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 文/圖

　深圳橋頭這裏原本是一條河涌的入海口，名坳頸涌。河涌並不大，水量隨季節變化。涌上有一座橋，橋邊有一座古村落，名橋頭村。現在，村子還在，涌和橋已不見了蹤跡。眼前是一條人流車流熙熙攘攘的大馬路，坳頸涌在這一段變成暗渠，類似馬路下的排水溝。橋頭村位於大馬路的兩旁，街巷分布和建築格局還依稀可見舊日痕跡，體量卻大了許多，已成為深圳寶安福海街道的中心城區，村民生活方式早已今非昔比。機緣巧合，筆者與橋頭村結下一份緣，也便知道了這條村落的一些陳年舊事。

1.

深圳古村，緣起香港

　與橋頭村的緣分始於與一位香港青年的結識。青年名叫林的熹，祖籍橋頭村，1991年生於香港，現為立新湖教育集團董事長，參與創辦了漢永酒店（橋頭店）、立新湖創意園、深圳市僑聯地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等企業，並出任福海街道僑聯會副主席及福海居深港人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我們的結識，是參加朋友組織的一次沿深圳河50公里騎行活動。因為在研究深圳古村落文化，林的熹得知後便極力邀請前往橋頭村看一看。

橋頭村石牌坊

　深圳的城中村現象是筆者一直關注的課題，但由於種種原因，對於關外各區更大規模的城中村群落，還沒來得及涉獵。心想正好藉此機會，把橋頭村作為一個樣板，擴大一下研究範圍。於是，便有了三次橋頭村之行。

　坳頸涌最初發源於鳳凰山，蜿蜒流入珠江入海口交椅灣。後來修建了立新水庫，坳頸涌就只剩下從水庫大壩至珠江口的河段，全長5.06公里。再後來，隨着城市發展和城中村改造，坳頸涌變成一半明渠一半暗渠，而且由於西部基圍的開發，入海口從橋頭村改到了和平村，並催生了坳頸圍這個新村名。

　大約在北宋年間，坳頸涌與交椅灣匯合處形成了一個熱鬧的小碼頭。周邊地區人員來此地經商或做工，往來頻繁。為了方便河涌兩岸的交流，便在涌上建了一座石橋。石橋附近日漸成墟，稱橋頭墟，又名美和墟。以這座石橋為參照，陸續出現了橋頭、橋西、橋南等地名，進而演變為村名。橋頭村自南宋中期建村，歷經800多年風風雨雨，分作橋西、橋南兩部分，加上鄰近有元朝初年建村的灶下，以及稍晚建村的黃屋和新村，逐步發展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生產生活片區，昔稱橋頭大隊，今名橋頭社區。不過，人們仍習慣把這個片區統稱為橋頭村，指代由五個自然村（橋西、橋南、灶下、黃屋、新村）組成的行政村。

　橋頭社區現有戶籍人口1678人，其中1281人在改制後的橋頭股份合作公司擁有股權。社區管理和服務的人口一度達到15萬人，經優化調整後仍有8萬多人。目前，橋頭股份合作公司資產市值近300億元（人民幣，下同），在深圳市1746個城中村中穩居前十名（因統計口徑不同，橋頭村集體資產市值多年來在第六名至第八名之間浮動）。村集體收入穩步增長，村民除了房租和店舖收入外，股東分紅每月可達一萬餘元。

2.

城中村裏兩座林氏宗祠

　像橋頭村這樣歷史悠久而又家底殷實的嶺南村落，是少不了建祠堂的。祠堂通常由該村的主體姓氏承建，單姓村一般建一座祠堂，多姓村則建多座祠堂。橋頭為雙姓村，主體姓氏為林姓和陳姓，林姓約佔2/3，陳姓約佔1/3。另有文、鄧、劉、梁等少量其他姓氏，均是後來投親或入贅落戶的。所以，如果不出現特殊情況，橋頭村應有兩座祠堂，即林氏祠堂和陳氏祠堂。有意思的是，村裏卻建了三座祠堂，包括兩座林氏祠堂和一座陳氏祠堂。

　據《橋頭村志》所載，橋頭林氏為比乾之後，屬九牧堂，源遠流長，祖籍河南，歷數代，輾轉遷至福建莆田。北宋末年從莆田遷往廣東南雄，後分遷至東莞萬江村，再遷至黃田村。南宋慶元六年（1200年）前後，橋頭林氏開村始祖元厚公（振南公）由黃田遷往橋頭落戶，育可隱、可定、可信、可用四房，繁衍至今歷30餘代。現有族眾1500餘人，居橋頭者900多人，其餘散居港澳及海外各地。

