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康日前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記者　崔俊良攝　　

　　【香港商報網訊】記者齊曉彤 鄧建樂報道：“20年前的中國銀行業是什麼狀態?政府剛注資或剛處置完一批不良資產，銀行的領導們又開始急急忙忙地找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增資和處置不良資產，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二十年，彈指一揮間。時至今日，內地多家國有大型銀行業成功擺脫當年技術性破產的窘境，先后來港上市，同台競技，市值雄踞國際同業領先地位。追尋內地銀行業涅盤重生的發端起源，跳入記者眼帘的無疑是當年震動香江甚至全球資本界的標志性事件：中銀香港上市。

　　14家機構重組、近萬億資產整合、13000多港人匯聚中銀香港麾下、358個營業網點統一翻牌、收回注銷十家銀行牌照，總理、副總理的多次批示、北京最高法院破天荒首發商業公告，這一系列史無前例、復雜度極高的大變革，其中最重要的操刀者正是現居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中銀監)主席劉明康，近日他接受本報獨家專訪，重溫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　　

　　初識香江：繁華勝倫敦 包容多元

　　已是古稀之年的劉明康現身約訪地點時神采奕奕，面容慈祥，笑容陽光，步伐輕快。訪談剛開始，劉明康就謝絕了攝影記者全程抓拍的好意，希望專注于連貫表達及答疑，偶爾會拿出隨身攜带的小本子，核對信息。

　　談到與香港的緣分，劉明康的記憶或許能勾起許多老一輩港人的共鳴：“初次到香港是1985年的秋天，我參加了中國銀行總行的工作組，參與我國第一座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的對英、對法進口設備的財務談判，並事先完成中方(廣東核電工業總公司)同香港中電的合資合作談判。那時從倫敦過境香港去深圳大亞灣，代表中國銀行參加中法合作財務談判，飛機緩緩降落啟德機場，看到港島的新樓鱗次櫛比，機場人氣興旺，沿途車水馬龍，感覺比老舊的倫敦還要繁華。”

　　“那個時節應該是十月初，坐火車經過九龍和新界，我看到沿線有些村寨慶祝國慶節，插滿了五星紅旗。港英統治的地方看到此景象印象特別深。”文化多元、平和包容，這一幕三十多年前的場景，仍清晰閃現在劉明康的眼前。

　　從那之后十幾年間，劉明康短暫出差香港的次數漸漸增多，直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劉明康職業生涯中迎來重要轉折，與香港結緣愈發深厚。

　　受命駐港： 啟動中銀重組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7月2日亞洲金融危機爆發。

　　1998年3月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劉明康，在亞洲金融危機肆虐席卷香港、港府展開香港保衛戰最艱難的時期，參與到許多風險管控的工作中來，包括同香港金管局時任領導沈聯濤先生、時任美國副財長lawrence Summers合作以應對日元大幅貶值的談判工作。

　　1999年7月，光大集團曝出朱小華事件，劉明康被委派出任光大集團董事長，同時接手光大集團在港三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及控股的申銀萬國證券公司。劉明康開始長駐香港，用近一年的時間，開始了收縮、重組光大集團原有的近七十多個子公司的工作，專注內地和境外金融核心產業，明確了日后光大集團金控發展戰略。

　　駐港不足半年，天降重任于斯人。

　　2000年初，劉明康同時被任命為中國銀行董事長、行長，集多個要職于一身的劉明康承擔起更加重要的歷史使命：依照時任朱鎔基總理的指示，以香港為試驗場，以中銀重組為起點，開啟中國銀行業市場化改革的崭新一頁，即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正式啟動中國銀行在港多家子分行的全面重組。

　　“中國銀行旗下有7家子行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成立的內陸銀行的在港分支機構，分別是廣東省銀行、新華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國華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和鹽業銀行，解放以后，這些銀行的內地總行虛化，統一歸集在中國銀行總行管理。另外香港地區注冊的還有中國銀行的香港分行以及華僑商業銀行、寶生銀行和知名華僑陳嘉庚創辦的集友銀行、莊世平的南洋商業銀行。

　　“這13家子、分行各自實力微弱，主要服務內地窗口公司，無法與匯豐和渣打進行正面競爭，甚至連恒生銀行都競爭不過，客戶雷同，同質化競爭嚴重，股東背景相同，這種局面必須改變。”

　　香港金管局對商業主體自行提出的重組一般不干預，當時金管局局長任志剛對中銀重組的方案樂見其成，認為這是一個偉大的構想，對中國銀行總行的魄力表示驚歎，這次重組從規模和復雜程度上來看，史無前例。

