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代表

　　健全预防贪腐体系

　　当前，我们的反贪部门独立性不够，只是检察机关的一个内设机构，按地区设置，分散配置人力，人手不够，且专业程度不高。这样造成捏不成拳头、形不成权威、容易受到干扰的局面。

　　反腐倡廉工作要纳入法治轨道。应该加强反腐的国家立法，增强反腐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原先我们法律上确定的贪腐都是财物性的，而现在大量的贿赂行为是非财物的，比如解决子女就业、退休后的期权交易、性交易等问题，法律还没有跟上去。因此，要加强国家反腐的立法工作，不光从政府的角度加强制度建设，强化专业力量，更要从国家法制层面上健全预防贪腐体系。

　　（本报记者 姜泓冰 曹玲娟）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代表

　　反腐败靠惩治更靠预防

　　反腐败既要靠惩治，更要靠预防，既要亡羊补牢，查处已经发生的腐败，更要未雨绸缪，预防可能发生的腐败。检察机关在反腐倡廉工作格局中负有重任，不仅要大力查处职务犯罪，清除蛀虫，更要着力搞好职务犯罪预防，防患于未然。我们一直强调，“办好案件是政绩，结合办案搞好预防、减少犯罪是更大政绩”。

　　对于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而言，制度建设尤为重要。无论是职务犯罪年度报告还是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都需要制度的规范和支撑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法制化，明确有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定位及相互关系，将有助于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由一般工作部署向依法规范推进，增强预防工作的权威性和实效性。

　　（本报记者 彭 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智友代表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加强法律的执行，让法律彰显应有的威严，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要落实好法律实施的体制机制保障，促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确保在法定的范围内并依循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要通过多元途径，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促进整个社会尽快形成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的良好风气，让公众乐于并善于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尊重并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公民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必须受到充分尊重。按照法治的精神，握有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可以依法对社会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各种义务的设定都必须以保护人民的法定权利为核心，公共权力应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作为一切活动的宗旨。

　　（本报记者 谢振华）

　　青海省西宁市市长王予波代表

　　盯住干部恪守底线不越雷池

　　近年，各级党组织加大了对干部的管理监督力度，但是个别地方和单位仍不同程度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对违反原则的人和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醒、不批评、不纠正，导致小毛病变成大问题。

　　从严治吏，必须从严教育。经常化的严格教育是确保干部思想不杂乱、头脑不迷糊的关键所在。通过教育促使干部懂规矩、守纪律，在关键时刻也靠得住、信得过。从严治吏，必须从严管理。要认真落实管早、管小、管平时的要求，切实加强日常管理。从严治吏，必须从严监督。要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从严监督干部的重点，始终警示干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早提醒、早纠正，提醒干部守住做人底线，不可越雷池一步。

　　（本报记者 张志锋 王 梅）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静芝代表

　　要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

　　公开、公平、公正应是立法的基本要求。立法不能让权力侵害权利，让少数既得利益部门、行业等，通过利用立法起草权，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法规，从而损害普遍的公众权利。

　　立法的起草可以考虑由独立的第三方来承担，这样更有利于做到公正。目前人们普遍反映立法质量不高、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有的地方立法过多地考虑某些部门、行业的利益。如果让中立的第三方来牵头，让全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来参与，经过公开的反复论证、修改，制定出的法律法规才能符合大多数人利益，法律法规的实施也会更加顺畅。

　　（本报记者 潘少军）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缪蒂生代表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经济社会越发展、改革越深化，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盼就越高，司法保障职责就越重要。充分发挥好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当务之急。

　　做好司法保障，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增强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和针对性；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深刻认识人民法院在实现中国梦中的时代责任，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新贡献；必须认真遵守宪法和法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依法及时审理各类犯罪案件，维护社会稳定；依法及时处理各类民事纠纷，审结各类涉民生案件。

　　（本报记者 何 勇）

　　上海市监察局副局长花蓓代表

　　从源头“管好钱”“用好权”

　　八项规定颁布一年多来，上海老百姓感受到的变化是真真切切的，好的传统和作风真的回来了。如果能够这样坚持下去的话，整个作风会有大的改观。能不能坚持呢？面对群众的担忧，还是要用改革来持续巩固八项规定所取得的成效，建立一些长效机制，能够真正在制度上面有一些改革性、根本性的举措。

