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國的第一部史書，孔子修訂成書。
西周之時，周公制禮作樂，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君臣、父子、兄弟、親疏、尊卑、貴賤的禮樂制度，規範了社會秩序，形成西周特色的禮樂文化與禮樂文明。
東周時期，禮崩樂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悲劇不斷上演，各種僭越行為屢屢發生。孔子眼見世風日下、道義全失、禮義全無、社會混亂不堪，深感痛心疾首，於是潛心修訂《春秋》一書，竭力維護周代禮樂制度，字裏行間，褒善貶惡，撥亂反正，體現出明確的政治和道德思想，即後儒所稱「微言大義」，或「春秋大義」。
《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貶，因此後世以寓褒貶於曲折文筆之中的文字為「春秋筆法」。
司馬遷說《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之反正，莫近於《春秋》。……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相傳孔子修訂《春秋》，寫到魯哀公時西狩大野。叔孫氏捕獲麒麟，傷其左前腿，致其死亡。孔子認為麒麟是祥獸，乃為明主而出，卻為人所害，這是世道衰落的象徵。孔子非常悲傷，作《獲麟操》並絕筆《春秋》。所以《春秋》又被稱為「麟經」。
《春秋》記載史事非常簡略，用字精微而義旨顯明，借史明志而含蓄深遠，筆法婉轉而順理成章，義理窮盡而無所歪曲。若無註釋，則難以理解。與孔子同時代且關係密切的太史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又稱《左傳》，《漢書》稱為《春秋左氏傳》，是《春秋》三傳之一。《左傳》以《春秋》為本，補充並豐富了《春秋》的內容，與《春秋》「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
《左傳》發展了《春秋》筆法，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描述、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來體現道德評價，將忠、孝、仁、義、禮、智、信等傳統道德觀念融入史學著作，成為史學界認同和承襲的史學精神傳統。
歷史以來，愛讀《春秋》、《左傳》者，代不乏人。民間最為熟悉，且將「春秋精神」付諸於道德實踐的，則是與文聖人孔子齊名的武聖人關公。
民間有副對聯云：「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
關公生活的東漢末年，世道衰弱，綱常不振，和西周末年的社會特點極其相似，仁人志士傷時憂世，希望從「春秋思想」中找到興利除弊、志興漢室的途徑，找到撥亂反正、扶紅日正人心的方法。
《春秋》、《左傳》以及《易經》是關公的家學淵源。據清初康熙年間解州《關侯祖墓碑記》碑文記載，關公祖父叫關審，字問之，沖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訓其子。
關公傳揚家風，讀《春秋》、《左傳》手不釋卷，史書《三國志》記載：「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關公熟讀春秋，並將春秋思想落實貫徹於日常生活、學習、工作、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使得關公成為儒家道德思想的完美踐行者及「春秋大義精神」的形象代言人，為關公在儒家武聖人的最終定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湖北省漢口山陜會館《漢關夫子春秋樓碑記》云：「考《春秋》，系魯史東周以還，王綱欲墜，我孔子懼萬世君臣之大義不明，不得已而以宗魯者尊周，托《春秋》以見志。……關夫子欲以存蜀者存漢，志《春秋》之志，此《春秋》之所以有其人也。」
清康熙雍正年間廉吏張鵬翮在《關帝像贊》中稱關公「《春秋》之旨，獨得其宗」。大將軍年羹堯之父年遐齡在《重修當陽漢壽亭侯關夫子廟碑記》中說：「自孟子而下讀《春秋》者不乏人，而能於《春秋》大義見諸行事之實者，唯（關）侯一人而已。」
《春秋》一書，乃文聖人所著，武聖人所行，所以正君臣之分，作忠義之氣，明是非善惡，識忠奸褒貶，助人找到價值取向，提升個人道德修養，增進道德自律、德法並舉，實現太平治世的社會功效。
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