務創新。
第二,中美關系長期緊張,獲取技術的成本大大增加,對美出口受阻,國際供應鏈重構,對中國企業都是非常嚴峻的挑戰,困難超過新冠肺炎造成的經濟活動放緩與停頓。類似的局面1980年代末也出現過,靠着1990年代初的堅持改革開放,我們渡過了難關,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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