　　管好钱，即公共财政资金使用要通过“制度加科技”的方式，把公共资金从源头上管好。用好权，不仅是行政审批改革放权、限权、分权，更需要优化权力、简化权力，把权力设置和结构进一步优化，晒权、亮权，让权力清单没有盲区，打破行政审批制度“玻璃门”现象。

　　（本报记者 姜泓冰）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省财政厅厅长钱国玉代表

　　为专项资金“建笼子”

　　去年河南省政府出台首部《河南省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为专项资金管理“定规矩”“建笼子”，对于增强财政调控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预算管理制度等方面。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重点是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着力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提高财政政策的综合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审核预算重点由平衡状态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硬化支出预算约束；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促进税收依法征管。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全面清理规范财税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任胜利）

　　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河北省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代表

　　蹄疾步稳 敢啃“硬骨头”

　　基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沿，基层群众的广大智慧是国家顶层设计的智力源泉，基层改革的稳扎稳打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一直以来，保定市充分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坚持蹄疾步稳的原则，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抢跑，对于自己能改的不慢拍，一系列措施让百姓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也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越往深处改，越是硬骨头。党委政府要提高站位，统筹兼顾，全面谋划改革思路，主动攻破改革面临的难题，总结推广改革经验，特别是要继续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群众实践中完善决策部署、推进改革前行，既让改革真正顺民心、得民意，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本报记者 张 洋 杨 柳）

　　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代表

　　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

　　企业普遍对科技创新有强烈的愿望，但缺技术来源、科技人才，更没有完善的技术研发机构。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关键要提高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确保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首先，要通过建立健全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维护企业知识产权。其次，根据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企业主体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其三，要坚定不移地抓好产业技术创新综合试点，完善企业研发体系，推动协同创新，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其四，鼓励科技人员创业、民间资本投资科技领域创业、创业资本与科技成果相结合创业的“三创业”。

　　（本报记者 王 珏）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代表

　　保障老百姓病有所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不移推进医改，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题”，这让我们医务工作者深受鼓舞。医改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老百姓病有所医，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亟须综合改革配套措施。

　　要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涉及政府的投入、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水平、监督管理制度以及药品生产的流通制度等，需要一揽子的政策法规予以保障：首先要从法律、法规、制度等层面保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补偿；要破除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还要想方设法让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和薪资报酬相匹配；双向转诊、多点执业要真正落到实处。

　　总之，医改向纵深推进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亟须完善卫生法律法规，加快启动卫生法的立法工作。

　　（本报记者 冯 华）

　　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于勇代表

　　壮士断腕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审批制度改革要坚持，没有法定依据的一律取消，能够由下级行政机关实施的一律下放，与现实管理要求不相适应的一律调整，确需保留的一律简化。同时，全面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能取消的取消，能减免的减免，能暂停的暂停，能降低的降低。实践证明，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简政放权，还要优化工作流程、优化组织架构。要让好事好办，难事不难，切实为群众解决办事难、办事烦的问题。只有形成精简、统一、效能的组织架构，才能不误事，好干事。

　　（本报记者 钱 伟）

　　民建海南省委主委施耀忠委员

　　审批少了效率更高

　　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了行政审批改革步伐，简政放权成为持续的改革行动。然而，保留的审批项目，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审批不够规范，审批标准变化快，不断提高审批门槛，使得中小微企业难以适应；二是审批效率不够高，随意延迟审批时间，影响企业生产经营；三是服务意识不够强，重审批轻服务，不利于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的释放。

　　建议继续清理审批项目，制定审批项目目录，推行阳光审批。涉及收费的，明确收费依据和标准；涉及前置审批的，明确前置审批机关；推行审批项目下放试点，加强业务培训，明确承接部门审批权责；健全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坚持有错必究、有责必问，让行政审批在阳光下有序运行。

　　（本报记者 巩育华）

　　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何水法委员

　　推进传统文化的全民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书画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最直接、最形象的载体。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出台政策，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从青少年抓起，将书法、国画教育列为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应当鼓励学校与美术馆及民间美术团体互动，鼓励教师在课程教授当中融入书画内容，让书画成为少年儿童身边最为耳熟能详的艺术形式。定期邀请书画名家进校园讲述成长经历以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生共话书画艺术，达到潜移默化之效。学校可以将书画课程纳入正课安排，每周一至两次，并设立考评制度，激发少年儿童的自主学习兴趣。