　　減少內耗，統一品牌，降低成本，提升經營效率這些資產層面的運作，在劉明康心中，僅僅是一盤大棋的開局。在香港這個完全市場化的地區，中銀重組沒有退路，必須擺脫以往財政部出納的附屬角色，真正獨立走向市場，再也不可能回到核銷壞賬的老路，中銀重組必須做到清晰產權、增強市場競爭力，此役成敗，關系后續重構銀行股權、完善公司治理、上市能否順利推進，更關乎中國銀行業自上而下改革發端香港的初始試驗能否成功。 

　　驚動北京最高法院： 中銀香港誕生

　　劉明康透露，中銀香港重組得到了京港兩地法律界高度配合，雙方始終按照國際最佳實踐原則，按照香港上市公司上市規則的公司治理框架，以實行市場主導和董事會管理為目標。時任總理朱鎔基和時任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總理溫家寶對于中銀集團重組給予親切指導並全力支持，聽取了多次匯報，批復了多次書面匯報。

　　中銀重組后多家子銀行名號隨之消亡，原有的資產、負債、客戶關系需要全部移交。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開會研究討論了中國銀行的要求以及相關律师文件，專門出具公告，並預留了公告通知期。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首次用公告的形式通知了所有海內外的債權債務人，這一做法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見到的。

　　“實際上當時重組的機構多達14家，除了多家銀行，還有一個機構名字叫港澳管理處，這是香港回歸前中國銀行系統內部遺留的一個行政管理部門，考慮到香港、澳門回歸后分屬不同的行政特區、不同的貨币區，因此，我們撤銷了原港澳管理處，澳門管理處的職能分離出來回歸澳門，后來變身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重組涉及1萬億港币的資產，幾乎佔據了中銀集團資產的一半，也是交通銀行當時總資產的近兩倍，理清14家機構的債權、債務和客戶關系，是非常紛繁復雜的工作。2001年10月，經過一年又10個月的准備，通過香港立法的形式，10家香港中銀集團子分機構(香港管理處、中國銀行香港分行、7家在內地成立的子行和華僑商業銀行)所有的客戶關系、資產和負債一同並入了寶生銀行，寶生銀行又隨即更名為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新生的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擁有13000多員工、358個營業網點，七千多億港元的資產，輕松超越了恒生銀行和渣打銀行的香港地區資產額，網點數量也超越了匯豐銀行。中資銀行的員工從此在香港揚眉吐氣，中銀香港采取國際會計標准處理賬目，日后與匯豐、渣打並列為香港三大發鈔行之一。

　　劉明康笑着說“以往機構都是搶着去金管局申請銀行牌照，我們則向金管局交回了10家銀行牌照，這是非常罕見的。由于集友銀行創辦人陳嘉庚的后人和南洋商業銀行創辦者莊世平有其他考慮的緣故，這兩家銀行的品牌被保留下來，並繼續作為中國銀行大家庭的重要成員獨立存在。

　　劉明康從中國銀監會主席的位置退下來后，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學者，閑暇時亦拿起畫筆。圖為他2013年的寫生作品《香港中文大學》。　　

　　籌備上市：良好透明的公司治理是關鍵 

　　“走向市場的中銀香港，今后再出現問題，錢不夠了，不能再躺在政府身上，需要剝離壞賬就找財政部，而是要自己想辦法，面向市場找錢，通過發債、發股、增資擴股的方式說服投資者，接受市場的考驗。今后如何讓大家相信你，從口袋中掏出真金白銀來支持你，要看管理層的真本事。不能把業績搞得一塌糊塗、更不能玩弄投資者。”

　　“銀行業也是高風險行業，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對稱性，銀行玩的不是自己的錢，存戶和中小投資人把錢給了銀行，頂多一年開一兩次會，這些錢去哪兒了，風險如何，並不了解。這種高風險具有外溢性，一旦風險暴露，給整個社會造成的震蕩很大。另一方面，無數次的金融危機證明，如果缺乏有效機制，全世界銀行業的從業人員容易犯錯誤，容易記憶力很短，所以一定要有好的董事會和管理層來解決更加深層次的人的問題，建立良好的公司信用文化，實實在在完成公司治理的突破。重組以及管理框架的調整說到底是表面文章，這些工作只是為公司治理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並不能自動形成良好完善的公司治理。”

　　劉明康具體解釋了金融行業公司治理的五大內涵，首先要有清晰的股權、管理權的分工與合作;其次要有良好的信用文化建設，確保資金安全，這非常重要;第三，議事與決策的程序必須科學、透明，要通過公司章程公布于眾;第四，加強透明度的建設，不管一件事情是好是壞，信息披露必須要透明，接受內外部監督;最后是人才的培養。

　　劉明康明白，中銀香港上市是背水一戰。籌備上市期間，劉明康將眼光更多投向人才濟濟的香港。正式要從更深層面改造國有銀行的文化基因，為良好的公司治理奠定長久堅實的基礎，劉明康決定引進國際一流的專才，倚重這些人才豐富長久的從業經驗、全面的知識結構、良好的職業操守，充實董事會。

