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2016年5月30日，習近平主席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重要方式和途徑之一是，編制和實施五年規劃（計劃）。2020年8月24日，習主席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從1953年開始，我國已經編制實施了13個五年規劃（計劃），其中改革開放以來編制實施8個，有力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綜合國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實踐証明，中長期發展規劃既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國已編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我們對國家的制度優勢和執政黨治國理政的能力，較以往70多年更自信。不僅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一系列成就給了充分證明，而且美國官方和學術界人士不得不公開承認中國的體制優勢。

　認證中國長遠戰略實力

　最近事例是，2025年9月25日美國陸軍部長丹尼爾·P·德里斯科爾（Daniel P. Driscoll）接受《肖恩·里安秀》（Shawn Ryan Show）採訪時稱，中國是美國目前最大威脅；「幾十年來，他們的經濟一直蓬勃發展。他們製造和輸出目前可能還不是戰爭工具，但可以大規模轉化為戰爭工具的東西的能力相當驚人。他們的創新力、他們培養的博士數量以及他們作為一個國家獲得的專利數量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如果你看看他們着眼長遠、容忍短期痛苦的作風，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是我們體制的弱點，因為我們無法很好地着眼於長遠發展。我們的政府體制迫使我們大多數時候只考慮短期利益。這恰恰帶來了一系列不同的優勢。」

　雖然德里斯科爾是以不友好的口脗評論中國體制所內生的長遠規劃能力，但是，他不得不承認，美國體制的弱點導致美國政府無法着眼長遠發展。

　美國學術界的最新事例是，8月19日美國《外交》網發表發表胡佛研究所研究員王旦(Dan Wang)和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經濟學客座教授亞瑟·克羅伯（Arthur Kroeber）合撰的《真實的中國模式》(The Real China Model)。文章稱，10年前，北京公布「中國製造2025」，引領中國未來產業發展。該計劃確定10個投資領域，包括能源、半導體、工業自動化和高科技材料，旨在升級中國在這些及其他領域的製造業，減少中國對進口和外國公司的依賴，並提高中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總體目標是將中國轉變為技術領導者，並將中國的全國冠軍公司轉變為全球領先企業。中國這些努力取得巨大成功。盡管美西方仍有不少人懷疑中國模式，但若認為中國模式的缺點足以破壞中國的技術發展則是嚴重錯誤。兩位作者稱，北京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成功，不僅因為規劃者選擇了正確的產業並給予補貼，而且因為中國建立了成為有彈性的技術強國所需要的深厚基礎設施。

　王旦和亞瑟·克羅伯稱，中國模式之所以奏效，是因為中國政策制定者在很多事情上做對了，為中國企業家提供了成功的條件。中國模式成功的時間越長，美國及其盟國就越會在能源、製造業甚至人工智能領域面對中國公司的壓力而「去工業化」。美國若欲有效競爭，則其政策制定者必須花更少時間擔心如何削弱對手，而用更多時間弄清楚如何使本國成為最好、最有活力的自己。

　基於頑固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成見，無論特朗普政府的陸軍部長德里斯科爾還是美國學術界的兩位學者王旦和亞瑟·克羅伯，都不可能不攻擊或批評中國。但是，面對無可否認的事實，前者承認中國的體制優勢和基於體制優勢的長遠規劃能力；後者進一步指出中國體制優勢在制訂和實施產業政策以及建立深厚的基礎設施方面的成功。概言之，美國政界和學術界這一類聲音，客觀上在替我們講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