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是他最珍視的精神典籍，被其譽為「僅次於《聖經》的人類偉大文本」。

　而李白，則是他跨越時空的知己。他驚嘆這位唐代詩人竟有 着「歐洲現代派詩人」的氣質，迷戀其「無盡的能量和流浪的心性」，直言其為「創世紀的詩人」 。  

　他在與家人用餐時都使用中國的筷子。

　他痴迷於中國文化。他就是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作家克勞斯瑙霍爾考伊·拉斯洛。

余澤民與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瑞典文學院在北京時間10月9日晚7時宣佈，71歲的匈牙利作家克勞斯瑙霍爾考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另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獲得了202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位匈牙利作家宛若一顆明星，以其獨特的光芒照亮了當代文學的世界。然而，鮮有人知的是，拉斯洛不僅是國際文壇公認的文學巨匠，更是一位在東方文化土壤中深耕的「精神旅人」，而將這位匈牙利作家與中國文化緊密相連的，是一段跨越三十年的友誼。這段始於偶然的情誼，不僅重塑了一個人的人生軌跡，更在中匈文學交流史上留下了溫暖的印記。

1994年3月，拉斯洛與余澤民初識合影

　隔窗望見的東方

　1993年春，匈牙利南部小城賽格德的一場普通聚會，成為這段友誼的起點。當時剛到匈牙利不久的余澤民回憶起那個春日：「我是1991年10月底到的匈牙利，1993年4月份在一個匈牙利朋友家見到了拉斯洛。那會兒我剛到匈牙利一年，還不會說匈語。」而剛剛結束首次中國之行的拉斯洛，正沉浸在東方文化帶來的震撼與興奮中。

　「我是他認識的第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所以我們很快就由生疏變得熟絡起來。」余澤民告訴記者，雖然此前拉斯洛也以記者的身份到訪過中國，但由於是行程固定的官方邀請，讓拉斯洛感覺自己「像是隔着一層毛玻璃看中國」，始終保持着距離感。而余澤民的出現，讓那個遙遠而神秘的文化突然變得真切可觸。當晚，拉斯洛做出了一個頗具戲劇性的決定——他將這位剛認識的中國朋友從聚會中「借走」，驅車兩百多公里，回到自己隱居的山間小屋。

　在那遠離塵囂的山居七日裏，「中國」成為他們兩個人唯一的話題。「天天的話題基本上就是『中國』，因為別的話題我也說不太好。」余澤民回憶道，那時拉斯洛最熱衷談論的，是那位與他神交已久的詩人——李白。有趣的是，余澤民當時「還能憑着記憶背那麼幾首李白最廣為流傳的詩」，這讓他們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

1998年拉斯洛與余澤民在三峽大壩

　文化接力的火種

　拉斯洛對李白的迷戀，早在認識余澤民之前就已深植心底。拉斯洛非常喜歡李白，他喜歡李白的豪放，他喜歡李白的斗酒詩百篇，他從李白的詩中，看到李白對人生，對生活，對分離，對朋友的態度，他更喜歡李白的律動，李白無盡的能量，以及李白流浪的心。當然，拉斯洛只能在優秀譯文的基礎上揣測李白的詩歌，他將揣測的結果告訴余澤民。

　這是一場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匈牙利文化接力。「早在20世紀上半葉，匈牙利文豪科斯托拉尼·德若就在1937年出版了一本《中國與日本詩歌選》，其中就包括李白的詩。這本譯詩集如同一顆種子，影響了好幾代匈牙利文人。」余澤民說道。

　隨後，這顆種子在詩人馬洛伊·山多爾心中生根發芽。余澤民特別提到：「他在二戰最殘酷的時期，在布達佩斯圍城戰的炮火中，寫下了長詩《無限的靈魂》。詩的第一段就說『我以老子的口吻向人類講話』。他將老子的思想置於一切宗教之上，視為人類應遵循的自然之道。」戰後，山多爾持續翻譯了包括《詩經》《楚辭》《道德經》等中國古典文獻。

　而拉斯洛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滋養中成長起來的。「他還沒去過中國時，就已經迷上了東方這個迷人的國度。他家裏搜集了各種語言的關於中國的書籍，夢想着能去中國訪問一次。」余澤民表示，拉斯洛這種對理想化中國的嚮往，使他在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之前，就已構建了一個精神上的「文化理想國」。

拉斯洛在北京余澤民媽媽家涮火鍋

　一箸一味的情誼

　文化的交流不止於言語，更在於日常生活的點滴。早在認識余澤民之前，拉斯洛就已將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融入生活細節。從中國回去後，他帶回許多筷子，並向家人宣佈：「從今天開始，咱們吃飯就用中國的筷子。」這個決定帶着天真的儀式感，仿佛通過使用這種古老餐具，就能更靠近那個令他神往的文明。

　在物流不似今日便利的20世紀90年代初，匈牙利山區的中國調料難得一見。「1993年那會兒連調料都買不到，沒有物流，而且他住在山上。當時只能買到匈牙利的一些調料，但可以買到日本醬油。」余澤民回憶起當年，話語中滿是懷念，而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我的第一道中國菜——炒土豆絲，卻讓拉斯洛連讚美味，驚喜不已。

