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重庆、和我的关系都非常深。”昨晚9点过，当记者拨通重庆市作协名誉主席黄济人的电话，刚一提到张贤亮的名字，他就缓缓地如此说道。从张贤亮跟重庆的关系，到3个月前张贤亮邀约一帮老友参加的“最后的晚餐”……说起这位已经相交多年的老友，黄济人仿佛打开了关不上的话匣子。“他的离去，就像我走了一个兄长。”
他能说一口流利的重庆话
“他是和我私交最好的作家之一。”据黄济人介绍，张贤亮跟重庆的关系从他1岁就开始了。“他虽然是江苏人，但在1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了重庆，直到9岁时离开。”黄济人说，刚好整个抗战八年，张贤亮都在重庆度过。也正因如此，张贤亮能说一口流利的重庆话。
因为之前同为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张贤亮因年龄原因，本届已退出)，同时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所以黄济人和他一直有很频繁的接触。
黄济人对张贤亮的定位是既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同时在做生意、企业管理方面也很成功的改革人士。“我比他小十来岁，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在黄济人看来，首先在生活方面张贤亮活得很真实。“我和他相交几十年，他几乎没有说过谎话。”黄济人说，张贤亮是现在很难找到的极有思想的作家，“他思考的问题都想得很深。你看，他的处女作《牧马人》，以及《灵与肉》，都是王蒙说的参与了当年思想解放大合唱的作品。”
“还有，他的很多话都被视为经典。”黄济人举例说，当年镇北堡影城办起来之后，张贤亮曾说自己是在出卖荒凉。“这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后来黑龙江的领导借用过去说，我们要出卖寒冷，这才有了后来在全国推广的冰雕展。”
曾建议重庆重视抗战文化
黄济人说，在重庆还未直辖时，张贤亮就经常来重庆。据其回忆，1997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黄济人，还曾把张贤亮介绍给了当时的市领导。
“张贤亮当时表示，重庆在抗战历史上的地位独一无二，这对直辖后确定自己的文化地位至关重要。“他建议市委市府拨一座荒山，建一座世界和平公园。在全球广泛搜集那些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胜国的纪念战争伟大胜利的雕塑，按1：1移植到这座公园中。”黄济人说，张贤亮当时曾表示，他自己统计过类似雕塑在全世界共有约600余个。
黄济人说，虽然此事后来并未成功实现，但张贤亮不仅提出了建议，还真的为此奔忙过。“他去找过巴金、冰心、贺绿汀等老一辈的著名作家们要过该建言的签名。”
而张贤亮的儿子此前也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后回到镇北堡影城帮助父亲从事管理工作。
宣称底线是有尊严地死去
今年中国作协主席团会在北京开会时，黄济人等20余位和张贤亮私交很好的作家都接到了他邀请聚一餐的短信。黄济人说，已经不是主席团成员的张贤亮当时刚好在北京接受治疗。“他患的是肺癌，因为吃了一种药脸上起了不少斑点。”
“他说这是最后的晚餐。”此外，张贤亮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当晚所有人的座位安排都要听他的。他说，自己这是在发表遗言。”当晚的饭桌上，张贤亮感慨地表示：“有句话说得很正确，活到老学到老。我学的最后一门功课就是学会死亡。我自己的底线是有尊严地死去。”
而黄济人最后一次见到张贤亮则是在3个月前。“我和重庆的几个朋友，相约专程飞到银川去看他。听说我们要来，因为治病已经有几个月都没有在镇北堡影城露面的他莫名喜悦。”黄济人说，张贤亮把影城招待所接待他们的每个房间都摆满了鲜花、水果。“这是中国作协主席团之前开会的惯例。”
影城负责接待的马主任告诉黄济人，这次接待是张贤亮亲自安排的，每个细节他都亲自检查过。黄济人说，在这次探访中，张贤亮已经对自己的后事有了详细的安排。“对文学、教育、影城今后的发展等方面的基金安排，他都有充分的考虑。”
黄济人回忆，大约1个月前，张贤亮的手机就已经是身边的助理在管了。“我打过去要么是无人接听，要么是关机。我最后一次和他助理通话时，电话里传出了哭声。”说到这里时，黄济人很是感慨地说：“他的离去，就像我走了自己的兄长一样。”
随后，黄济人表示，昨晚中国作协已经打来电话安排吊唁张贤亮的事宜。“出于私交，我也会马上飞去银川，送老朋友最后一程。”
记者手记>
4年前饭局上采访他
展示收养女婴照片
4年前，也就是2010年3月的一天，张贤亮来重庆参加中国作协会议。在鸿恩寺公园一间古色古香的餐厅包房内，我见到了张贤亮。当时文联的接待人员，还有几位女性友人正在给他接风，我带着摄影记者收到消息闯入时，酒席已经过半。张贤亮并未因为我们的唐突而生气，一边嚼着酱肉大包子，一边热情地聊了起来。虽然当时他已经74岁了，但看起来精力充沛，面相最多60出头。或许是长期做企业，当时他给我留下的直观印象，就是商人气息比文人气更浓。开宝马，戴名表，张贤亮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成功生活。
记得张贤亮当时说，自己是中国作家中做慈善最多的，累计捐了大概有2000多万。谈到高兴处，张贤亮还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个女婴的照片，他说照片上的女孩叫毛毛，是他在宁夏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她到我们家只有19天，有什么缺陷我都还不知道，但是我会一直养她，一直到我死!”张贤亮当时在饭桌上说了很多话，有关文学作品的，有关《一亿六》引起的争议的，我大多淡忘了，但这一段，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