可隱林公祠

　橋頭村兩座林氏祠堂，一為橋西村的「可隱林公祠」，是區級不可移動文物保護點；一為橋南村的「振南林公祠」，亦名林氏宗祠。兩座祠堂前各有一方斜臥石碑，形如一本打開的書，上刻碑文，稱兩祠均始建於明代，重修於清代。但可隱林公祠大門外另立有一金屬牌匾，是寶安區文廣旅體局為介紹文物保護點而立，稱該祠堂始建於元代，橋頭社區新編印的村史畫冊《崢嶸歲月畫橋頭》採用了這一說法。另據《橋頭村志》記載，兩座祠堂均始建於元代，且振南林公祠是清嘉慶年間族人重修祠堂時，由元厚公祖祠改名而來。

　考慮到可隱公是元厚公（振南公）的兒子，如果上述說法屬實，可隱林公祠是與振南林公祠同時代修建的，甚至先期修建，裏面就有些故事了。筆者就此請教橋頭社區黨委書記林創基，他說由於年代久遠，族譜又被毀，村裏已沒有人說得清楚這個事情。不過，他倒是介紹了家族代代相傳的橋頭村何以分成橋西、橋南兩部分以及其中的恩怨糾葛。

　振南公舉家遷往橋頭立村後，經數代經營，漸成規模。四房子孫各有好強者，免不了產生一些糾紛。後來，由於可隱公夫婦相繼離世，長房子孫經常受二房、三房欺負，進而發展到家族祭祀時也不按既定的長幼排序。長房子孫憤而遷往村子西部，另立新村，尊可隱公為開村始祖。於是，橋頭林氏一分為二，即橋西村和橋南村，各立祠堂祭祀。但長房與其他幾房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就此化解，田邊地頭時有爭執，1944年兩村還發生家族械鬥。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土地入社，設立橋頭大隊，橋西、橋南林氏之間的矛盾才逐漸消弭，現在兩村村民的來往已完全不受影響了。

3.

陳氏族人的重慶村與灶下村

　在橋頭社區西南部，有一條東西向的大馬路，名「重慶路」，全長22.9公里，由橋頭村直通深圳國際會展中心。本以為路名取自重慶老家，其實不然，它來源於路邊的一個古村落——重慶村。說起來，裏邊也有一段充滿辛酸卻不乏勵志的故事。

　重慶村並不是官方名稱，而是該村村民自己的叫法，正式文本上記載的是灶下村，為橋頭社區五個自然村之一。數百年來，灶下村一直是橋頭村第二大姓陳氏族人的主要聚居地。橋頭陳氏尊宋恩公為始祖，南宋末年因皇室姻親及避元之難，舉家從福建莆田遷往廣東南雄珠璣巷，繼遷東莞歸德里（今沙井街道）。宋恩公父親為當朝附馬，本人亦官拜侍郎，遷居歸德里三代之後，其孫敬德公分遷至橋頭村附近開基創業。當時橋頭一帶已為林姓佔據，林、陳兩族為爭奪土地水源，衝突不斷。據傳，陳氏一度被悉數驅離橋頭，無處可去，又糾集族眾打回來，逐漸站穩腳跟後，為慶祝再度建村而取名「重慶村」。東道主林氏卻不買賬，不承認「重慶」而稱之「灶下」，帶有貶義，意為陳氏只能在林氏灶下找飯吃。

　陳氏宗祠始建於清朝初年，清代後期重修，上世紀80年代再度翻修，磚木石結構，三開間二進一天井二廊坊布局。祠堂佔地約300平方米，比兩座各佔地220平方米的林氏祠堂還大出80平方米。而且，祠堂外牆門楣上「重慶村」三個鎏金大字和兩旁「愛國愛民為世代宗旨，如兄如弟乃一脈承傳」的楹聯，格外醒目。

　在林創基引領下，慕名來到這座頻有歷史文化內涵的陳氏宗祠。祠堂很安靜，一位七十餘歲的長者在院子裏收拾枯枝落葉，拂拭拜台上的塵埃。長者姓陳，年輕的林姓書記與陳姓大伯隨意地聊着家常，氣氛其樂融融，完全感覺不出兩姓間舊時的恩怨。陳大伯說，祠堂平常來的人不多，一些木質結構屢遭白蟻侵蝕，損毀嚴重。他自己偶爾會來拾掇一下，也幫不上什麼大忙，只是盡一份心而已。林創基開陳大伯的玩笑，說他是大地主，日子過得滋潤，平時的營生就是收租，沒事兒就來祠堂感恩祖宗。筆者作為陳氏後裔，又是重慶人，雖然彼重慶非此重慶，仍覺親切。遂步入陳氏宗祠，奉上一炷香，向陳氏先人祭拜。

　正如劉斯奮所說，嶺南文化自帶一股「雄直之氣」。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先祖篳路藍縷開村立業的故事，世代流傳。待參觀完村裏的三座祠堂，不禁想起深圳作家王一憲面對被拆除的崗廈文氏宗祠「五房祠」遺址時那聲感嘆：如今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五房祠內外曾經發生過的那些故事，它熱鬧過，溫暖過，殘酷過，也轟動過……

4.