　　（本报记者 刘 阳）

　　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代表

　　为百姓提供广阔的文化舞台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赋予传统文化积极因素、先进因素、民族精髓，同时让它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魂。因为文化本身有净化人、感化人、塑造人、教化人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弘扬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同时要吸收包括国外先进的、有积极意义的文化为我所用，共同融合成中华现代文化的精髓，形成我们精神家园的核心。

　　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接，一方面要大力构建覆盖省市县乡村、具备便利性和均等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艺术创作生产中去，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同时要大力实施文化乐民工程，为人民提供广阔的文化舞台，让老百姓自我参与、自我教育、自我展示。

　　（本报记者 张 文）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委员

　　推进远程医疗建设

　　运用价格杠杆积极推进远程医疗服务建设，使之成为开展城乡对口支援、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手段。

　　制定远程医疗分类目录及管理细则，对远程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形式、管理权限和价格项目进行明确，根据不同的风险和成本，制定价格管理办法，以及远程医疗价格监管机制。逐步制定合理的医保标准，确定合理的医保报销比例，探索分级远程会诊的激励报销政策，减轻广大患者的经济负担，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探索服务申请医院、服务提供医院和医生三方参与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使远程医疗服务在基层得到更好的推广，促进远程医疗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振濂代表

　　提高百姓权利意识

　　面对社会出现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欺诈横行等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共产主义理想、学雷锋活动、大批英雄模范事迹的激励，还需要关注老百姓的草根诉求和权利意识。当下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作为风向标的道德模范榜样与“高地”的树立，还应该有作为老百姓必须具备的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的基本合格线，确立起社会规则与人际交往准则的边界。

　　为此，不但要表明我们赞成什么、弘扬什么，还要清晰地表明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不能干。具体而言，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诚信、不善良、妨碍他人、缺乏基本教养等行为，对恶意传谣、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社会不良行为进行有力的道德制约，以确保社会有序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最大多数公民的权利。

　　（本报记者 顾 春）

　　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代表

　　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经济的全球化使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成为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走出去”根本上是让企业依照市场规则发挥投资主体的作用，但政府的推动作用同样重要。

　　因此，建议简化政府核准、申报、审批手续及流程，提高效率；依靠国家驻外机构、政府部门等，为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等投资活动提供指导、咨询，如提供投资指南、指导书、当地国情蓝皮书、风险事项提示等；培育一批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投行、海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尽职调查、资产估值估价，并提供风险评估、法律事项服务，提高中国企业的话语权；设立基金类股权投资机构，使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体现国家战略，形成投资利益、风险共同体；借助国家力量，维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利益，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吕毅品）

　　生态环保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都要进一步积极行动起来，呵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西藏自治区政协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索朗多吉委员

　　有好生态才有好生活

　　保护高原生态环境，要进一步完善西藏生态补偿机制。利用好、落实好生态补偿资金，保护好西藏的蓝天碧水绿地，就是保障西藏人民健康权的最好办法之一。

　　近10年来，西藏已落实生态补偿资金累计超百亿，涉及草地、森林、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湿地保护等。但是，西藏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和敏感性，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草地退化、水土流失加剧、冰川退缩等问题，生态环境整体上处于轻度或中度退化状态，加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加快发展与严格保护环境的矛盾逐步呈现。这就需要我们克服困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建设良好的生态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 扎 西）

　　台盟云南省委专职副主委陈俊骢委员

　　使森林法适应生态保护要求

　　我国现行的森林法本质上就是一部木材生产促进和保障法，其制度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实现森林的经济价值而设计，考虑的是如何保障木材供应。这种倒置生态与经济关系的立法理念反映在制度规范中，忽视了生态。

　　建议实现森林法立法宗旨和目的的转换，以保障公民享有生态权、健康权为重，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作为宗旨和本位，强调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应细化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从法律上理顺林业资源和生态利益在全社会的分配关系，推动森林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的完善。

　　（本报记者 虞金星）

　　广东省阳江市市长丘志勇代表

　　发展必须坚守生态底线

　　近年来，阳江坚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抓好“双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驱动、蓝色崛起和融入珠三角“三大战略”，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年位居全省前列，环境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国家一级标准。

　　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是阳江最大的优势和发展潜力所在，也是阳江为保证百姓健康权必须坚守的环保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