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是人物畫家李伯安先生逝世26周年紀念日。河南美術出版社原社長李自強先生，情真意切的回憶講述了李伯安一生的藝術苦旅。
「我和伯安相識相交幾十年，情同父子、師生、兄弟、密友。我是他的領導，是他的長輩，是他的長兄。」李自強這樣介紹自己和李伯安的關係。
1998年5月2日，李伯安先生與世長辭，他生前是河南美術出版社副編審，曾策劃編輯了大量優秀獲獎圖書，還創作了「太行山」系列等大量水墨人物作品。歷時十年創作了水墨畫《走出巴顏喀拉》，這幅「中國美術史上最富民族精神、最具震撼力的史詩性水墨人物長卷作品」，把20世紀中國水墨人物畫推向了新的高峰。
初識伯安
「我結識伯安是在1963年。那時，我正擔任洛陽市美協秘書和《洛陽日報》美編。一次，我到洛北區文化館指導工作時，看到一個胡同門口掛着一個小鏡框，框內有一張素描人像。仔細看了半天，覺得素描像畫得很好。經過打聽得知此畫作是一個 叫李伯安的失學青年所畫。幾經周折終於見到李伯安，他木訥靦腆、羞澀寡言。就這樣，我結識了伯安，開始了我們幾十年的親密來往。」
李自強說，和伯安結識時，他才三十來歲，而伯安尚不足二十。他們之間的關係很微妙，像師生，像兄弟，像朋友，有時也像父子。他們在一起時，要麼翻畫報，要麼議論畫。志趣愛好的高度一致，為他們日漸加深的情誼，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教伯安學畫插圖
1964年，《洛陽日報》復刊，李自強回到報社，負責報紙的攝影美術部版面。從這一年起，因畫插圖的需要，李伯安開始介入線描，從鉛筆過渡到毛筆。
「那時，我一邊自己畫插圖，一邊帶伯安一起畫。帶他的辦法有兩點：一是給他書看；二是給他講解完具體方法後，讓他立即實踐。為了讓伯安學習畫好插圖，我找來當時能找到的各個時期的優秀連環畫，如《雞毛信》《白毛女》等，讓伯安看。伯安還有意臨了一些，感到很受啟發。此外，伯安還臨摹了大量的人體解剖圖。這些，都使他的插圖水平不斷提高。很快，他就在洛陽市的插圖作者中脫穎而出。」
1965 年，李自強從洛陽日報社調到省《支部生活》（河南省黨刊《黨的生活》前身）雜誌社。李伯安則在《洛陽日報》工作到1969 年，後來進了東風軸承廠當工人。
接觸蘇俄油畫
「1969 年初，我被下放到龍門西山寺溝，後來又轉到裴村。這段時光，是我和伯安關係中最親密的一段日子。伯安每隔兩天就騎車跑幾十里路來一趟，和我一起整理蘇聯《星火》畫報。我們邊整理，邊在一起議論每幅作品的得失優劣。」
李自強說，蘇俄油畫中常常一下子就出現幾十人的宏大場面，使他們沉醉其中。對伯安影響最大的是蘇里科夫的《近衛軍臨刑的早晨》和《女貴族莫洛卓娃》。吸收了大量俄國巡迴展覽畫派的營養，且早已潛移默化地下定決心要腳踏實地創作。後半生中，每逢創作，李伯安從不畏懼畫大場面，從不擔心畫面上人數太多而不好排列，從不怯於對眾多人物的安排與佈局。擁有把握宏大場面全局的能力，深入刻畫畫面上每一個人的心靈世界，通過畫面反映民族精神和畫家熱愛祖國的情感……
教伯安畫國畫
1970年，河南省博物館（今河南博物院）同時籌備六個大型展覽，不僅匯集了河南省全省的優秀畫家，還從全國借調了一些有名的藝術家。
「我當時剛畫出一幅大國畫，伯安看後很激動，正式提出想跟我學畫國畫。我的國畫是跟葉淺予先生學的，我就憑着這點資本，帶伯安入國畫之門。我把從葉先生那裏『批發』來的東西轉身給了伯安。」李自強說。
李伯安初學國畫時，李自強使勁鼓勵他，使他不斷增強信心。功夫不負有心人，1973 年，河南省辦畫展，李伯安的作品《天下事》十分亮眼，畫中展現了十幾名工人下班後在車間讀報學習的場面。畫中人物不少，男女老少，高高低低，有念的，有聽的，有蹲的，有坐的，有站的……整個畫面佈局前後穿插、錯落有致。這張畫是李伯安畫國畫人物群像的第一次嘗試，收穫了極好的評價。
創作水墨長卷《走出巴顏喀拉》
1976年，出版社決定出版一套國畫人物四條屏，確定了四個題目：《太行紅醫》《畢業歸來》《理論新兵》《送戲下鄉》。李自強負責畫《赤腳醫生》，李伯安畫《畢業歸來》。
李伯安完成得非常出色，在技巧上也有明顯的進步，整幅畫素靜清雅，單純明朗。《畢業歸來》的成功，大大激發了他對國畫的興趣，也增強了他畫國畫的信心。
在繪畫學習和創作中，李伯安一直堅持走自己的路，不辟捷徑，也不互相因襲，從不盲目模仿別人一筆一畫的精彩，只是從大勢上欣賞他人的長處。
20世紀 80年代末，李伯安開始創作畫水墨長卷（即後來享有盛名的《走出巴顏喀拉》），通過描繪黃河流域人民的生活狀況來反映黃河文明。
1998年5月2日，李伯安猝然離世，畫板上尚未完稿的《走出巴顏喀拉》遂成絕筆。這幅百米彩墨長卷，震驚世紀之交，打開了寫實中國畫的前路。一組組蒼茫凝重的藏民肖像，在畫家動人的筆下，訴說着九曲黃河的萬古豪情，歌頌着浩然不屈的民族精神。
「李伯安為藝術嘔心瀝血而又短暫的一生，常讓人感念感懷。」李自強每次想起李伯安都會無限感傷。（王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