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40多年。在改革開放的前10年，由於整個經濟基本上是從計劃經濟轉軌而來，金融市場開放更是滯後，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大潮喚醒了國人金融意識，由於當時金融資源最為短缺，金融飢渴症油然而生。到了這個世紀初，金融飢渴症迅速膨脹，先是企業及金融機構，然後是個人及地方政府，全民金融化、槓桿化成了國家共識。

    只要看看內地金融總資產的變化軌跡，就可以看到中國金融化膨脹到了什麼程度。比如1978年中國金融總資產不足2000億元，2010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了94萬億元，到2022年2月，僅內地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345萬億元（這還僅是銀行業的資產，還沒有包括其他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這是1978年的1725倍，是2010年的3.7倍。

    但是，以中國人民銀行剛公布的資料來看，這種情況在4月份似乎有所逆轉，社會融資需求突然快速萎縮。4月份的金融資料顯示，新增貸款僅6454億元，為2017年12月以來最少。全國社會融資增量9102億元，兩者均不及市場預期1.5萬億元及2.3萬億元的一半。與3月份的3.13萬億元及4.65萬億元的「天量」相比，更是環比下滑了80%以上。廣義貨幣（M2）餘額249.97萬億元，按年增長10.5%，略高於預期。

    第一季度除了住戶融資需求有所轉弱之外，企業及地方政府的融資需求還在高歌猛進之中。比如第一季度的銀行貸款達8.34萬億元，社會融資總額達12萬億元以上。這兩項都創了歷史紀錄。但是，在4月份這種情況突然逆轉，而且逆轉的讓許多分析人士難以置信。面對這種現象，我們的問題是，中國的融資需求在4月份為何會突然萎縮？對中國經濟來說，這種現象又意味着什麼？

    就這些資料而言，還沒有把最近疫情蔓延及外部環境突變的影響考慮進去，否則數據可能更差。可以說，從3至4月開始，新冠疫情在全國許多城市快速蔓延，特別是長三角地區，上海等經濟中心城市進行較長時間的靜態管理，多數企業處於停工狀態，這對全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帶來嚴重衝擊。疫情也讓居民收入減少，居民的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快速下降，再加上原材料價格上漲，更是讓企業經營困難，導致企業和居民融資需求下降。

    當前，更嚴重的問題是，由於當前疫情所引發的各種經濟問題及社會問題，全面增加了企業和居民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比如居民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預期變得更強，從而進一步壓制房貸、車貸需求，並且這種預期全面逆轉，並非僅是一些免稅、減負，及消費鼓勵政策可以化解，它有可能形成一種長期預期。對於企業來說，疫情可能導致一些企業破產倒閉，全面增加未來市場的不確定性，企業對經濟前景的信心全面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要重新恢復企業的信心可能不是簡單增量政策可解決的問題。

    部分行業和企業受政策調整影響，信貸需求被抑制，難以釋放。如2021年以來，房地產開發企業在融資「三條紅線」之下，正常融資需求無法滿足；個人住房貸款受「窗口指導」，出現貸款難、貸款貴、貸款慢等現象。雖然2022年房地產金融政策有所調整，但市場需求短期內難以恢復。一部分產能過剩和「三高」行業雖有較為旺盛的融資需求，但受到宏觀政策約束，金融機構難以進行有效投放，呈現出結構性的信貸需求不足。

    再就是，在疫情蔓延的情況下，監管機構要求不應向客戶追收貸款，令銀行多項財務指標包括存貸比、資本水平和撥備覆蓋率等轉差，這對中小銀行影響更大，整體放貸能力相應下降。估計這也可能是信貸需求不足的因素之一。再加上外部環境因素，如國際上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開始緊縮，烏克蘭和俄羅斯戰爭的長期化，這不僅會影響外國資金流動，也會影響全球供應鏈等，這些因素都會增加內地經濟不確定性，企業及居民會把相關因素考慮到他們的投資及消費決策中。

    總之，內地融資需求不足，是中國政府所面臨的新問題，如何來化解，並非僅是以傳統的思維及傳統的政策可做到的，而是要真正把握問題的關鍵或實質所在，即企業及居民正面對未來一系列的政策不確定性，讓其投資及消費的信心全面下降，如果恢復這種信心，則是化解問題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