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減稅已經成為了社會共識。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使得社會各界對2019年的減稅政策充滿期待。儘管2019年中國仍面臨財政稅收收入負增長壓力，但有專家認為，經濟增長面臨壓力、財政收入減少，才更應該推動減稅，只有讓企業先活下來，經濟增長才能繼續。如果將經濟增長擺在首位，那麼財政收入的增長自然要讓步。如果要想在爭取更大減稅空間的前提下繼續保持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那就要開源節流。也有專家表示，在現有的財政體制下，開源節流的空間都不大，減稅也只是修修補補。真正提振中國經濟，還需要拿出改革開放的魄力，將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推進到底。
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
減稅更有利做大經濟蛋糕
2019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並不樂觀。由於經濟壓力持續加大，目前內需中的汽車、地產銷售均已呈負增長，而隨着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因素顯現，外需出口增速也可能在今年 轉負。如何應對經濟下行的挑戰?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認為，重點還應該放在國內。
他指出，中國是大國經濟，政府應該創造條件來真正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大家都幹活，不用擔心經濟增長的問題」。財政要做的事，主要就是減稅降費，激發企業活力，這樣才能創造就業、促進國內消費等。
確實，減稅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上下共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指出，2019年要用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那麼明年中國的財政政策會迎來怎樣的改變呢?實際上，目前中國的現狀是隨?經濟下行，財政收入也在降低。對此，很多人擔憂2019年減稅的空間不會很大。
開源節流是良方
資料顯示，2018年10月、11月，中國財政總收入、稅收收入增速均出現了負增長。而上一次稅收增速在10月份出現負增長，還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而且從稅收的結構來看，11月的國內增值稅收入同比下降1.2%，國內消費稅收入同比下降71.3%，企業所得稅收入同比下降9.4%，個人所得稅收入同比下降17.3%，四大主要稅種全部出現出現負增長，說明財政收入面臨了巨大的減收壓力。
財政收入的大幅下滑反映近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其中與增值稅相關的11月工業增加值增速降至5.4%，上一次類似低增速也是出現在2008年。與消費稅相關的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降至8.1%，為2003年6月以來的最低值。而與企業所得稅相關的10月工業企業利潤增速降至3.6%，位於過去3年的最低位水平附近。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對本報記者分析稱，第三季度以來，中國的稅收壓力如同經濟壓力一樣，變得非常大。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稅收壓力變大了，還減稅，那麼稅收不是更少了嗎?但實際上，正是因為經濟壓力大，所以才要減稅，與經濟相比，稅收增長要讓路。只有讓企業活下來，經濟才可能重新增長。如果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能夠落地，那麼未來中國經濟將有望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和創新驅動。所以，不管在經濟下行壓力下稅收是否會減少，減稅都是必須要做的事。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不但要減稅，還要做更多的事為減稅騰出更多的空間，總的來說，無非是開源節流。
楊志勇也認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更需要政府與市場共度時艱，更加需要切實減輕實體經濟的負擔、激發市場活力。
優化財政收支 為減稅騰出空間
所謂「節流」，就是減少財政開支。中國的財政支出有不合理之處，其實學界早已探討多年，但是一直不見改善。2018年12月27日至28日，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指出，2019年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嚴格壓縮一般性支出，或許說明今年在財政支出方面肯定會有動作。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認為，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財政的支出當中用於經濟建設和行政支出的比例過大，存在壓縮空間。資料顯示，2018年前11個月，中國公共財政支出中，城鄉社區事務、農林水事務和交通運輸等相關經濟建設支出合計佔比接近25%。根據IMF的統計，2015年中國財政中經濟事務支出佔比高達28%，約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三倍左右，與印尼、泰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也約是其兩倍左右。
此外，中國財政支出結構中雖然行政支出看似不高，但主要原因在於2007年財政支出口徑有所調整，部分行政支出被分散到其它支出功能科目中去，不再單獨統計「行政管理費用」，比如在2017年節能環保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佔比就接近6%。另外，僅以窄口徑的公務員數量而論，2016年底中國財政供養人員規模接近4300萬人，平均每百萬美元GDP供養財政人員3.8人，約是美國的4倍、日本的6倍。
2019年，中國的財政支出規模估計會達到22萬億，如果能夠減少5%的經濟建設或者行政支出，就可以釋放超萬億的資金用於減稅。
盤活庫底資金仍待努力
而「開源」也不是沒有辦法。韋森表示，這幾年，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負債在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的財政存款卻還在不斷攀高，尤其是積壓在央行國庫中的庫底資金仍在增加。儘管這幾年高層不斷催促「盤活國庫庫底資金」，財政部每年6、7月份也會發文，促使各級政府部門加快花錢，但是這些錢就是花不掉。
東吳證券研究所的一項最新研究也發現，儘管國務院多次要求，各級政府要逐漸清理乃至取消財政專戶，儘量把政府財政存款放到央行國庫中，但實際上，這兩年各級財政專戶中的存款不但沒有減少，而且相對於存在央行國庫中的財政存款比例還在增加。而除了政府行政部門外，各機關團體的存款也在不斷攀高。有一項研究顯示，到2018年10月，中國政府的財政存款仍在4.5萬億元左右，機關團體存款則達到了28.3萬億元，兩項加起來達到了32.8萬億元。韋森認為，如果財政政策上能夠有所調整，何愁減稅沒有空間?
