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这段厚重的历史，福建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省份。远至唐朝中叶，当战争失利与叛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无以为继，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东南沿海转移。与此同时，波斯人主导的中古全球化把航线推到中国东南沿海。风云际会，「福建」由此登上世界海洋文明的舞台。在这条兴起于唐、兴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清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居于东南一隅、毗邻太平洋的福建一直承担着开路先锋的角色。今天我们回顾波澜壮阔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极大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古代「海丝」重要起点
据学者考察，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福建省地处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祥地。
福建的泉州港、福州港和漳州港在不同时期对「海丝」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福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心希介绍，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福建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为徐闻古港，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显示出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而在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遴选了9个较有影响力的城市组团「申遗」，在组团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福州、南京）9个城市中，福建省更是独占三席：福州、泉州与漳州。正如福建省海洋文化中心主任、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主任苏文菁教授所言，这意味着：福建省在海洋文化遗产方面、在新世纪「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具有独到的历史资源与现实意义。
苏文菁指出，福建有几千年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且在发展中海洋文化一直经久不息，没有间断。从昙石山时期海洋文化的起源，到宋元时期泉州港成为国内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海上丝绸之路几千年来一直和福建的发展紧密相连。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福建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福建也对海上丝绸之路绵延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福建盛产的陶瓷、漆器等产品在海外众多国家、地区，包括东南亚、日本，甚至非洲都有发现；在航海方面，福船是航海最重要的一种交通工具。可以说，福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闽省「海丝」 历史丰厚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缘于唐中叶，由于怛罗斯战役的失利（751）与安史之乱（755）使得陆上丝绸之路无以为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东南沿海转移。与此同时，大食（波斯）人主导的中古全球化把航线推到中国东南沿海。「福建」开始进入国际文化视野。
由唐代，福建逐渐形成了沿海经济文化带，并初步出现了以三个主要河流入海口为中心的繁荣区：闽江入海口区域、木兰溪入海口区域和晋江入海口区域。这对于强化自古以来的闽地经济文化区域性特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构建中古世界海洋经贸交通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
宋代提倡「开洋裕国」。这是价值观构建、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更是培育新社会阶层－－海商群体的过程。「闽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走向历史的前台。
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吸引海外商人前来贸易。其中，阿拉伯的蒲寿庚是典型例子。《宋史》记载，福建本土商人不仅在东亚海域上与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共同编织亚洲通过海洋形成贸易网络，同时还承担着宋朝中央政府与周边朝贡国家的使者工作。
闽北的建阳麻纱刻书通过沿海口岸成为海外贸易商品；指南针是在这个时期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在全国的经济格局里，福建的经济模式已经凸显。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总结说「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
到了元代，蒙古人的国家政策在两个方面强化了闽商作为海商族群的特色：大量外籍商人本土化与对国内北方市场的开辟。
外籍商人的本土化，首先是将宋代以来闽商的国际贸易网络进一步扩展与强化；其次，他们的多元化背景加强了闽商的开放性，为闽商在此后的国际化贸易中的作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泉州升为世界第一大港。在国际上打破了阿拉伯人作为中国与欧洲贸易的中介。《马可波罗游记》等勾起欧洲人对富裕东方的无限暇想。福建德化的精美白瓷，成为欧洲宫廷贵族享用的奢侈品。
闽商的文化、造船技术、海外商业网络早就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包括海外的路线与人脉在内的文化、物质支持。因缘际会，促成了郑和七下西洋之伟业。