　「匈牙利人把土豆當主食，從不切成絲醋熘，拉斯洛從來沒見過把土豆切絲炒制的做法，但他嘗了後卻特別喜歡。」余澤民笑道。從此，中餐成為他們友誼的獨特紐帶，拉斯洛也經常邀請余澤民到家中，借着朋友聚會的時機，請他展示中國的廚藝。正是在這些瀰漫着食物香氣的聚會上，余澤民不經意間結識了後來獲諾貝爾獎的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等文壇大家。「那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只是一個做飯的『中國醫生』。」余澤民謙遜地回憶道。

余澤民為拉斯洛烹飪中餐

　沿着詩仙的足跡

　時間來到1998年，一個難得的機會讓這段友誼得以在中國土地上延續。拉斯洛獲得一個國際新聞基金的資助，計劃沿着一位文化名人的足跡旅行寫作。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李白，余澤民則作為翻譯和助手全程陪同。

　他們的足跡遍佈北京、武漢、成都、重慶、紹興、南京、杭州、西安、洛陽、泰安、曲阜、大同、太原……拉斯洛執拗地避開官方路線，用錄音機記錄下14盤磁帶、近14個小時的素材，只為捕捉「最『中國』的聲音」。「他一路採訪路人、僧人、道士、學者，還有通過朋友介紹的文化人。在泰山的時候，他還找到一個搞當地民族志的人去聊天，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余澤民回憶道。

　在西安華清池，拉斯洛基於對李白浪漫氣質的理解，提出了一個讓余澤民忍俊不禁的問題——「李白有沒有喜歡過楊貴妃？」這個天真的提問，流露出他對中國文化獨特的理解方式。余澤民解釋說：「他不會去查考資料，只是基於詩歌產生的浪漫想像，他覺得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問題。」

　這次深度旅行不僅催生了拉斯洛的中國題材著作《天空下的毀滅與哀愁》，更讓余澤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作家的創作過程。「我知道他有什麼素材，就像知道他有什麼菜品的食材，但我好奇他會做出什麼樣的飯菜。」這種好奇心，最終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1988年余澤民（右一）在北大醫院臨床實習

　從醫生到譯者的轉身

　余澤民的人生原本與文學相去甚遠。「我最早是1989年從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的，現在是北京大學的醫學部，我學的是臨床，學了6年臨床，本來是要去做醫生的。」余澤民告訴記者，之後他又考入中國音樂學院攻讀藝術心理學。出國，用他的話說只是「年輕氣盛，想闖一闖」。然而，與拉斯洛的友誼，特別是1998年那趟中國之行，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

　「回來之後，我開始硬着頭皮讀他的小說，搬着字典一句句翻譯。」余澤民說。「我喜歡上了那種語言——細密、綿長，像電影的慢鏡頭。」回想起初讀拉斯洛作品時的感受，余澤民表示，拉斯洛的語言是一個長句，非常細密，像迷宮一樣非常複雜，書中的表述方式就是像電影裏的慢鏡頭，緩緩推進，細節到連牆皮上的每個剝脫的形狀，都特別仔細的記錄下來。

　從翻譯起步，余澤民漸漸走上了寫作之路。他坦言：「我1999年開始翻譯，2000年就開始寫小說了。」如今，他已成為中匈文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譯者與作家，並翻譯了包括凱爾泰斯、拉斯洛在內的多位匈牙利重要作家的作品。

　如今，余澤民正在撰寫一本關於他與拉斯洛友誼的書籍。他說，這是一個「小小的閉環」——從凱爾泰斯開始他的翻譯之路，到拉斯洛成為他文學生命的引路人。而在拉斯洛的文學世界裏，中國文化的印記始終清晰可見。

　余澤民特別指出拉斯洛作品中的東方哲思，「實際上他感興趣的不是現實中的中國，而是精神層面上的中國，所以在他的作品裏頭也有體現。」比如說他有一部長篇小說叫《反抗的憂鬱》，後來拍成了電影《鯨魚馬戲團》。在書中，拉斯洛設計的主角，是一位音樂家，也是音樂學校的校長，這位校長在書中經常有大段的冥想，對於音樂理論的一些知識，有一次甚至提到了明代的一位中國的音樂家叫朱載堉，並在書中解釋了朱載堉的理論思想。

　這段始於醋熘土豆絲、李白詩和沒有目的地的旅行的友誼，不僅連接了兩個靈魂，更在兩種文化之間架起了一座無形的橋樑。「他是我文學之路的貴人，而我們之間的友誼，是從一盤炒土豆絲、一首李白的詩、一趟沒有目的地的旅行開始的。」余澤民說道。如今，這段跨越大半個地球的友誼，至今仍在書寫着新的篇章。

