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劫富濟貧的人常常要耐著性子了解為何這樣的分配毫無意義。富人確實富，但人數太少，對他們課稅不足以帮助窮人。

　很少有人聽說過相反的過程——向上傾斜的再分配，即每人都拿出一些錢讓少數人變得富裕。但這正是壟斷企業和尋租者在做的，他們對消費者制定過高價格，繳納畸低稅收，資助政客，維護從大眾身上抽錢以利於極少數人的過程。更糟糕的是，2020年的美國大選便確保了這一「向上滴灌」的動態還將持續下去。

　股市在新冠疫情期間欣欣向榮，這讓許多人感到疑惑。顯然，在利率接近於零的情況下，投資者找不到其他領域實現正收益；市場對利好歡呼雀躍也完全可以理解，如輝瑞製藥宣布其候選疫苗有效率高達90％以上。

　問題在於股市並不考慮所有國民收入，它只考慮能變成利潤的那部分。在國民收入的任何層面，股市都會在利潤上升時表現好，在更多收入歸勞動所有時下跌。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國民收入中工資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疫情以來，大科技公司表現上佳，許多小企業則損失慘重或關門大吉。

　如果考慮到疫情如何加快國民收入從勞動收入轉為資本收入的長期變化，那麼這一反常的動態就很有意義了。不但工人的崗位越來越少、越來越不安穩，小企業也越來越不如僱傭少量工人的大企業，這反而提振了市場，擁有股票投資組合和固定繳納養老金者大獲其益，而零售業、飯店業和娛樂業的工人步履維艱。

　如果美國民主党除了拿下白宮、保住眾議院之外，還能贏得參議院多數，那麼興許有機會通過立法措施扭轉這些趨勢。引入公選醫療保險或許就可以阻止美國醫療體系對家庭收入的破壞，即使更激進的替代方案(如「全民醫療保險」)仍然遙不可及也沒關係。以一般稅收為資金來源的體系，或許可以取代或補充以僱主為基礎的醫療保健，其資金來源實際上是對工人徵收的人頭稅。

　此外，如果民主党表現更好，本可以採取有意義的反壟斷措施對付科技巨頭，至少能有一些機會通過其后立法。而反工會法律的漫漫征途可能遭到阻擊乃至逆轉。但如今，少數願意恭喜拜登獲勝的共和党人，甚至一些中間派民主党，也會反對綠色新政和醫療改革等政策。

　經濟學家肩負著很大責任。在20世紀上半葉，大蕭條期間的資本主義大潰敗讓凱恩斯主義及其國家角色大獲全勝。但隨後，「二戰」剛剛結束，哈耶克便掀起了一場反革命，並在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同事的論調中達到高潮。他們指出，國家也有問題。喬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教會了我們在監管下攫取利益，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指出不能總是指望政客依照公共利益做事，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證明可以在不求助國家行動的情況下讓外部性變好。

　令人不太信服的是，弗里德曼堅持認為不確定性不是問題，反對高效征稅，不管是通過現收現付制、遺產稅，還是取締避稅港。與此同時，法學家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在將這些思想引入司法界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指出，正義要求社會實現總財富最大化，提出應照顧生產者而非消費者，應傾向于富人而非需要之人。不平等性不僅被認為不是問題，甚至成了公平社會的標誌。

　在輕而易舉地遵循這些思想如此之久之後，現在應該進行反思了——不是拒絕一切后凱恩斯主義的洞見，而是以它們為基礎並超越它們。

　回歸更具創新性和競爭力的資本主義形式需要我們不再妖魔化國家。目前，在我們的制度中，極少數人的繁榮建立在大眾的痛苦之上。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沒有學士學位，他們的壽命也在下降，因為製藥公司（通過收買國會）獲得執照為了利潤讓人上癮、取人性命。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一貫逃避納稅，違背對哺育了它們的社會、經濟和國家制度的義務，而沒有這些哺育，它們根本無法存在。

　特朗普的去職將削弱裙带資本主義，減輕他的親朋對公眾的掠奪。但這無法修補一個破敗的制度。美國資本主義培養創新和福利的潛力依然無限，但目前它的缺陷正在讓眾多美國人失去活力。

　（作者係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榮譽教授，南加州大學經濟學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