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香港老朋友張健生（上圖），我叫他“阿張”。他已經七十歲了，我們認識時，他剛好四十歲。彈指一揮間啊！
我們1987年認識于廣交會。生意沒做成一單，但友誼保持了三十年。6月15日，在鰂魚涌濱海街，我們約在他家樓下一家叫樂林的餐廳，吃小鍋米線。
所謂的小鍋米線，就是你叫一個米線底，然后再按興趣叫三四樣配料，肥牛、蘿卜、木耳……加加埋埋，好大的一碗，甜酸苦辣，什麼味都有。
我這個佬友，出生在粵東的揭西，小時候是講客家話的，后來跟爸媽進了大省城廣州，住的是中山四路的一棟三層半的小樓。1968年，阿張與弟妹先后到中山下鄉。挨了三年的苦后，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響應大潮流，開始偷渡。第一次從番禺十三涌搭小船到澳門外海的琪澳島，目標是香港。怎知道，小船被浪給打回來。
第二次，于1971年10月，從東莞常平出發，躲躲閃閃走了5晚6天，終于來到深圳的后海灣，結果被抓了回來，關到中山。2個月后，自己的大弟弟也從同樣的地方偷渡，豈料海正退潮，不慎溺斃。
1972年春，阿張第三次冒險，偷渡的地方依然是深圳的后海。這次，終于成功了。
“當時生活太苦，不后悔！”阿張說，就算把廣州的房子給了有關官員，有機會都要出來。
深圳有句口號叫做，來了就是深圳人。但這句話沒有當年的“來了就是香港人”實在。登岸后，阿張投奔了自己的大姐和姐夫，很快成了香港人。他也成了姐夫藥廠（做傷風素、止咳藥）的一員，但居無定所，就在工廠的辦公室席座而寢。一捱就是九年，姐夫的廠搬到哪里，他轉戰哪里。
1979年，阿張經常出差去馬來西亞婆羅洲的古晉去催貨款，認識了一些揭西河婆鎮的老鄉，怎知被極力推介一個南洋妹，兩人一年后成了夫妻，張把她娶來香港。
剛開始，兩人在姐夫工廠里開辟一個小單間作為婚房，但因為廠房不斷換址，夫妻房成了流動站。老丈人看不下去了，于是阿張從姐夫那里討來五萬元汗水錢，又得到老丈人七萬元的援助，1986年用兩筆錢交首期，在鰂魚涌買了一套45平方米面積的兩室一廳房。“當時的房子總價是203000港币，當時100塊港币大約折合人民币35元！”
現在（香港鰂魚涌）的這套房子值400萬（港币）！——阿張說。他家在廣州的三層半樓房，建築面積11平方，中山四樓拆遷的2001年，政府才給200萬。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的前一晚，我應邀到阿張家里喝酒，這是我拍下了上面這張阿張與其次兒的合影。當時他小兒十歲，現在30歲。
兒子都在做什麼？我關切兩個侄子。
一個35歲，一個30歲。都做酒店業，都還沒對象。兩個人還一直住在我們兩公婆的隔壁，上下床。
“他們都沒買新屋？”“現在的小年輕，手頭沒有四五百萬，怎麼付得起首期？哪像我們當時！”
言談中，阿張不像福建式的爺爺，不在乎兒子的婚況，也沒有當爺爺的沖動。一種兒孫自有兒孫福的淡然。廣東人在這方面上，想得比福建人輕松自在。
阿張的老婆，從小在馬來西亞出生，一直不懂寫中文，廣東話、英文講得非常流利。“一直在餐廳做，去年才沒做。”
阿張說，自己來香港四十幾年，雖然沒賺到大錢，但馬馬虎虎總算過得去。賺了休閑。這天下午，本來他約我三點見面的，但因為打麻將耽誤了時間，到了六點半才碰上頭。
雖然相比回歸那天的相貌，阿張頭發變得稀疏且多了點白發，但總體精神面貌沒有多少改變，走路一如二十年前那樣矯健，沒有半點古稀老人的老態。
賺多賺少是小事，命長命短是大事。阿張說，他的一個銀行的朋友說，到了世界那麼多地方，發現香港的醫保體系最好，“想死都沒有機會”。他舉個例子，前不久腳痛，被懷疑是通風，救護車一來，馬上被送進去住院。住了三天，才三百多塊。
他說這話時，我想起我在街上拍的一張標語——發對急診室加價。“即便是急診室加價到180塊，也沒多少。”在阿張的言談中，他對香港人病得起感到幸福。阿張有小小的心脏病，“但我每年都回去檢查，一不舒服就掛急診就看醫生。說，如果在心脏安支架，按理說必須自己掏錢，但也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助，社工會來跟你談申請事宜。
回歸二十年，阿張說，中國越來越強大。他不信有人有能力推動港獨，也不可能得逞，首先香港沒有資源，“就說水吧，一旦深圳掐斷了，你就死了！”這些人就是有不滿情緒，能有什麼本事獨？政府不要怕！
我希望阿張與其次子，再拍一張合影，這樣有了直觀的對照。但阿張似有危難。盡管他家是我熟悉的場地，記得2004年我在香港搭早晨的去歐洲的班機，還在他家借過宿。這晚兵臨城下，我最后還是沒有被要求上去坐坐，也許有什麼不便。其實我也跟他交待，吃完飯，坐一會兒我回賓館去做愛做的事了。各有各的不便。
真正的君子之交，是不苛求，不強迫，不超越，不黏人。我在想，我與阿張的佬友之情能維持30年，最主要是沒有利益來往。所以，實現了淡如水的境界。
明早喝早茶！
再說，起來后八點半定。
得！
作者：卓越兄