楊侯宮前的繁盛大榕樹

　橋頭村的村民現已搬入新樓房，一片現代化小區，建在當年村邊的田地魚塘上。村民按每人50平方米、每平方米1500元的成本價購買，村集體再以裝修費補貼的形式返還。小區被命名為「橋頭鴻德園」，拔地而起的高樓，咖啡色牆體、藍色落地玻璃窗，在高天麗日下姿意抒發着深圳原居民的風采和氣派。對面不遠處，矗立着讓橋頭人引以自豪、據稱為全村帶來好運的石牌坊，設計精美，材質考究，上刻數副楹聯，而主聯尤其大氣磅礴：橋迎紫氣名村煥采千秋瑞，頭冠青雲盛世昭輝百業昌。

楊侯宮前小廣場上的巨大榕樹

　原來的村落被保留下來，變成城中村，不但承載着村民的鄉愁，也演繹着無數外來打工者的出租屋故事。有的租住者已經在這裏生活了近20年，成家立業，孩子都已上了初中。那些年久失修完全不能住人的，則以斷壁殘垣的方式雜陳於橫七豎八的村巷之間。在走訪過程中，不時圍過來一些村民，向我們講述當年發生在這些老屋中的故事，如數家珍。一面面土牆，一棵棵老樹，一片片殘磚舊瓦，在斑駁的夕陽下自帶滄桑，也顯出一份別樣的驕傲。

　隨行的橋頭股份合作公司董事是個30來歲的年輕人，當年長的村民指着一段殘破的牆體，告訴他那就是他家的祖屋，後生仔一臉茫然。筆者忍不住跟他開玩笑，說你可別小看這段破牆，它可是你作為橋頭股份合作公司股東的股權證明書。破舊的老屋，無聲地述說着村落的歷史。但據林創基講，村裏的老人陸續故去，年輕人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本土文化存在斷層的危險，如何保護和傳承，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

　除了三座宗祠和一些老屋，村裏還有兩處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築，頗能反映橋頭村的歷史文化內涵和生活品位。一是旅居美國的華僑林汝添修建的私家別墅「植利樓」，一是作為村民聚會和節慶祭祀場所的「楊侯宮」。

　植利樓建於1934年，佔地500多平方米，由主樓和輔樓相連而成，設計精美，建築牢固。主體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外牆用清水磚砌築，雖然只有三層加一小閣樓，但層高足，且為碉樓風格，加上周圍都是低矮土房，便有些鶴立雞群的感覺。不過，這樣一座精心建造的豪華別墅，甫一落成即逢時局動盪，主人家使用的時間並不多。1938年日軍侵佔福永，把別墅闢為關押抗日游擊隊的監獄。解放戰爭時期，一支國民黨憲兵隊駐紮於此。解放後，別墅曾作為福永公社武裝部駐地。上世紀70年代，該樓是橋頭大隊的辦公樓和糧倉，並在西邊院牆開了一道門，便於進出。改革開放後，橋頭村經濟社會迅猛發展，辦公場所鳥槍換炮，植利樓才棄而不用，直到2005年被列入區級不可移動文物保護點。

　楊侯宮始建於清朝初年，三開間兩進深，佔地約100平方米。宮內供奉北宋名將楊六郎神像，終年香火不斷。每年春節和特定節日，這裏都會舉行祭祀活動。聽村裏老人講古，當年外村人攻打橋頭村，楊侯顯靈，全村大霧瀰漫，外村人馬迷路，敗潰而歸。楊侯宮前有一片小廣場，是村民集會和休閒娛樂的場所。人來人往中，筆者被廣場邊兩棵巨大的榕樹吸引。據介紹，大榕樹分別栽種於1962年和1992年，栽樹人是林的熹的爺爺，時任橋頭大隊負責人。兩棵大榕樹的栽種年份，正是兒子林頌鎧、孫子林的熹出生次年，想必是借榕樹蓬勃的生機，祈願家族興旺發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論榕樹：它枝繁葉茂，蒼勁挺拔，蔭澤後人，造福一方，在調節氣候、綠化環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又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多麼貧瘠的土地，乃至亂石破崖，它都能破土而出，盤根錯節，傲首雲天……

　作者簡介

　木木，文史學者、專欄作家。北京大學博士，研究員。曾赴歐美多國遊學，出版論著、隨筆、遊記多部。在巴山蜀水間生活了24年，旅居北京、香港各16年，現供職於深圳。主要著作有《藏在地名裏的香港》《深圳十峰》《緣於行走》《文明之約》《走出荊棘林》《熱話題與冷思考》《激進溫和還是僭越》《恩格斯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