　　聘請外部專才 完善激勵約束機制

　　四位國際金融界的佼佼者被劉明康聘請擔任中銀香港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花旗集團副董事長賈培源、利豐集團董事長馮國經、美國新橋投資董事總經理單偉建和董建華的弟弟東方海外主席董建成，原香港證監會主席梁定邦被聘請為高級顧問，楊志威原本是香港證監會、光大集團的法律顧問，也被挖來就職中銀香港的董事會秘書。

　　說起楊志威，劉明康特別強調“董事會秘書這個職務是上市公司治理框架中很重要的角色，是高級管理人員。”

　　光大集團朱小華事件引發了劉明康對內地派港人員管理的深層思考，按照以往制度，外派人員在港拿到的名義工資全部上繳總行，外派人員所在機構負責其基本生活保證，如吃飯、住宿等。如此難以對其進行有效的激勵約束。上市后的中銀香港需要按照市場化的要求，鼓勵所有高管人員加入激烈的市場競爭，外派人員的工資水平合理提升，才有望形成良性的激勵約束機制。

　　劉明康透露中銀香港上市后，劉明康在一次報告中開玩笑說，請中國銀行的海外行各位同事不要“心生嫉妒”，因為總行沒有改制，兩邊機制不同。

　　2000年初，劉明康被任命為中國銀行董事長、行長，引領中銀開展市場化改革。資料圖片　　

　　港島沸騰：250萬申請表一日取空 

　　2002年7月7日，劉明康在港宣布即將公開招股，當時全球股市深幅下跌，金融形勢異常嚴峻。中銀香港管理層們分兵兩路，晝夜兼行，11天的路演跑了11個國家，拜訪了552家機構投資者。

　　劉明康負責新加坡、倫敦、波士頓等城市的路演，當時美國機構投資者中研究中國銀行業的分析員非常少，少數兩三個參會的年輕分析員，因質疑中國銀行的資產質量，提出一大堆尖銳的問題，口吻非常不客氣，劉明康作為一個大國的副部級官員，上萬億國有資產的代言人，與分析員溝通時態度平和，細致耐心，有問必答。在場的包銷商和部下看不下去，會后議論，劉明康坦然地說;“面對投資者，我們的心態和角色要徹底轉變，上市之后，投資者是股東，是我們的老板，他們的買賣行為決定我們的市場價值。”

　　7月15日，中銀香港在港開始招股，港人的熱情令中銀香港始料不及，他們印制的300萬張認購申請表，當天就被領走250多萬份，不得不馬上加印，一些地方甚至排起了近百米的長隊。最后，中銀香港整體認購超額7.5倍，其中機構投資者超額認購4.5倍，香港零售部分超額認購達26.5倍。尤其是在日本資本市場推出的非上市公開招股大獲成功，認購總額超過29億美元，甚至超過了此次中銀香港的總籌資額。

　　2002年7月25日中銀香港在本港聯交所主板上市，開盤價8.5港元。董建華、梁振英、史美倫等政商界人士紛紛到場祝賀。這一天是劉明康非常開心的時刻。

　　功夫不負有心人，劉明康參與締造的中銀香港不僅開創了國有獨資銀行重組改制、登陸資本市場的先河，依靠良好透明的公司治理，相比后續摘帽的其他國有獨資銀行與港島外資銀行，中銀香港的開盤定價、多年穩定的股息分紅、市值增幅等多個指標長時期表現突出、遠超同業。 

　　中銀香港開創國有獨資銀行重組改制、登陸資本市場的先河。資料圖片

　　應對劉金寶事件：專業調查報告挽回市場信心

　　超額認購、定價高企就能反映中銀香港上市的成功嗎?劉明康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這些都是表面的輝煌，如何處理突發事件，才是衡量一家上市公司治理機制是否良好的試金石。那麼不靠政府、依靠自己挽回市場信心的關鍵何在?依靠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設。

　　劉金寶是中銀香港上市后的首位CEO，2003年5月因不利傳聞被突然調回總行，5月28日中銀發布公告免去劉金寶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及總裁職務，同一天上海商人周正毅被拘，中銀香港總計17.7億港元對周正毅的貸款中尚有7.4億港元未歸還，中銀香港股價隨即暴跌至7.55港币。