刺激經濟的根本是進一步推進改革
雖然看起來減稅空間可以騰出很多，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不確定性。長城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汪毅認為，2019年加碼減稅力度可能不及市場預期的1萬億元。主要是由於3%的赤字率水平不會輕易突破;前期增值稅減稅效果還有待時間驗證，且減稅併檔應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財政收支步入低增速運行階段，未來大概率會穩定在5%的增速水平，而政府財政支出相對剛性，減支空間有限;新的財政收入渠道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2019年加碼減稅方式應該仍是聚焦在增值稅和所得稅上。
原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對外貿易研究室副主任金柏松在接受本報採訪時亦表示，目前沒有看到政府機構大規模的減員增效，那麼政府的財政開支就不可能減多少。沒有對現有的財政制度採取比較大力度的改革，對各級政府財政的監督與審計也沒有全國人大的介入，節流難度較大。
金柏松認為，中國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感覺到做什麼事情都有難度，減稅與財政收入下降的矛盾只是其中之一。有人說削減政府開支可以減少基建的支出，但本身政府搞基建就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方式，所以如果削減基建的支出，這一方面經濟的刺激就沒了，這是一個矛盾。還有人說可以提高財政赤字，目前公開數據中的財政赤字應該是2.6%，所以很多人在討論是不是2019年財政赤字可以高於3%，但實際上中國的財政赤字絕對不止2.6%。中國有許多企業債務其實就是政府債務，用於運作土地財政。所以再增加財政赤字基本不可能;至於出售國有資產難度更大。
改革要發揮市場活力
金柏松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法，減稅是必要的，2019年直接調低企業所得稅是可能的，繼續降低增值稅也是可能的，但都只是在現有的基礎上修修補補，效果不會很大。真正提振經濟的方法，還是要拿出鄧小平南巡講話那樣力度的改革行動來。目前，中國與美國正在進行貿易戰，正是將改革開放繼續進行深入的好時機，這樣既能提振經濟又能兼顧外交。而路線也早已定好，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中的既定路線，如果能毫不猶豫地執行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的改革路線，並將此納入政府考核，這對中國經濟的提振，將是巨大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路線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2019年中國改革的決心，還需要時間的考驗。
增加財政收入也不乏方法
為爭取更多減稅空間，2019年中國政府可能也會增加一些新的財政收入來源。韋森認為，中國完全可以多發行一些國債。中國的國債規模很小，美國的國債規模就很大。美聯儲想要增加貨幣供給時，就賣國債，到期了就是收回貨幣。這相當於美國的公開市場操作。而中國國債因為規模太小，起不到這個作用。目前中國央行仍然是通過MLF來進行操作，從效果來說，比不上國債。
韋森說，如果要應付目前財政收入降低，又要減稅的情況，賣國債是不錯的選擇。並且，國債對於老百姓來說，也是一種投資手段。目前，中國有175萬億的存款，對於民眾來說，投資渠道相對較少，用十年期的國債，至少能夠給老百姓的錢一些保值空間。不過增發國債，需要財政部與人行協調。
姜超認為，增加財政收入，還可以通過推進國企混改，出售國有資產，來增加財政收入。國務院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國有企業(不含金融企業)資產總額183.5萬億，負債總額118.5萬億，國有資本及權益總額50.3萬億。2017年國有金融企業資產總額241萬億，負債總額217.3萬億，形成國有資產16.2萬億。此外2017年，中國行政事業單位資產總額30萬億，負債總額9.5萬億，淨資產20.5萬億。
綜合來看，加總一般企業的國有資本及權益、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行政事業單位淨資產之後，2017年中國國有淨資產總額約為87萬億。如果能夠進一步推進國企混改，例如出售國有企業部分股權，哪怕僅僅是出售國有淨資產的1%，就可以籌資近1萬億用於減稅。即便不出售國企股權，如果能大幅增加國企分紅，也能給減稅籌資。2017年中國國有企業利潤總額達到2.9萬億，而由國企利潤上繳形成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只有2580億。國有經濟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可以考慮增加國企利潤上繳比例，來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