明朝的海禁，却从侧面上促成了漳州月港的异军突起。漳州克拉克陶瓷大量运送到海外，成为王宫贵族专享的贡品。
福船开启大航海时代
很早以前，《山海经》里就曾这样描述福建，「闽在海中」。临海而生的闽人有数千年悠久的航海传统。福建拥有全
国最曲折的海岸线，以及由此出现的众多的天然海湾。尤其是福、泉、漳、厦四大港口，接力赛般地成为中国的海上门户，与其他区域不同的是：福建的港口都以港口群的方式存在。以福州为例，福州港周边的有：甘棠、马尾、吴航、江阴、三都澳等；泉州港周边有：后渚、安平、蚶江等3湾12港；漳州月港则有双屿、浯屿、梅岭。这些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业集散地。
由于台湾海峡的独特地理优势，福建各港口出发的船只可以上北洋（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下西洋（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走南洋（菲律宾群岛、部分印尼群岛）、过台湾；这是广东、浙江的地理位置所没有的。福建各港口成为福建以北下西洋、走南洋与南边人民上北洋的重要枢纽。藉助季风、洋流的作用、由福建各港口出发的商船持久地、大规模地进入东盟地区；因而使得该区域的文化深深打上了带着福建口音的中华文明的烙印。
历史上，一艘艘福建制造的「福船」满载丝绸、茶叶、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驶向遥远的国度，拓展对外商贸往来；闽人亦搭上商船，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创造了「下南洋」的辉煌历史。
宋朝官员吕颐浩认为：「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从此，以「福建」命名的「福船」就成了木质帆船时代的世界典范。正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所说：没有中国在航海技术上的指南针、水密舱等的影响，就没有欧洲人的世界大航海。
郑和下西洋创文明范式
福建人以航海闻名于世，西洋对闽人来说并非神秘的海域，明初的福建在宋元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广阔的海上交通网。当时由泉州和福州出发的海船，北抵日本、朝鲜、南通东南亚各国，西达印度洋、波斯湾的阿拉伯世界。最远处到了非洲东岸。
唐宋元以来，闽人的海洋文化、造船技术、海外商业网路早就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包括海外的路线与人脉在内的文化、物质支持。
宣德怀柔经济大海
明永乐至宣德间，凭藉着闽人世代用生命、白骨开辟出来的航线，三宝太监郑和舟师累驻福建长乐太平港，七次下西洋。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明代对外关系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他率领巨舶百余艘，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航程十万余里，到达西南太平洋、南亚印度洋、东非等地区的大小30多个国家，以其规模之庞大、航迹之广远而称雄于古，蜚声于今。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从古到今一直是个备受争论的问题。有人称是为了「踪迹建文」和「耀兵异域」。但福建省长乐市郑和研究会秘书长曾国新却称此论为没有根据的臆测。据他多年研究与通过分析郑和下西洋的决策者明成祖朱棣的碑文、敕书，执行者郑和刊立的长乐天妃碑碑文，随行者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航海笔记，可以证实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是「宣德化柔远人」和「经济大海」。
他认为，郑和下西洋，面对的是有着丰富资源然而绝非中国对手的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国，却没有像欧洲殖民者那样掠夺财富，屠杀无辜的人民。郑和送去的是礼物，维护的是和平和尊严，带回的是尊重和贸易。比起欧洲殖民者的暴力掠夺，郑和时代东方海洋秩序的建立，为人类多远文化的和平共存，也为人类合理利用海洋和开发海洋提供了一种文明范式。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没有去破坏世界的自然秩序才是人类文明的更好选择。
重提「海丝」意在复兴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历来是海外了解中国的窗口和中外交流的桥梁。在中原文明的框架内，福建只是东南海域的一隅；但对西方人而言，福建可是这个东方大国的着名省份之一。福建是中国从海路实现与国外交往的主要区域，也是国外认识中国的窗口，许多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通过了解福建进而了解中国。闽人自唐、宋、元不断开辟的新航线，以及其所积累的航海技术成就了郑和下西洋，当欧洲人开始突破陆地的局限驶向大海，明朝却从海上退缩了。东南沿海的闽商开始以各种方式撕开明朝的海禁，延续「海上陶瓷之路」，开启中国的白银时代。在明清两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下，我们看到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在老欧洲人的眼里，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商代表的就是中国；而在明清统治者的眼里，这些违例下海的闽人却是一些不安分的王朝弃民。可以看到的是，正当明清实施闭关锁国时，欧洲列国开始了以海上开拓、殖民为特徵的资本主义发展。欧洲的海商是政府特许、皇家支持，他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急先锋，他们不仅在当时为自己的政府、文化所褒奖，而且名垂青史，是民族英雄。而被视为弃民的闽人，却是在自己生存文化的推动下，世世代代、前赴后继，以累累白骨砌成了一条海洋之路。他们以民间微薄之力，搏荷西葡法英五国政府殖民之强，居然在东南亚也开发出那万里袤地，季风穿行，椰林摇曳。正因明清政府的海禁，福建海洋文明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的夹缝生存，举步维艰慢慢走向萎缩，直接造成了古中国被迫参与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近代百年以来的屈辱不容淡忘。在这个背景下，回顾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打造21世纪新海上丝绸之路的现实意义便逐渐明晰。蔡易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