　拉斯洛與中國的文化共鳴

　克勞斯瑙霍爾考伊·拉斯洛從未將中國視作遙遠的異域，這位多瑙河畔的諾獎得主，以兩次中國行的足跡為筆，在北京、武漢、成都、重慶、紹興、南京、杭州、西安、洛陽、泰安、曲阜、大同、太原等十三座城市的文脈中，寫下東西方文明對話的詩篇。他的中文名「好丘」藏着對孔夫子的敬意，而《只有漫天星辰的天空》《天下的毀滅與憂愁》等作品，則滿是十三城贈予他的精神印記。

　北京是這場文化之旅的起點，故宮的紅牆接住他好奇的目光，胡同里的炊煙與余澤民母親的飯菜香交織，化作《奶奶》一文中溫暖的日常，讓他讀懂「家」的東方意蘊。向西行至大同，雲岡石窟的佛像沉默佇立，他在筆記中寫下「石質的微笑里藏着跨越千年的安寧」，將這份莊嚴融入對信仰的思索。隔壁太原的晉祠，周柏的虬枝如書法筆觸，與他筆下纏繞的長句相映，暗合「道生萬物」的哲思。

　西安的兵馬俑陣列喚醒了歷史的厚重，他撫摸陶俑的紋路，仿佛觸到李白「秦王掃六合」的豪情，這份震撼化作文字中磅礴的氣場 。洛陽的龍門石窟前，他對着盧舍那大佛輕聲吟誦「清水出芙蓉」，石窟的光影在稿紙上流轉，成了敘事中循環的韻律。泰安泰山之巔，雲海漫過石階，他默念「天門一長嘯」，山風便把李白的狂放吹進他的長句里。曲阜孔廟的古柏輕搖枝葉，仿佛在回應他「好丘」之名的敬意，殿內的編鐘聲里，他聽見儒家文脈的悠長。

　長江流域的城市藏着他對李白的追尋。成都的浣花溪邊，他追問路人「你認識李白嗎」，茶館的茶香與詩魂交融，讓他讀懂「花間一壺酒」的悠然。重慶的江霧中，他乘舟穿過三峽，濤聲應和着「兩岸猿聲啼不住」，江水的奔涌成了他文字中不息的能量。武漢黃鶴樓上，他與余澤民共誦「唯見長江天際流」，樓影入水，也入了他的文稿，成了跨越時空的意象。

　江南的溫婉則浸潤了他的哲思。南京靈谷寺的殘垣在他筆下嘆息，「像小孩在黃昏的戰場上佇立」，道出現代化中傳統的孤寂。杭州西湖邊，遊船划過「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詩境，他卻在商鋪的喧囂中寫下「傳統在波光里隱現」的悵惘。紹興蘭亭的墨香牽引着他，曲水流觴的遺蹟讓他頓悟，文化的傳承恰如黃酒的醇厚，藏在日常肌理中。

　十三城的風穿過拉斯洛的書房，北京的煙火、大同的石佛、成都的詩魂，最終都織進他的文字。這位多瑙河畔的行者，以一生摯愛搭建橋樑，讓東方的智慧與西方的文學，在十三城的星光下完成了最溫柔的相擁。

香港商報記者採訪余澤民

　記者手記：多瑙河畔的老莊與詩仙

　1991年的中國之行，如一束穿越千年的光，照亮了克勞斯瑙霍爾考伊·拉斯洛的精神世界。這位後來的諾獎得主自此稱中國為「世界上僅存的人文博物館」，布達佩斯的家中漸漸飄起中餐香氣，家人改用筷子進餐，京劇唱段與李白詩句常伴左右。他為自己取中文名「好丘」，既含「美麗山丘」之意，亦借「丘」字遙敬孔夫子，藏盡對中國文化的赤誠。

　《道德經》是他最珍視的精神典籍，被其譽為「僅次於《聖經》的人類偉大文本」。他讀過五十種德文譯本，在「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奧中尋找存在的答案，作品裏迷宮般的長句與循環敘事，恰如道家「周行不殆」的哲思在文字間流轉。那些纏繞的句式如太極拳般舒展，將老子的沉鬱智慧注入文學肌理，成為他獨特文風的隱秘底色。

香港商報記者與余澤民合影

　而李白，則是他跨越時空的知己。他驚嘆這位唐代詩人竟有着「歐洲現代派詩人」的氣質，迷戀其「無盡的能量和流浪的心性」，直言其為「創世紀的詩人」 。1998年，他帶着自製的李白足跡圖，與譯者余澤民遍歷十座城市：登泰山望雲海，過三峽憶猿啼，在黃鶴樓共誦「唯見長江天際流」，每到一處便用錄音機記下詩句，逢人便問「你認識李白嗎」 。那份狂熱甚至帶着天真——街頭採訪時，他會較真地追問「李白與楊貴妃是什麼關係」，仿佛要為千年知己釐清塵緣。

　當他的文字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殿堂迴響，那些磅礴長句里，既有《道德經》的深邃，又藏李白的疏狂。這位多瑙河畔的作家，以一生摯愛搭建起中匈文化的橋樑，讓東方智慧與西方文學在星空下完成了最溫柔的相擁。（記者 李映華  張迪）

    頂圖：余澤民和母親一起到訪拉斯洛在山中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