　　中銀香港的核心人物劉金寶調回總行卻並沒有升職，周正毅未歸還大額貸款的真實數字是多少?股價下跌反應的正是投資人的擔憂和疑慮。此時獨立董事和高級顧問組成的專責委員會發揮出重要作用，兩家外部會計师事務所畢馬威和第三方摩斯輪很快向金管局出具了貸款及風控程序審閱報告，梁定邦及時出面向公眾解釋，公開發布長達30頁的《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根據上述兩份審閱報告中不涉及公司機密的內容摘編而成，明確界定了劉金寶等人在風控環節的責任，成功地挽回了市場和投資者的信心。2003年12月，總行中國銀行配售中銀香港4.12%股份時，配售價已高達13.7港币。劉明康認為這件事充分證明了專責委員會的有效性，這份適度透明的專業調查報告令投資人普遍信服。

　　執掌中銀監：內銀涅盤重生

　　中銀香港重組的重大意義不僅在于香港中資銀行生態環境的改變，更在于其對內地銀行業改革的示范效應和前瞻性引領。劉明康表示：“香港工作的經歷給了我很大啟發，為日后擔任中銀監主席后掀起更大規模的、全面的、徹底的中國銀行業重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礎。香港為中國銀行業貢獻了寶貴的資本，其法制、透明的市場環境、求真務實的合作精神同樣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極大的貢獻，中銀香港重組上市成功使中國金融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2003年“兩會”之前，党中央、國務院已經正式籌措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就銀行業整體改革聽取了劉明康的匯報。

　　“當時，溫家寶副總理問我准備怎麼做?我向溫總理匯報了抓兩頭带中間的設想。大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分批重組、改制並上市，徹底卸下財政部和納稅人的包袱，農村金融服務薄弱的地區啟動信用社改革，配合農民做好農業的春種、秋種、收購和庫存。带中間則是指對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即城商行進行改造。這一方案得到了溫總理的首肯，我們首先從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建設銀行開始第一批試點，工商銀行隨后也加入進來。農業銀行的包袱最重，預留的時間最長，幸好趕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夕完成了。”

　　隨后幾年，全國所有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紛紛摘帽子成為上市公司，12家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也陸續走上了這條道路，300多家城商行通過撤銷、並購，走上市道路，通過發債、增資擴股等行為來接受市場考驗。目前很多內地城商行來港上市已經成為常態。

　　劉明康認為香港試點的成功只是個別案例的成功，整個行業的成功必須依賴良好的法規制度，中銀監在中銀香港成功試點的基礎上，專門立法，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建立了公司治理的相關法律制度，對董監高的職能法規化、制度化。

　　金管局IT手段先進 三位專家進京干三年

　　今天的信息時代，離開了數據的真實性和及時性，風險文化建設都是空談。劉明康在香港期間發現金管局對數據、IT建設非常重視，為了實現風險的盡早識別、評估和疏解，中銀監于2003年11月4日發起了1104科技工程。

　　“我向港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借調了3位專家，他們從2004年一直工作到2007年，在北京待了3年多，和我們共同完成了全套的銀行業監管數據中心建設，讓中銀監的數據統計手段起步時期就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而且中銀監只需管這三個人的住宿和吃飯，工資都是由金管局支付的。金管局對中銀監的支持是非常巨大!雙方的合作還有很多，重大事項都會事前商量，每個步驟都會通氣，傾聽對方的意見。每年的干部培訓、銀行從業人員培訓都有好多個班。”劉明康回憶到。

　　劉明康擔任中銀監主席后，高度重視境內外監管開放合作，並對香港金融市場監管的高效機制非常認同：“香港財政司牽頭，定期組織金管局、證監會和保監處以及聯交所進行交流及新產品審核，這種1带4的監管模式非常務實有效率，開會的時候討論的是真問題。監管的開放、合作和信息交流對搞好金融穩定非常重要，也是金融機構完善公司治理強大的外部動力。”

　　珍惜香港：中國的一塊寶地和福地

　　劉明康既掌管過銀行、證券、保險等各類金融業務，又歷任過福建副省長、央行副行長、其擔任九年中銀監主席期間，深知銀行業運行健康度既取決于制度化約束，更取決于監管部門的市場感知能力、多種現場檢查工作的專業化、精細化水平，九年間中國銀行業的發展穩健、秩序井然，飛單事件、銀行櫃台員工因理財違約“被臨聘”的事件極少出現。退休之后，劉明康作為本港乃至國際金融界最認可的資深管理大咖，經中央政府特別批准，接受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擔任研究員。

　　五年多的研究生涯中，他多次公開演講，增加香港學生、國際社會了解內地金融業發展的機會，並推出利率市場化、互聯網金融等多個專題的英文版研究報告，其工作也得到了香港業界人士的好評。

　　采訪結束前，劉明康感慨到：“香港是中國的一塊寶地和福地，回歸20年來我真心感歎鄧小平的魄力，使香港如期平穩地回歸、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發揮自己重大、獨特的作用。現在有些年輕人、從業人員不知道香港和祖國緊密良好的互動很重要，香港目前有困難，但港獨一定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